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文的上司(难抑悲情)
      
        和厉害的上司相PK,教育圈内我的某些上司,可以用温文尔雅来评介,尤其是
      我初次接触到的教导主任,王驱虎老师,他是界内界外人士公认的好人。但是后来
      一提起他,无不为之扼腕唏嘘,遗憾之情无不溢于言表。
      
        在旧社会和刚解放时的农村,还是习惯把老师称为先生的,特别是上些年纪的
      人。“先生”,是不是“先知先觉”“先生一步”的本意我不知道,反正在百姓的
      心中,是知书达理满腹经纶的圣明贤达之士,王驱虎就是其中的一位。
      
        1970年9 月1 日,我当上了民办老师。那时的二道房学校,有好多的民办老师
      我都认识,公办老师没有几个,我也都熟悉,有的还是我的老师。丁钦忠、邹和昌、
      谢长柏、李志民、李玉民、王玉杰……我们都是同龄人,都是新民六中的校友,相
      居很近,时常见面,彼此还会陌生吗?所以我迈进老师办公室的门,他们自然热情
      十分,把我介绍给王主任,我们第一次握手。
      
        王主任比我大两三岁,中等身材,脸膛白皙,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和颜悦色
      地向我交代工作。记得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到学校和我们一起工作”,
      接着则是打听我的一些近况,又说明一些需要遵守的规章制度等等。
      
        总之,我头一次听到有人“欢迎”我,才懂得人格是那么的贵重,受到尊重是
      多么的荣幸。我也表示了态度,希望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虽然是客套话,但绝不
      是言不由衷地迎合。
      
        时间长了,我对王主任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竟然有一个比我还辛酸的历程。
      
        王主任原本姓高,名叫高明铎。父母过世后,他成了一个孤儿,年幼的王主任
      被好心的高家收养了。高家老两口无儿无女,视他为掌上明珠,节衣缩食地供他上
      学念书,终于成为一名师范毕业的人民教师。
      
        感叹老天不公平,好人不长寿,高老头夫妻俩命薄福浅,刚见到东方喷薄日出,
      就双双驾鹤西游一梦千秋了。幸好王主任毕业了,不然这个独根苗的吃喝穿戴将如
      何打点啊!
      
        王主任出身贫寒,吃得苦耐得劳,且又根红苗正,到工作岗位上不久就入党提
      干了,是“文革”前的党员。那时的老师中有几个党员啊?全公社200 多名“臭老
      九”中,党员人数不过四五名吧,那是相当的奇缺,珍贵。在很多人的眼睛里,王
      主任的政治资本得天独厚,不可同日而语,令人艳羡。他本可以在“文化大革命”
      中一显身手扶摇直上,他却选择默默地耕耘属于自己那一块田亩,心无旁骛。因之,
      不少人都为他惋惜啊,说他白白地放弃了大好的机遇……
      
        王主任本分也本质,是他放弃机遇的主导。这样的“机遇”在清醒人的眼睛里
      是这样解释的:
      
        他深知自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愿意充当孤立无援的众矢之的……
      
        此说也有道理,也算明智之举,明哲保身也是人生上策,明智人不会做无谓的
      牺牲啊。
      
        是的,他靠自己的“小心谨慎”,无作为就是大作为。在“文革”中王主任没
      有沾上一滴血迹,依然一身洁白地从事着教育工作,有口皆碑。
      
        王主任对他的属下一贯的“温良恭俭让”,从不颐指气使高高在上。他那张脸
      犹如一幅画,一幅“笑画”,一年四季没有丝毫的怒目相视,什么人见了都是那样
      的笑容可掬。
      
        1971年,王主任被提升为公社教育助理。我们相处一年多相互感觉甚好,在那
      种轻松的氛围中,更多的愉悦色彩,应该是王主任的热心所浸染。
      
        1976年,我去了公社做气象员的时候,王老师转任“知青办”主任了。就是因
      为管了知青,有些事儿他自己就说不清了。
      
        知青办主任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新来的知青到条件好的大
      队插队;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老知青或回城或升学;还可以把国家下拨的建
      青年点的资材,根据特殊情况由他酌情分配……所有的“情况”,都要由主任去定
      性,来定夺……
      
        就在王老师主持知青工作的期间,他家盖起了3 间砖瓦结构的新房,“祸起萧
      墙”似乎顺理成章。
      
        新的砖瓦房,在那时的农村可谓金碧辉煌的景观了,谁看了都会说“这家真有
      钱”啊!下一句就是“钱从哪来的?”的疑问。问的不是没有道理,“千元户”都
      是大海捞针,盖这样的房子,岂是千元户的“消费”?别说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民,
      就是大队公社的干部对此也要划个问号。
      
        问号划在脑子里,拿不上桌面,这倒更糟糕,没有办法把这个问号从每个疑惑
      人的心中抹掉。抹不掉的问号就是个肿瘤,会致人于死地。正是这个问号,把王老
      师拖进了下坡路。
      
        领导永远是关怀同志们的。听到那么多的非议,公社的领导决定对王老师先行
      转移,省得肿瘤转移要他的名,就把他转移到了曹家中学当了老师,不做领导了。
      
        他走了,“假公济私”、“收受贿赂”、“乱用职权”的“控告”也转移到
      “无声无息”那去了。
      
        王老师没有为这样的“转移”而申辩,只要人家做了决定,申辩是毫无结果的,
      何况也没说你犯了什么错误啊!
      
        要知道,“革命干部犯了错误是不能公开的”,这就是当时处理“嫌犯”的原
      则,例行公事的做法。公社党委会的“意见”,还给他一个体面的说法——“深入
      基层锻炼”……
      
        “深入基层锻炼”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圣旨,那是对后备干部的恩赐啊。
      但人人心里都明白,“深入基层锻炼”也是削职为民的代名词。
      
        王老师不再思谋什么东山再起的抱负了,像所有的家长一样,他把希冀倾注于
      两个小儿子身上。就在他憧憬下一代的微笑中,一个晴天霹雳让他的心支离破碎,
      哭干了眼泪。
      
        来到曹家中学第二年的夏天,其中的一个孩子在辽河洗澡不幸溺水身亡。
      
        王老师悲痛不已,精神几近崩溃,人在恍惚中度日,神情也颓唐了。
      
        一次,我到他们学校采访一位老师的事迹,顺便看看他。他显得很激动,泪眼
      汪汪。
      
        “唉,想不到你还来看看我……”
      
        我没有什么更好安慰的话,也不想多说,痛定思痛是更痛苦的,奈何多言多语
      旧事重提?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让知心的话在无声中交流,会更适合我们之间的
      “革命情谊”。
      
        我也没有料到,这次握手,竟然是“最后”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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