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诸友（陈锡联事） 　　这位唯一清闲的老师叫曹国栋，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他是我们队里诸多下放 户中的一员，严格说，他是“五七战士”。 　　我们生产队的下放户都是沈阳来的，有七八户之多。有的是自愿下乡，考虑在 城里生活困难，在农村没有钱也能维持。有的是有历史问题被“遣送”过来的，是 接受改造，相当于古代的“流放”。有的是“响应”号召，走“五七”道路……李 德清属于人口多的“困难户”，回了他的家乡，左邻右舍都是一家子或是亲戚，相 互有个照应。 　　潘德舫，原沈阳第八医院的会计，老家江苏，地主成份。他夫人马杏春与他同 乡，旧社会是个标准的千金小姐，大家的闺秀。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是难以在 城里立足的，于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流放”到农村，也被农村的 专政机构列在黑名单里，实行监控，只是没有带上“四类分子”的帽子罢了。他们 的工资停发了，粮食关系也变成了农业户，不再到国家的粮食供应站买粮油了，由 国家职工蜕变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夫妻俩上了年岁，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只 好让他不到16岁的二儿子潘靖远给生产队放牛，人称牛倌。 　　另外两个孩子都比潘靖远小，去了学校念书，我教他们数学和物理化学。他们 的大儿子大女儿在沈阳工作，没有随他们一起“流放”，时常过来看望他们一家。 　　老潘的房前屋后也不能闲置，种些瓜果蔬菜之类，但他们不会管理，甚至分不 清社么是野草和韭菜。左邻右舍就帮着他们料理，就像教小孩子“过家家”玩，耐 心也细心。邻里们相处得很和谐，那时还没有“和谐”的口号，但农村人做到了。 后来，党的政策有了松动，潘德舫和马杏春都变为“五七战士”，腰杆直溜了，被 纳入“革命派”的队伍中来。我们住在前后院，南北只隔一条街，相互之间很友好， 常常谈论一些别人很“忌讳”的时事。他的大姑爷我们也熟悉，来潘家时我们也有 些交流，他说他不相信我就是个农民。他的大姑爷比我稍长几岁，是个微波通讯的 工程师，常到我们以东的七星山上的“微波接转站”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顺便就 来看看岳父岳母。70年代初没有卫星通讯，北京的电视节目就靠微波接转站来传递 信号，对于农民来说，神秘得很。有一次我问他的姑爷，设备的运转的能源是什么？ “能源”？让他吃惊不小，他觉得，一个农村人是怎么会说出“能源”这个词汇的？ 不可思议！于是间，他就把我看成是“不一般”的人物了。同时，我也触犯了他工 作的“秘密守则”。他悄声对我说，要我保密，说能源就是当地的电源，说出去怕 有人破坏。我笑了，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那么胆大妄为的狂徒。于是他才接着说， 除了当地的电源，他们自己有发电的设施，就隐藏在某某山洞里……说过，我也惊 愕了，或叫害怕。万一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就是第一嫌疑人。 　　再后来，他们一家和曹国栋先后回了沈阳，毛主席的“五七”道路走到了终点。 事后，我去过几次沈阳，每次都要看望他们。他们老了，过上了清闲的生活，但我 想，农村的那段生活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也会不断的闪回。 　　董魁，沈阳某纺织厂厂长，因涉及共同犯罪也被遣送下乡。他也是解放前这里 的老住户，但“流放”不同于衣锦还乡，很是郁闷。后来虽然经过数次上访，甚至 找到了东北局的宋任穷，企求平反，无奈犯罪事实清楚，只好作罢。现在依然生活 在德盛堡村，年事已高，无所事事了。厂长，对于农民来说那可是个大官了，都觉 得他有两套。在生产队群龙无首的混乱时期，他被推为队长，结果让他手忙脚乱， 令人大失所望。他慨叹：就是皇上来了，想领导好农民也未必能行啊！ 　　董魁有五男二女，9 口之家挤在不到20平米的三间土草房内。看看晚上睡觉的 炕，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人头。狭小的房屋俨然是一个特色的囚笼，捆住了他们生 活的双手，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那年的五一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家给农民每个人2 斤白面。就得说是 “给”，虽然是拿自家的玉米来换，还得找差价，不给你到哪去吃面粉啊！也就是 说给你指标，“给”就就是一种恩惠，包括“四类分子”所有的农民。 　　那时我是会计，负责收取粗粮换细粮的玉米和钱款。多数人家都按时把钱粮交 到了生产队，就差董魁一家，求人捎信催了几次也无动于衷，我只好亲自登门。 　　五一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家早就没有一粒粮食了，钱就更不用说了。 　　本着让家家户户过好五一节的政治原则，也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策性很强的 政治任务，他家的粮食暂时有生产队的马料里出，秋后再从口粮里扣除。钱怎么办？ 生产队也没有，只好由我垫付了。 　　直到实行了责任制，董魁一家艰苦的日子才算熬到了头。 　　全公社一共有多少名“五七”战士，我不太清除，但至少也得有200 多人吧。 其中除了来自沈阳的占大多数，也有省内其他市区的，“下放”到团山子大队的郭 洪文和妻子隋长兰（音）就是大连市的。郭洪文是大连市财经学院的党委书记，在 “五七”战士中级别最高了，她爱人也是一位“高官”。我所以对他们很熟悉，因 为我是他们两个男孩的初中老师。两个孩子一大一小，却在一个班级里念书，是走 “五七道路”耽误了大孩子读书的时间。 　　郭洪文是全公社“五七”战士的头，他所以选择团山子落脚，因为那里是他的 老家。很多人都是这样选择的，投亲靠友，似乎天经地义。他们就的这样做心里踏 实，人不亲土亲，谁晓得社会形势会有什么变故，农村的亲亲故故是最可靠，也是 最后的一层保护伞。 　　郭洪文名气不小，所以陈锡联到我们那农村视察的时候就选择了团山子。陪同 陈锡联的是毛远新，他们的来到惊动了新民县的各位领导，前来拜谒的大小车辆趋 之若鹜，但都没有排上号，充当了警卫角色。听团山子目击人说，陈锡联毛远新和 郭洪文夫妇亲切握手，问寒问暖，还给了他们在座的每人一支香烟。隋长兰不会吸 烟，就留作纪念了。后来，这一事实得到他的两个孩子的证实。 　　我很钦佩陈锡联革命的经历与功绩，但后来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是他在“文革” 中的一道命令，造反派革了我的命，抄了我的家，吓哭了我的孩子。 　　那么，曹国栋被“流放”到我们生产队的背景是什么？ 　　曹国栋的爱人姓董，叫董淑兰。董淑兰就是我们这的人，娘家在西房号，离我 们这里仅仅2 华里。因为我们这紧靠沈法公路，交通相对方便，人也较熟就落户了。 　　曹国栋是河南郑州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某学校任教。因为他的家庭成 份是富农，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第一批走了“五七道路”。董淑兰倒 是根红苗正，是学校的校医，但受到了曹国栋的牵连，只好带着三个女孩一同当上 了“五七”战士。 　　刚来农村时，他们夫妻什么具体工作也没有，农民叫他们为“散仙”，或叫 “逍遥自在王”。按理说，他们是有任务的，任务就是“抓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你想，他们自己都是“阶级斗争”的受害者，甚至就是“阶级敌人”，让他们 去抓“阶级斗争”能抓得起来吗？所以，有时候为了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曹 国栋的工作就是给大家念念报纸，传达传达有关文件而已。 　　不久，有人对此清醒了，新的任务也来了。 　　-------- 　　流行小说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