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妹（柳暗花明） 　　二妹李凤贤出生于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她也是对父母贡献突出的一个。她的 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结婚了，家里还有父母和两个妹妹。“文化大革命”使她过早 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去了生产队干活。1977年父亲因病退休，工资虽说不比在职 时少，但去掉一年看病的花销就所剩无几了。按照有关规定，父亲在解放前参加工 作，属于离休干部，可有关政府部门从来没有落实离休干部政策，医疗费不按规定 报销。就这样，那时他们一家5 口人的生活就显得很吃紧，二妹妹的劳动所得就成 了支撑家庭重要的支柱，女孩当男孩用。 　　父亲退休后，按有关文件精神，三妹妹李婧贤“接替”了他的工作，叫做“接 班”。这就是拨乱反正形势下特有的一项“优惠政策”，工人可以接班、教师可以 接班，几乎各行各业都可以接班。 　　三妹妹初中文化接班当老师，还算是在教育界素质高的了，好多教师的子女只 有小学文化甚至是文盲，根本不能胜任教学，不也走进课堂了吗？为了解决接班不 适应教学的尴尬局面，各市县不约而同的举办在职学习班，这就是后来风靡一时 “办班”怪胎的鼻祖。 　　在三妹妹学习期间，二妹妹经人介绍于1980年结婚了。父母没有什么陪嫁给她， 她也毫不在乎，体贴家境的贫寒。结婚那天，没有大车小辆地送行，我们都是骑着 自行车远行40里路送她的。那是父亲的身体还算可以，但骑车还是很吃力。按当时 的风俗，我们是在婚礼的头一天到达她的婆家六王屯的，叫做“送姑娘”。在那住 了一夜，第二天婚礼结束再骑车回来。 　　二妹妹和妹夫刘立仁都是特能吃苦的庄稼人，靠自己的勤劳苦作挑门户过日子。 除了侍弄几亩责任田之外，农闲时节还要做些皮鞋的活计，收入不菲。 　　习惯上人们把农村称之为“广阔天地”，其实那个时期的天地已经很窄了。他 们那个地方的口粮田和责任田很少，靠卖粮食过日子仅仅能解决温饱，盖房子、娶 媳妇、供孩子念书就得另谋出路，不然就难以维持这个家。所以，她们即使是在农 忙时节，有做鞋的活也得去做，宁可挨累。只有这样日子才能顺心如意，才有余钱 干些别的。所谓顺心，说白了就是两条：一是有事干，二是能干事。没事可做只有 受穷，还能顺心吗？不能干事也得受穷，也不顺心。她们那个村子有好多家个体鞋 老板，只要你能干就有事干。二妹妹两口子都会做鞋，手艺也是没的说，别人没有 活他们也有，做鞋没少挣钱。不然的话，供她的女儿念大学就是一句空话了。 　　三妹妹和妹夫安立克都是接班的老师，后来的教学水平也都得到极大的提高， 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真是很难得。教师这行有个定的收入，但没有过高的工资。 幸好她们只有一个孩子，一家3 口的生活还是很滋润的。 　　二妹妹结婚后，父母多由三妹妹照料。她结婚后去了65里外的兴隆店，四妹妹 变成了一家人的生力军。 　　我的四个妹妹几乎一样，她们结婚时家里没有什么可以陪送的，婚礼也简单得 很。三妹妹四妹妹结婚时，父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根本不能参加婚礼了，都 有我这个兄长代理主持。 　　到了1986年，父亲由原来的9 口之家只剩下3 口人了，父母对此有些伤感也有 点急切。急切的是，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小女儿的终身还没有个谱。父亲已是步 履维艰难以身体力行了，四妹妹的婚事只好嘱托给我，让我择机而定。我责无旁贷 吧，经我介绍四妹妹嫁给了太平庄谭家。 　　四妹夫谭文明为人诚实，四妹妹也老实厚道，这就是这门婚事的前提和基础， 父亲很是满意。 　　当时我考虑的除了人品之外，也考虑到其他三个妹妹的婆家离娘家太远，家里 万一有个大事小情的，父母身边只有我一个人孤掌难鸣独木难支。这也是父亲同意 这个婚事的另一种考量，也是我们父子之间唯一的一次默契吧。 　　1987年冬四妹妹结婚了，时过一年父亲与世长辞，母亲回到我家，一个9 口之 家就这样彻底解体了。 　　民国32年，也就是公元1943年父母结婚了，这个新生的家庭一共存在了46年。 到1988年，一个曾经四世同堂的家庭，在战争与和平，动荡与颠沛中走过46个寒来 暑往。46年的绵绵岁月，像一根柔韧的绳索紧紧地捆绑这一家人，捆绑着同甘共苦 荣辱与共。斗转星移，这个绳索就像田间的节股草（学名问荆）在一节一节地崩断。 脱落下来的一节恰似一段藤蔓落地再生，又在风雨中成长出新的藤蔓，成为有一个 新的绳索继续捆绑一个新的家庭，生生不息…… 　　我的新的家庭诞生于1966年。1998年我们去了北京，我不想这个家就这样的解 体，但没有办法可以延续。还好，沈阳这边要生孩子了，于是，1999年3 月27日我 决定返回沈阳，重整旗鼓再创家业。我要让父母赐予我的这段绳索把我们俩紧紧地 捆绑在一起，10年、20年、30年…… 　　-------- 　　流行小说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