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家(塞翁失马)
      
        一生中我得到的大小教训太多了,最没齿难忘的就是与老师“交恶”。我一直
      很幼稚也很固执,不会和老师搞好关系,使得老师很讨厌我,也让自己很苦恼,理
      想和愿望未果,遗憾终生。对于孩子,我不能让他们重蹈我的覆辙,也给他们的社
      会关系创造了一个比我优越的状态。我也不能像父亲对我那样不闻不问,我要尽力
      为他们走上顺畅的路做引导,开到他们奋发向上勇于进取,疏导他们思想化解疑惑,
      轻松地走自己的路,实现我没有触摸得到的夙愿。
      
        他们刚刚上学,我就让他们通过竞赛得到快乐,把握自己的前程,多孩子的教
      育也一步一步向既定的目标靠近。
      
        那时屋子里的四壁已经没有了李玉和李铁梅那样的年画了,也没有了毛主席关
      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取而代之的是四张图表——思想品德竞赛、
      学习成绩竞赛、生活劳动竞赛和勤俭节约竞赛,每一项都细化到他们的生活学习中。
      比如:得到老师的表扬记1 分,学习雷锋做好事记2 分,获得学校奖励记3 分,最
      多的是被评为三好学生记5 分。这一类的得分要实事求是地填在思想品德竞赛表格
      里,期末做统计。每次考试的分数自己写在学习竞赛的表格中,按及格、良好、优
      秀等档次计分。家庭劳动各有分工,两个大孩子负责抬水,小女儿专管抠水井的井
      碗。井碗不抠出来,井水就会滞留在井管里,冬天就会把水井冻裂。小女儿抬不动
      水,她又很认真,就把抠井碗的事交给了她。假如她忘记了,就会有哥哥们的提醒,
      但要扣她一个劳动分。其他的家务,像洗碗、做饭、圈鸡,都一一明确责任落实到
      人,家里的事情井然有序,人人尽职尽责。
      
        每个孩子根据年龄的不同,学习费用也有所差异。在学习费用上花多少钱由自
      己记在勤俭节约竞赛栏目中,节省下来的钱自然有他们自己支配,可以买些自己喜
      欢的小东西。
      
        有了这几项竞赛,他们都很高兴,还互相监督,互相提醒,生怕自己落后了。
      为了节约用纸,老二李昊的笔记本上的字总是密密麻麻的。演算用的废纸几乎看不
      到一处空白的地方,白色的纸张成了蓝色的了,好像蓝纸画了几道白印。就是因为
      有这种精神吧,三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几乎被他们承包了,我们就会腾出一些时间把劳动投入转化
      为货币增值。
      
        生产队的分值(10分的价值)越来越低了,靠生产队的劳动来养家糊口,是尽
      人皆知的天方夜谭。生产队墙上工分表的名字不下七八十人,而真正下地干活的往
      往不到一半。你看,队长、会计、饲养员、大队的兼职干部、看青的,都到这个墙
      上记工分。还有被大队和公社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抽调的,什么治安的人保组、武装
      民兵训练……都在墙上坐享其成,且风雨不误的记工分,满勤。更有和领导沾亲带
      故的,找个理由就干光记分不干活的差事。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给日本人干事还
      要“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由此而来。
      
        忙铲忙割的季节,生产队的人手严重不足,就把妇女当成了生力军来使用。孩
      子的妈妈正是受命于这个危难之时,再次当上了妇女队长,带领几十名男女劳动力
      下地干活,成了“打头的”。在旧社会,打头的就是领着伙计干活的,新社会把打
      头的封为组长,社员还是把他叫做打头的。她当了打头的,生产队每一天多给她记
      一分,一年300 多分只不过值一二百块钱,但也是“不小”的收入吧。
      
        眼看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念书的费用也与日俱增,这样混下去无疑是“坐以
      待毙”。1978年秋,公社领导以照顾干部家属为由,她去社办企业公社的服装厂上
      班了,每个月可以挣六七十元,一年就能顶上生产队两三年的收入。她从来没有见
      过这么多的钱,心花怒放,苦累全都抛在了脑后。
      
        我们家离公社25里,她要起大早贪大黑地上下班。风和日丽还可以,顶风冒雪
      就苦不堪言了。每一天到家后都是一身汗水,但为了挣钱,总比死了猪流泪水要开
      心,也总比在生产队一年到头只能领回口粮和柴草要好。
      
        服装厂的活计很累,赶上服装急需出厂更要打夜班赶任务,一个星期得有两三
      天熬夜。那时就不能回家了,只好住在厂子里,十几个人挤在5 米长的土炕上,或
      者到附近的工友家里过那后半夜。这样,没家里的事和孩子就得有我照看了,天各
      一方,公私不能两全。有时候我也不能回家,下乡蹲点在村上,家基本就唱“空城
      计”了,扔下3 个孩子吃得如何、睡得怎样,你就可想而知了。
      
        1981年,服装厂在“大家拿,拿大家”的人祸中寿终正寝了,她也解除了奔波
      的劳苦,疲惫之躯还未来得及休整,忧虑之心又沉重了。因为家庭收入的逆转之势
      就迫在眉睫。就这么一项“额外的收入”,现在又“绝源”了,相当于塞翁失马,
      但不知道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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