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温文的上司（冒牌上司）　　又一次去曹家中学采访，有老师告诉我，王老师到新民市内上班了，家也搬去了。他执意离开这里，大概是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撩起他的辛酸与惆怅。　　至今我还在想：王老师真的有“问题”吗？即使有，会有那么严重吗？这样的 “问题”假如放到现在，还算是问题吗…… 　　在我受命于王老师领导的同时，还有一位上司在异地对我们这些民办教师施展着遥控。这位上司，就是于海庆老师。　　我们一些德盛堡大队的民办教师，工作、业务上听从二道房学校的领导，人事权、“经济权”掌握在本大队的手中。每年年末大队给我们多少工分也是大队一言九鼎。当然了，大队也要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才会定夺。　　听谁的意见？于海庆老师的意见十分重要，左右着大队的意见，却无视我们的意见。　　于海庆得说是我们的长辈了，公办老师，与家父同龄。他既不是校长也不是主任，是个“负责教师”，大队委派的，因为德盛堡小学太小，只有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公社不下派。　　在他的概念中，只有公办教师才是知识分子，民办教师就是拿笔杆子混饭的农民，他就是天然的统治我们的上司。　　“文化大革命”，于老师遭受严重的打击，造反派打得他几乎体无完肤。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人性”，他在乡亲们中，早就有“没人性”的雅号。不管他见到谁，谁都没见他笑过。用鼻子说话是他的特征，看别人的小脚是他的功能，向领导打小报告是他的家常便饭……于是乎，好多人早就想暴打他一顿，怎奈找不到借口。 “文革”来了，那些人终于在他身上找到了破绽，寻到一条“下蛆”的缝儿。　　解放前，于老师做过伪保甲的会计，虽然保长才够专政的资格，但他是保长的走狗，也该挨打。游斗他的时候正是盛夏酷暑，伤口上沾满了苍蝇，却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同情之感，没有一个人为他喊冤的，哪怕是在心中。　　那时候流行一句绕口令，叫做：“好人打好人哪该，好人打坏人真该，坏人打好人不该，坏人打坏人活该”。于老师挨打起码属于后一种。　　“文革”结束了，被专政的大多数人都成了“英雄”，不是领导的都得到了提拔，多年的老教师嘛，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人家是英雄，只有他还是“狗熊”，看在他那忠实于“主人”的份上，大队就封他为“负责教师”了，他就很“负责”了。　　说他是“狗熊”，众所公认。教了那么多年的书，到他退休了也不会5 、6 年级算术的四则运算，汉字读音分不清平舌翘舌。凡是一有统考，他教的课程和班级基本上回回倒数第一。在他的领导下，德盛堡小学的教学成果，只得到一个民谣的奖赏，倒是人人倒背如流—— 　　德盛堡，往后数，不是第六，就是第五。　　说他“负责”，众目睽睽。他专门负责收拾比他强的民办老师，让他们的经济收入永远保持在生产队九等人的水平上。因为你是农民，就不能高于农民，这就是他说服大队给我们工分的理论依据。　　其他大队的民办老师，每年的工分都是上等的，和打头的差不多。而我们只有人家的70% ，在全公社保持最低的水平。我们去大队理论，每每都是他出面答复，且振振有词。　　为了体现党对民办老师的温暖，国家每个月发给我们5 元钱的生活补助。那时的5 元钱了不得，很多生产队都是零分值。5 元钱可以买好多东西，我记得5 元钱够我们一家油盐酱醋的费用了。每到月初，都盼那5 元钱到手，早就有打算了。　　于老师压低我们的工分份额，把5 元钱打进年终的工分里，平衡了…… 　　他不讲理，和我们叫号：“不乐意干就回家！” 　　1972年，所有的大队几乎都有了初中班。我们几个属于德盛堡大队的民办老师也回到了德盛堡学校，不得不听从于老师的摆布。现在，人事权、经济权都归一统，人人心中焦虑，个个心情暗淡。　　于老师终归是于老师，德盛堡学校的编制一扩大，“草寇成不了大王”，于老师头顶上的“负责”2 字缩编了。　　到了新的学校，于老师很不适应和我们平起平坐，依然摆出公办老师就是民办教师的领导的架势，还是我行我素地去大队打小报告，说我们不听摆弄。　　果然，一天晚上大队的书记找我们这些小子辈开会。　　这书记不是别人，正是于老师的表弟李秀清。　　书记找我们开会的内容会是什么啊？思来想去，我们得出一个和于老师相反的结果。　　又是果然，李书记没有责难我们，鼓励我们好好干，工分的问题好解决，绝不会低于其他大队！　　他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于老师名声狼籍他彻底地领悟了，和他沆瀣一气等于向世人宣称他们是一丘之貉，此其一。其二，他的二女儿就要来学校上班了，优惠政策怎么也得有个提前量吧…… 　　于老师自讨没趣，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久就去了别的学校。　　新来的学校领导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家父，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干到离休为止。　　我不愿意和父亲在一个单位工作，刻意离开教育部门去公社上班做气象员，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也成了我有那么多上司的历史背景。　　-------- 　　流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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