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草根的干部（北京之行）　　我得到的是，1998年12月提前办理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俗称假退），提前离开了工作22年的罗家房乡政府机关，去北京儿子家“休息”。在沈阳到北京的12次列车上，我没有即将领略皇城根的快慰，却因背井离乡而伤感，闪回着已经逝去岁月的记忆。　　乡政府办公室，共有四名公务员费力不讨好地支撑着，我是头，自誉“草根干部”。这个“自誉”也叫“自诩”，我觉得并不为过。本人就是草根一族，我接触最多的也是草根人物，为他们服务我就是地道的“草根干部”，没有牵强附会之嫌。　　在办公室工作，我接触的人大致可以分为4 类——本机关领导、本机关同志、 “上级客人”、来访群众。后两类人员都需要用“接待”来认真对待的，最好对待接待的是草根群众。群众找不到任何借口让我招待他们，省事省时也省钱。群众不像“客人”公事在身，他们都是因私事来的，求你来办事的，那叫卖方市场，你主动，他需要你买他的帐。所以，那时候找你的人都有一句口头禅——“我有个事，和你商量商量……”这也是开场白，客气得很，怕得罪了你，坏了他的事，顺便还递过一支烟来。对待群众来办事，我的原则是：该办的不用商量，不该办的没商量。开个介绍信，盖个公章，用不了1 分钟了事，赶快给人家办理。不能办的事，说明道理，让他了然，也欣欣然地离去。　　群众来找你也有许多难办的事，那就是因“公事”或“私事”来访。这里政策性很强，需要你耐心细心严谨地对待。　　那些年，农民负担问题、干部作风问题、廉政建设问题、党风党纪问题，成了矛盾激化的热点焦点。在我经手的众多信访来访案件中，我认为群众的诉求100%的有理，没有无理取闹的。他们反映的问题只是情节、性质、程度有所区分，但问题是存在的。他们的要求大体一针见血——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拿下，不要这样的干部。　　对问题严重的“反映对象”，我没有姑息养奸，更不会官官相护，而是“鼓励” 来访者：　　“性质是很严重，但就凭着几条，你还要不了他的‘命’……”我告诉他们，这不是要命的病。要想告倒他，有一条要命的就行了……他们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我承诺反映给有关部门，进行教育，让来访人了解相关处罚的条例，把尺度交给他，让他做“法官”。不然，你会更加激怒来访者，他们最忌恨官官相护，遮遮掩掩的说教。　　群众的工作其实很好做，只是我们的党政领导心里没有群众，不关注群众的呼声与疾苦，造成小洞不补大洞叫苦，千里金堤毁之蚁穴，一指之疾伤数尺之躯的被动结局啊。　　办公室的工作，我“趔趔趄趄”地干了2 年多，以“力不从心”掩盖“己所不欲”，向主要领导提出换位的请求。对此，好多同仁表示惋惜，让我坚持，怎奈我决心已定，婉言相谢。　　他们惋惜什么？以往的办公室主任都在这个位置上晋升了副乡长、党委委员什么的，官升一级，只有我自愿“平调”，可惜了，可惜我这个“材料”了。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退休后我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做“材料”—— 　　在我的文字还“未出茅庐”的时候，“材料”给我的印象，是指建筑用的砖瓦木料，或纺织用的蚕丝棉纱等等。也就是说，材料是工人制造出来的，砍伐下来的 ……怎能是写出来的？　　走进机关后，我才知道材料是可以写出来的，才知道材料就是文章，文章也叫材料。我咬文嚼字，就去查词典。那里说，材料是提供文章内容的事物，而并不是文章本身。所以，只能说搜集材料，而不能说写材料。这是70年代初我的肤浅，现在早已约定俗成，材料就是文章！　　一天，乡长（当时叫革委会主任）很急，写材料的不在家。“没牛就使唤犊” 吧，就叫我写一篇材料，说明天他去县里开会发言用。　　他知道我老高毕业，喝些墨水，懂点文字，就一厢情愿，可我却一筹莫展，才知道材料原来就是文章，我没写过，只写过作文。　　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正犹豫，“乡长”说话了：　　“今晚你就别回家了，在我屋里写，我去别的屋里睡。” 　　我到公社上班不久，就坐上了“乡长”的宝座，莫大的信任与荣誉感，让我有那么一点受宠若惊。　　功高莫过于救驾，我极力地搜肠刮肚使尽浑身解术，天亮前，有生以来第一篇材料出手了。　　