同行诸友(半师半农)
      
        人一进入知天命的年龄,已是黄金时代的大半生了。所谓黄金时代,就是体现
      人生价值,用服务社会来衡量的吧。这样算来,我于1999年1 月1 日起,正式履行
      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回顾一生中我做过的工作,发过热,少有光点,离灿烂的金色相去甚远。但是,
      我还是乐于回顾,我不想掩埋永不褪色的情谊,那是比黄金更为珍贵的“文物”。
      
        从1964年8 月1 日开始走向社会,我当过农民、夜校老师、打头的、计工员、
      会计、团总支书记、民办教师、农技员、气象员、广播站记者、编辑、土地股长、
      办公室主任……还有许许多多的社会职务,算得上一个“杂家”了,只是杂而不专。
      
        从事的工作很“杂乱”,接触的同行却不杂乱,情谊的线条永远是那么的清晰,
      留下永恒的记忆。
      
        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农友”——当农民的、农民出身的、
      整天围着农民转的……浓浓的情感,汇聚着我们许多共同的经历阅历。这就像在一
      座山脉发源的河流,躯体中流淌着同一种血液,散发着同一种气味。无论何时何地,
      流向何处,聚在一起都能融合,而无泾渭分明之说。
      
        1970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挣的是工分,干的是教学工作,这就是那个年代
      的特色。虽然我对学校并不陌生,当过学生,但隔行如隔山,初次感到走进教室的
      门并不轻松。
      
        第一节课,我有些不知所云,无所适从。本来可以讲一堂课的内容,我只用了
      几分钟就讲完了。剩下来的时间我不知道如何打发,更不知道学生是否听懂了、掌
      握了,弄得我手足无措。这样的情形,对于半路出家的老师来说大概人人如此,邹
      和昌和我一模一样,他说的。
      
        邹和昌初中毕业,和我是一个大队的民办教师,他比我早到学校6 年。对于我
      而言,他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教师了。看他出入教室的一举一动,就知道他有丰
      富的教学经验,教学对他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我的“一颦一笑”他都看在眼里,
      并主动热心地和我交流,为我“传道、授业、解惑”,他知无不言,言之不尽,我
      受益匪浅。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快熟悉了教学规律,掌握了基本的教学方式方法,
      进而得心应手。这让我很感动,因为作为民办教师,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何况
      竞争又是那么的残酷。“船多碍路”,邹和昌偏偏要“修理”我这条“旧船”,不
      怕我和他“竞流”。
      
        1974年下学期,“教育改革”又深入了一步,各村都成立了“初中带帽”的学
      校。我教初中班,邹和昌也从原来教三四年级该教五年级了。五年级的四则运算很
      难教,他开始也是不得要领,有点手忙脚乱。
      
        四则运算,如果用一元一次方程,或是二元一次方程来解,那就易如反掌了。
      可是,五年级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学生没有方程的课程内容,只好用“笨法”来解
      题。很多不教五年级的老师,或者是初中的老师,对于四则运算都脑袋疼,让学生
      运用自如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我想,倘若老师对解方程很熟练,那么,逆向推理就
      是解四则运算的思路了。
      
        我把这个方法讲给了邹和昌,又帮他复习了方程的解法,遇到的难点便迎刃而
      解了。
      
        我们相互能如此坦诚,是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意,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1961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校友。那时的新民高中属于“一
      条龙”的模式,也叫“新民完中”,初中高中同校,我是高中一年,他是初中一年。
      那年,我和邹和昌一起入学,放假回家的时候而是同来同往,既是同学又是家乡,
      能不亲近吗?所以,我们交往交流从来都是开诚布公,从不考虑说话的尺度当与不
      当,想说就说,有话就说!
      
