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的教师（英灵难安） 　　自1964年8 月1 日到1970年9 月1 日初登讲台，我整整当了1 年零6 个月的地 道农民。 　　年轻力壮，受点风霜之苦、劳作之累，倒是强壮了我的体魄，磨练了我的意志， 难得；经受政治的风波、遭受无端的打击，得到了对社会清醒的认识与适应，值得。 所有这些，对我的精神层面没有构成毁灭性的灾难，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然而， 让我在心里流泪的则是“后院”——岳父对我的冷谈。 　　因为他是贫农的成份，“文革”时他成为大队革委会的成员之一，排列第“八 把手”。于是，就自以为是毛主席阵营的革命派了，就忠心耿耿地同一切反动派做 不调和的阶级斗争了。他笃信奉行，“家不家纲上划，亲不亲线上分”，他和我不 是“一家”，更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亲戚朋友。 　　那时，他从来不到我们家看看他的外孙子，界线划得很清，生怕我玷污了他的 革命形象，影响他光明的仕途。因之，即便是走路，他也尽量躲着我，即使狭路相 逢躲不过去了，也只能用鼻子“哼”一下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 　　如今，我成了一名非正式的教师了，岳父及岳父门上的人觉得脸上光彩了许多， “文革”期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总算有了些许缓解。 　　他们几近喜形于色，而我却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沾沾自喜，只是“毁了”一条媳 妇的裤子，就低调登场了，做一个“貌似的教师”。 　　走进学校，说起来我是“二进宫”了，只不过头一次当老师没有几天，光备课 没上课就回家了。这次是我自己下决心去干的，不然我哪能把会计的“肥差”辞掉 啊！这个“肥差”后来由董会计的弟弟董向志顶替了。他年轻手生，晚上下班后我 还要帮他做帐，“巧人”永远是“拙人”的奴。 　　我当老师之前就和父母分居了，岳父暗示我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我是为了这 个不至于破碎的家庭和孩子。 　　我哪有钱盖房子独居啊，双方父母也没有拿出一分钱来，自好因陋就简自己动 手了。 　　1968年深秋，就在我们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前，两间小草房盖得了。房子又矮又 小，就像一个看瓜的窝棚，窗户上没有明亮的玻璃。这样的陋室能花掉多少钱啊， 两间房一共花了78元钱，面积仅仅16平米。里屋除了一铺炕之外，堂屋地走个人都 摩肩接踵。这房子小得不仅是全大队之最，也是全公社之最，就连五保户的住房也 比它大多了。后来的两个孩子都生在这里，和他们的大哥一样都是大学生，这也应 该是个“之最”吧。 　　当老师是我的职业，给自己充电是我的正业，天天看书是我的作业。为了不打 扰孩子们的睡眠，也为了省下那么一点点的电费，我每天晚上都要到学校去看书学 习。临走的时候把他们母子3 人反锁在家中，免得回来时敲门惊梦。 　　在学校的几年里，除了正常的教学，初高中的课程我又重新地温习了一遍，完 全恢复了毕业考试时的水平。所以如此这般，一则是我上大学的心没死，还想“复 辟”。二是我要为孩子们做一个合格的“第一任教师”，必须这样，别无选择。 　　教学工作一点也不紧张，没有升学的压力约束你要力争上游，也没有什么“统 考”排位叫你忧心忡忡，大家都很悠闲自得。只是学校的政治学习很频繁，发言的 时候你就挑拜年的话说，或者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就行了。那时的学校讲的不是什 么学习成绩，而是政治方向，讲的是走向社会，和工农兵相结合。 　　干实事不容易，也不提倡。搞花架子人人都是内行，都是一代宗师，那是社会 大课堂教出来的高材生，都靠这个谋生，至今桃李满天下。 　　“小学戴帽”，初二就是学校最高年级的大学生。我教初二数学课的时候，进 校老贫农偶尔也去听课，听听大学生的课是什么样的。他没进过学堂，现在有机会 了，但他是当先生的，不是当学生的。虽然他听不懂ABCD，也不知道正弦、余弦是 何许人也，但为你指点迷津还是内行的。这可绝对不是笑话，而是大实话。 　　一次，他十分诚恳地开导我： 　　“看学生认真听课的样子，你的课讲的不孬，”他吸了一口烟，接着提醒我 “能不能到外面去上课，整点真格的？” 　　我一点都没犹豫：“可以，下周我就领学生上室外课。” 　　我生来就不会糊弄人，要想在室外上课，又要使学生得到真正的知识，老贫农 真的给我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班后，我凭着表哥慈明信的关系，从公社堤防管理所借来了水准仪和小平板仪， 开始上室外数学课。其实，即使没有老贫农的话，这样的课也应该在室外去上，只 是学校没有这些仪器，我不敢去想。 　　第一堂室外课是测量七星山的高程。