“乡长”从县里回来，见到我的头一句话就是“行！你是个材料！” 　　看来，我写的材料不仅过关了，而且使他一炮打响，得胜还朝，喜不自禁。　　从此，我就渐渐地成了写材料的材料了，不仅文章是材料，人原来也可以称作材料。于是，总结材料、计划材料、经验材料、典型材料、报告材料；通知、决定、请示、通告等文件材料，就连“食堂就餐须知”这样的材料也都由我一手去材料了，由“文革”后期一直材料到改革开放，直到“假退”。　　那时没有微机，写材料全是一笔一划地爬格子，由草稿到定稿，其劳苦不言而喻。不过，常写材料也有窍门儿，也可以偷工减料，比如：写今年的计划，只要把去年的改改就行了。改日期，改流行语，改数字……再有，领导对下的讲话，末尾都是如何加强领导内容之类的文字，照抄无误，结合点时间地点农事就得了。还有， 9 号用的材料，你别交早了，8 号交上去就可以。交早了，领导会跳你的毛病，让你重写，不然还叫领导吗？也就是说，你的材料写好了，留足给领导看一篇的时间就行，看后就用，不行也行，改写没有时间了。我倒不是敷衍，而是有些材料领导本身就想走过场，他也没有办法，你干嘛认真，给他添麻烦？　　我给领导写的材料不计其数，领导的更迭也频繁得难以计数。那些不写材料又不是领导的一些人，才是真正的材料。他们在你写材料的不经意间，当了副乡长，又升为乡长，又从乡里调到县里，不胜枚举，那才是公认的“材料”。我这个材料没成为“材料”，没有怨气，心理很平衡，甚而感到是一种享受，其乐融融也。　　你想，你怎么写，他就怎么念，谁听谁的？你的见地拨开他的谜团，谁比谁高？领导在上面念，你在下边听，听听“听众”议论材料，相当于自我欣赏，也是休闲。听众知道是你写的材料，说你高，实在是高。这不是虚荣，是价值，是认同认可。不是材料的“材料”图的才是虚荣，不是吗？　　材料终于写到了句号。去北京前，领导亲自把盏，诚心诚意地送我一席话：　　“你这人就是太实在，凭你的材料，当什么都够材料，责任在……” 　　我没有让他说出下话来，他要说责任在领导，辜负我了，可惜我这个人了。　　能写材料，就非得当个什么领导吗？我压根就没有那个奢望。安安稳稳地生活，踏踏实实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写点材料轻车熟路，难道不好吗？　　思来想去，欣慰之余我也有那么一丝不好意思。你说，社会的大厦，哪块砖瓦是我的材料构筑的啊？惭愧…… 　　换位的要求总算有了结果，很多人都在新一轮大换血中去了自己心仪的位置，我的新角色是“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股长”。这个股原来是同土地管理所联合办公的，股长兼任所长。到了我这任，破天荒地一分为二各自为政了。领导和我谈话的时候也没具体说让我负责什么工作，也没让原来的有关人员和我交代工作，更没有说清股所之间的隶属关系。试问，天下还有这样糊涂的领导吗？还有这样安排工作的吗？我找领导请教，他只说了一句“干什么都是工作嘛”，让我解放思想…… 　　有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清楚了：我可以不干任何工作，因为没分配我任何工作！　　领导并不糊涂，不给我职务、财务等职权，是怕我有权查看原来“稀里糊涂” 的帐目，那是尽人皆知的“糊涂账”，领导个人的小金库，怎么能交与我？　　过了1 年零2 个月，我按照新民市有关对干部的激励政策，决定“下海”去了北京儿子那。所以这样做，其原因有两个。一是觉得自己被“软禁”了，工作的权利被剥夺了，与其在一团死水中生活，不如换个环境“求生”。二是孙子需要我们照顾，那也是我们的责任，大概我和老婆这把年纪就是干这档子活计的材料了。去北京，可以说是被“挤兑”走的，在火车上能不感慨吗？　　在“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1 年多的时间里，除了下乡蹲点抓中心工作，全部本职工作可以用一句话做概括——“开了两个会，平了一件事”。　　这“两个会”，都是市里主持召开的，有主要领导参加，我陪太子读书，听听会议精神就算100%的落实了。“一件事”，棘手的事，解决一起严重的民建纠纷。　　“民建”，民间建房，纠纷发生在小韩村。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了，相持几年了，我早有耳闻，想不到至今还没有解决，会轮到我来处理。　　说起来纠纷的原因很简单，建房户“抢钱”了。他的南房墙地基超出邻居20厘米，“抢前”了。农民最忌讳这个谐音，也违背村屯建房的有关规定，没有一点道理。那么，建房户为什么不扒了重打地基呢？纠纷的症结就在这里面。　　