        随着高考的恢复,我们的孩子也在一天天地长大,关注孩子便成了我们的敏感
      话题。
      
        邹和昌比我小两岁,结婚比我早两年,所以我们的孩子大小差不多,他四个,
      我三个。孩子虽然多了点,但都是自己的骨肉,都希望他们多念几天书,个个成才,
      尤其是恢复高考后,心情更是急迫了。
      
        我到公社上班时,天天路过他家的门口,时不时就坐一会,顺便就谈论有关孩
      子的事儿。邹和昌总抑制不住望子成龙的情绪,发一通“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儿”之感慨。他也经常辅导孩子,就是缺乏耐心。可能是做教师的都这样吧,上班
      时是孩子,下班了还要管孩子,太单调了,太乏味了。他说,他尽量克制自己对孩
      子的情绪,但一不顺溜就发火,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他爱人对我说:“你可不
      知道,他在那边辅导孩子,我在这边直哆嗦。”我问为什么啊?她说,教几遍再不
      会,他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看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也许只有我的话他还能听进去。我便毫不客气地批评
      了他。
      
        还好,邹和昌对孩子的“热处理”总算冷却下来了,他的第二个孩子考上了中
      专。那时候的中专和重点高中几乎是同一个分数线,比现在考大学都难。
      
        对自己如何教育辅导孩子,邹和昌是“明理不明步”,道理很清楚,步伐就乱
      套了。他时常对我慨叹“枉为人父啊”,因为他的孩子只有一个升学的,心有不甘,
      但又无可奈何。尤其是他的大儿子,给他留下一个永久的遗憾,让他特别感到内疚,
      至今依然在农村生活着。
      
        记得在我参加他的大儿子的婚礼的时候,我曾劝慰他,也是忠告他:一个人应
      该甩掉阴影,不然就会被阴影拖倒;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只要有一颗上进的心
      (指他的孩子),坏事往往可以变成好事……他认为只有这样了。
      
        婚后,他的大儿子在他的鼓励指导下,做起了羊买卖,成了养羊大户,发了
      “洋财”。
      
        这孩子继承他父亲的很多,遗传,有其父必有其子了,邹和昌就是以吃苦耐劳
      著称。农村的老师,一半的身份是农民,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他后来转正了。家
      属有责任田,需要你勤劳为本,勤奋在先,起早贪黑挤时间来时弄地。再说了,老
      师的工资较低,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没有一点灰色的收入,就得靠养殖和种植填补
      入不敷出的家用,你想不吃苦行吗?农业投入的产出周期太长,需要你有更大的耐
      力和耐心,稍不留神,风雨雹霜、旱涝灾害就会造成颗粒无收。所以,农村的老师
      就是农民,个个都是苦做苦劳的能手行家。
      
        那时是单休日,星期天一到,无论是春夏秋冬,都要去很远的地方采集猪菜,
      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喂著啊。记得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还是一名老师……
      
        周六,我和邹和昌就约定好了,明天起早去沈阳瓦子窑捡干白菜帮子。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走出不远手脚就冻得猫咬似的,还有70里的路程
      等着我们来蹬自行车。晚上回来太阳已经落山了,往返180 华里,驼回3 大麻袋的
      猪菜,仅仅够猪吃上两个星期。
      
        他家的猪多,每个星期都要去很远的地方弄猪菜。要是遇上顶风雨雪天气,骑
      不了自行车就得推着走,后半夜才能到家。睡上半宿覚,第二天的教学又开始了。
      
        他的孩子读书没有什么起色,勤劳倒是谁也比不了的,这也是他的“财富”遗
      传。遗憾的是,他的孩子有钱了,手脚也大了。
      
        2006年夏天,已经在沈阳的邹和昌来看我,提起了他的大儿子,有些黯然。用
      他的话说,“他的屁股后头,总有一帮人跟着他……”他是大款了,借贷款有人找
      他,大事小情更有人找他,进出饭店酒店……结果被朋友骗了,别人的贷款由他来
      还,你是担保人嘛。
      
        我劝导他,孩子还年轻,吃一堑长一智吧,来日方长……
      
        我说了,农村的老师就是农民,辛苦是一辈子的事儿。现在好了,邹和昌再也
      不去弄猪菜了,也算享福了。但他待不住,在沈阳做了几年推销涂料的“买卖”,
      挣下十几万元,补贴了大儿子的亏空。不幸的是,自己得了轻微的脑血栓。但他依
      然不肯休息,非要请教我如何给学生辅导作文写作,所以他就来看我。我和盘托出,
      倾囊相助。后来他没有“任教”,语音有些不清了。
      
        在农村,难道就没有像城市一样清闲的老师吗?有,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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