同学们一听去山上上课，个个手舞足蹈， 高兴得不得了。经过精心地组织与安排，教学效果很好，准确的测量出山的海拔高 度，同学们也安全的返回学校。 　　这次室外教学虽然是成功了，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后怕。登悬崖走峭壁，我一 个人领着一帮十几岁的学生，学校领导没派其他老师和我同往，万一出现安全的问 题，放在现在责任可就大了。 　　在那个时候，老贫农和校长就那么粗心吗？不是，绝对不是。那个时候的学生 没有现在这么娇气，倘若出现问题，家长也不会像现在一股脑地把责任都推给你来 承担。我记得，好多家长见到老师的时候，总忘不了那句话：不听话，你就给我打 他！ 　　在农村，老师是至高无上的，大概是解放前沿袭下来的“传统”吧。那时的学 校也发生过“死人”的恶性事件，没有哪个老师来承担责任的。大概是1957年吧， 在罗家房小学的一次篮球比赛中就死了一个学生，事后没有任何风波搅得学校鸡犬 不宁。当然了，我们不能用“觉悟”来评论当时与现今孰高孰低，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那时，老师有老师的样，家长有家长的样，学生有学生的样啊。 　　七星山离学校八九华里的路，是沈阳以北辽河以南的制高点。当年八路军解放 沈阳的时候，这里曾经是国民党嫡系部队扼守的军事要塞。山上构筑有大小72座碉 堡，沟沟岔岔星罗棋布。这次测量山高，也把碉堡的分布方位弄清了，并绘制了 “地图”，一张“军事地图”。 　　老贫农对这堂室外课非常满意，我也得到他的赞许：“李老师教学很有一套啊， 连我这大老粗都看明白了。”他指的就是那张“军事地图”。 　　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张“军事地图”惹出了麻烦来，被“军师”发现了，致使 长眠地下的英灵“再受一遍苦，再遭二茬罪”。“文革”期间最时髦的就是这句话 了，是告诫天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否则，我们就要“再受一遍苦，再遭 二茬罪”。想不到，这句话轮到了革命先烈。 　　“军师”，就是那个“五七战士”董特派员，董连奎。得到我的手里有一张 “军事地图”的消息，令他大喜过望。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谋划，他就把自己的独 断专行强加给了二道房大队，还有二道房学校。 　　他的谋划，是产生在“政治挂帅”与“阶级斗争”气候中的，是结合“忆苦思 甜”与“阶级教育”的产物。他的谋划还符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他 反复发问：共产党八路军烈士的遗骨，为什么同国民党的碉堡共处一山啊？他们是 为二道房这块土地牺牲的英雄，为什么葬在荒郊野外？现成的阶级教育史，学校为 什么视而不见？ 　　董特派慷慨陈辞又义愤填膺，句句在理，字字千斤。就这样，在他咄咄逼人的 倡导下，两位烈士的遗骨于1971年秋迁到二道房村北的一片荒地里，那里成为新的 “烈士陵园”了。 　　“陵园”没有围墙，也没有七星山的青松翠柏，也没有高山可依，也没有辽水 环绕，只有孤零零一座用水泥红砖，临时建起的烈士纪念碑和两个墓碑。纪念碑的 正面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后面是烈士牺牲的经过以及悼念之词。墓碑其中 之一书写着“侯其才烈士之墓”，居南；另一个是“赵瑞丰烈士之墓”，居北。 　　第二年春，两座墓碑被牲畜“蹭痒痒”给蹭倒了。对此，不知道烈士九泉有知 会作何感想，反正人们见了都骂董特派“无事生非”。 　　当初所以把两位烈士的遗骨安葬在七星山，是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意愿，认为 那是烈士安息的最好选择了。董特派一意孤行，不仅是对烈士的不敬，也惹怒了原 来墓地周围的人们，那也是人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啊！践踏了人家的感情， 满足了他的自作多情，是何道理？ 　　二道房以及周围的学校，每年的清明节都要举行祭扫烈士墓的活动，去马虎山 水库中心地带那个荒丘的一处烈士墓地。在那里，长眠着少说也有4 名解放战争中 牺牲的烈士。现在，二道房学校的师生用不着舍近取远了，却冷落了那四名英灵， 死人不知，活人伤感。由此看来，董特派的这个谋划“漏洞”太多了，甚至是一无 是处，其中包括“怨声载道”。 　　在董特派的思维中，“格式化”的东西体现在他敲定的碑文上。“革命先烈永 垂不朽”的背面书写的碑文，竟然不顾历史的真实，随意地塞进他个人“格式化” 的意志，他把“杨姓”描绘成无恶不作的地主武装，是杀害革命先烈的罪魁祸首， 引起“杨姓”家族的强烈不满。“格式化”，就是那时千篇一律的“历史剧”情节 的模式，只有这样“碑文”才能立得住。试想，人们在怀念先烈悲哀的情感中，这 样的碑文不是更令人悲哀吗？ 　　-------- 　　流行小说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