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
      
        世界举重冠军马娜,也是我们的老乡,新民市人。我们家也能有个世界级的冠
      军?我没有想到。冠军是一张多么靓丽的名片啊,我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我可是
      草根一族的平头百姓啊。亲朋好友也都为我骄傲,都想看看冠军到底是个什么形象。
      于是间,就借我去北京的机会大家张罗聚一聚。后来聚一聚的范围就膨胀了,乡里
      的同志也来凑热闹,党委秘书李世和自告奋勇为之策划相聚的“内容与形式”。
      
        经过我与他的讨价还价,我们打成了共识:
      
        1 。不要请上司;2 。规模不要扩大;3 。除了本乡人员外,约请在新民境内
      我的高中同学……
      
        1998年9 月22日晚上,也就是聚会的前一天,我没有睡好觉,一直在回忆我那
      些形形色色的上司们。
      
        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老师作为上司,尽管我遇到那么多不讲情面的老师。我也没
      把班级的干部称为上司,虽然我们之间似乎从不存在同窗的情意。被我称为上司的
      第一人,则是下乡务农后的队长。
      
        60年代,生产队的一把手叫做“政治队长”,负责春耕夏锄,干“民以食为天”
      正业的是“生产队长”。我们8 队的政治队长,就是被我称作萧何的李队长。李队
      长比我年长六七岁,早年就当大队会计,1964年初回到生产队,挑起一百多人政治
      方向这副重担。
      
        1960年,我家从那家窝棚搬到德盛堡后,我和李队长家住一条街。我上高中后
      不久就认识他了,去他家开一张证明信时认识的。也许是为了群众办事方便吧,公
      章就像他的拳头一样随身携带。
      
        那是一天清晨,我第一次踏进李府。
      
        他的家两间房子,里屋有南北两铺炕。给我的第一印象,炕上黑压压的全是孩
      子。不经意间,我数了数,那时一共6 个孩子。(1967年又生了一个,和我的孩子
      同龄叫李成义)。人口是多了一点,可生活内容却不少一点,有用的没用的陈设随
      处可见,摆满了靠西墙的一溜炕柜。一看就知道他们家很富裕,其他人家那时是没
      有什么摆设的,挺多有一个“老祖宗”贴在炕柜上面的西墙上。
      
        李队长见我来了,脸色和没洗脸前一样,问我有什么事要办。我叫他大叔,说
      要开一张证明信信,证明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学校需要大队证实盖章。他没有
      说什么,就给我盖了,我很感谢他的爽快。
      
        祖母没少告诉我,在农村说话要有大有小的,嘴甜点没有亏吃。今天办事大概
      是“大叔”起了作用吧。
      
        母亲也是这样叮嘱过我,所以无论住到哪,我的叔叔、大爷、大婶……越来越
      多,比我小的都是我的叔叔了。我有点不情愿,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截,总想兄
      弟相称。在那家窝棚住的时候,妈妈管我们的房东叫姑爷,我就叫他姑姥爷,管他
      和我同岁的儿子叫舅舅。其实妈妈和他论亲家才对,我表哥的岳父和房东同辈。后
      来我大了,明白了一些道理——那个社会背景,那个受歧视的家庭,就得处处矮人
      三分。
      
        李队长的父亲和我的亲表舅是姑表兄弟,我和李队长理应同辈,按妈妈的法则
      我又小人家一辈。在农村,怎么论辈分有许多的关系可以为据,但妈妈总是宁可不
      要同辈,也要管人家叫点什么,违背了“亲打近处论”的原则。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叫过“李队长”,见面就是“大叔”。李大叔不大懂得
      “务农”,一年四季的生产全由另一位队长毫无怨言地操持着经营着。他管的事就
      是一个“钱”字。
      
        1964年末年,公社号召“冬季大搞副业生产”以弥补水灾造成的损失,我们8
      队选择了扎笤帚。笤帚在农村卖给谁?当然要到沈阳去推销。沈阳对于李大叔很熟,
      他见过这个大世面,李队长有了推销的用武之地。
      
        李大叔一到沈阳就如鱼得水,乐不思蜀,不管我这个会计给他带多少钱,回来
      之后总是一分不剩。到结算差旅费的时候,我还得找给他几十元。社员辛辛苦苦干
      了一冬,几乎让李大叔花个罄净。社员们不敢怒,也不敢言,反对他就是反党,思
      来想去还是脑袋值钱。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的分值只有0 。36元,一个劳动力一年的
      收成也就100 元。李大叔去一次沈阳,就要花掉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成。他好厉害
      呀!
      
        眼看就要过年了,我知道有一笔副业款转到新民镇内的银行了。我没有请示李
      大叔,骑自行车往返跑了240 多华里路去提款。这笔钱记得是800 多元,我自作主
      张拿它“办电”,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用上电。
      
        等我到家了,天早就黑了,我暗自庆幸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过年了,家家亮堂堂的,只有李大叔因为再次出差无钱可花闷闷不乐。一年多,
      他又乐了,李大叔回到大队当上了书记。
      
        李大叔总算就位于一个能供养得起他的地方,8 队的社员比他更乐,少一个能
      花钱的队长,等于增加了两成年景。但这也埋下了一个祸根,李大叔对我“乱花钱”
      耿耿于怀,这才有“文革”初期李书记在7 队向我大开杀戒,摘去我的乌纱帽的革
      命行动。
      
        李书记当上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花钱的嗜好终于把全大队花急了。不久,因
      为“好吃懒做”,被公社党委“撤职”,安插在社办企业——采石场当书记去了。
      那里比大队有钱可花,党委的决定太英明了。不过,可怜了一个大队的老百姓,却
      豁出去一个公社的“向阳花”。
      
        一段时间里,李大叔“吃石头”的故事又演义成了传奇,他去了曹家中学当了
      不在编制的工友。他给老师烧水送茶倒也清闲自在,跻身与“干多干少没人问”八
      等人的行列。当然了,有时候连校长——他女婿办公室也要闹水荒。我的李大叔就
      是这么厉害。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厉害的上司看官你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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