建房户是有背景的，他拿到了土地管理所的建房审批手续，以此作为尚方宝剑，对邻居置之不理。邻居以事实为证，多次向乡里提出异议未果，就对建房户横加干涉，不让其继续动工。建房户也来找乡里为他撑腰，双方闹得不可开交。领导一看大事不好，只好叫我来处理。我很清楚，这是得罪人的事，处理过后一定有哭有笑，但我没有回避。　　来到小韩村，书记主任都躲得大老远，生怕乱事缠身，惹事生非，不予配合。他们是害怕这两户人家吗？不是，是害怕这两户人家的后台，邻居的后台也是乡政府的要员。　　在农村，最得意的人家则是手里有钱花，还有亲属在村上乡里当干部，说话办事硬气。这也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痼疾，攀高结贵视为“得意”，看作为人处世的优势。有些干部不是不懂政策法规，而是为了在亲朋面前显示自己的地位与威信，拿政策法规当面团，在他们的手里搓来揉去，为我所用。得逞了，露一把脸，得到一些利益，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得花样翻新又随心所欲啊。　　情况很清楚，我不怕得罪人，怕的是人在心里骂你不是东西。我做好了准备，那就是让更多的人到场，看看我的公断是否公正，不怕你嘴上骂我，心里服气就行。那天，果然人山人海，这样的事还用动员吗？都来看热闹！　　经过一番勘测，我当即决定“扒掉重来”，赢得看客会心的支持。想不到的是，建房户什么也没说，自认理亏，他的邻居却为他打抱不平，扬言要告我！内情不言自明，他们是亲戚。　　当即，我把处理决定一式三份交与建房户和邻居，自留一份，签上我的名字，盖上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的公章。我郑重地宣布：　　“如认为处理不当，或在处理中有营私舞弊的行为，任何人在15日以内都有权到上级有关部门投诉或控告我，否则，必须执行此决定！” 　　一场旷日持久的民建纠纷，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解决了，我也做完了我一生所有的工作。至此，小寒的民建纠纷也到此结束。　　在农村，许许多多被任为不好处理的事，原本都是手到病除的，或者叫易如反掌。只是那些当令者，总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难以放开手脚，才不能自拔，越陷越深。他们想养猪，又怕得罪山神爷。自己想当山神爷，又养不了猪，走进奇怪的思维中。　　我得罪谁了吗？　　记得那天我还没有回家，电话就几次打到家来了。那时我没有手机，否则手机早就没电了。家人告诉我，是张某某打来的，过一会她还要打过来。　　她是谁？我知道，她是新任党委委员，原来的土地所所长的夫人，建房户的亲戚。　　果然，我的屁股还没坐稳，她的电话就响了。开始话茬很硬，紧接着就叫我大叔，软绵绵的…… 　　我说，咱们先不谈政策，即使我的决定不是这样，邻居会善罢甘休吗？告到新民市，你就不怕吗？如果你不怕的话，我可以推倒重来，我和你一起去市里，你想想吧，想好了，一会你再给我电话好吗…… 　　她敢吗？真理在我手中，有理走遍天下！　　没有几天，她又打来电话，我只记得“谢谢大叔你了”那一句话，掏心的话。　　原来，有人听说她要走我的后门儿，对这个处理还愤愤不平，人家就要越级上告。这回村里的书记主任做工作了，书记是她的姑爷，好言好语说服了那人。不然，事情就复杂了，卷进此案的人会更多，她们一家能脱离干系吗？　　后来我正式退休了，回乡里办事看见了她，她说什么也要送我回沈阳，热情得很。她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用钱的地方多了，呆不起，当了的士司机。　　在我去北京前的那天，是1998年9 月23日。我举办了一个“告别宴会”，很简单，一共8 桌。来人大都是我的兄弟妹妹们，知道我此行一去就再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因为孩子都在城里，离开这里是早晚的事了，都来为我送行。这个宴会实在是我被逼上梁山的，他们说了一大推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大家都要看看我们家的世界冠军，就要结婚的儿媳妇马娜。　　-------- 　　流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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