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们(患难春秋)
      
        1959年至1961年,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人们无不是以草根树皮果腹。为了一
      个吃字,相互间六亲不认,父子争斗,夫妻反目的事时有发生。我那时正在年初中,
      1960年学校提前放了长假,以缓解粮食的不足。回到家里和在学校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炕热屋子暖了一些罢了。
      
        那年我16岁了,算是个小伙子了,总想替祖母和母亲解脱一下生活上的窘境。
      于是,我就和二哥一起去马虎山水库里拿鱼。
      
        我从大姨夫家借来一把冰镩,扛起“搅罗子”,一干就是一个冬天。每天里我
      们俩同去同归,中午中午只揣一个菜饼子充饥,晚上到家的时候早已上灯了。还好,
      每天拿到的鱼多少也能填补粮食的不足了。有一次,日落黄昏是我们才开始往家走,
      路上已经看不到行人了。突然我似乎听到身后有点动静,啊!原来是一条狼跟着我
      俩。我和二哥都没有害怕,放下渔具和鱼筐,拿起搅罗子看它如何。狼见我们俩毫
      无惧色反倒跑了,等它跑远了我们才往家走。
      
        水库虽然就在我们的家边上,但有雨的地方离我们家来回要走三四十里路,不
      往远走就会两手空空地回来。
      
        别看我们是小伙子了,可那年头吃不饱粮食没有劲儿,很难打开一个新冰眼。
      我们俩只好打旧的,一夜的工夫顶多冻两三寸厚的冰。旧冰眼只能搅些小鱼小虾,
      全凭时间和耐性,不然什么也拿不到。有时候很多人都聚集在一处没打过冰眼的地
      方,有经验的人认为这里会有很多的鱼。一到这个时候我们也跟着打新冰眼,累得
      满头是汗,气喘吁吁的。新冰眼得打开直径一米多的冰窟窿,冰厚少说也得有二尺
      以上。新冰眼打成了,拿鱼的力气也没有一点了。假如这里没有鱼,那就前功尽弃,
      落得“两手攥空拳”,这一天就泡汤了。要是有很多的鱼,我们就“卖冰眼”。所
      谓卖冰眼,就是把新冰眼让给会使用“钩片”的大人们。钩片是用两丈左右的竹片
      做成的,上面有十几个带“倒须”的铁钩子,钩住鱼才不容易脱落。我们把钩片钩
      上来的鱼二一添作五,对半分成。用钩片钩上来的都是大鱼,每条至少半斤重,最
      大的有五六斤重。那天我和二哥去了我小学读书的郭家沤麻坑附近拿鱼,光靠“卖
      冰眼”就得到10多条大鱼,好不欣喜。
      
        高中毕业后我成了知识青年,二哥和我在一个生产队干活,我们朝夕相见。我
      在老家时很少到别人家串门聊天,只是偶尔在班后去二哥家坐坐。六大娘很好客,
      只要我去她都要陪我说话。六大娘去世后,我依然时而去二哥家。前文说了,我对
      他们的家事是知无不言的,但关键的问题二嫂很少听我的,我们对此并不在意。
      
        在兄弟之间,我不大提倡礼尚往来,甚至是反对。我觉得既然是兄弟,何必计
      较礼往的交换啊。虽然我有孩子念书,但总体上看我还是比二哥的条件要好一些,
      因为他们盖房子娶媳妇落下的饥荒太多了。所以,我花在老家老人丧事和孩子结婚
      的喜事上的钱,从来不找机会回收。临去北京前我去二哥家道别,我说了很多事,
      而李昊就要结婚的事只字未提,免得二嫂难心。
      
        这些年来,只要我回老家,再忙也要看看二哥二嫂。前年二哥说了,他以前落
      下的饥荒总算没有了。
      
        李巨元、李福元和我都是1944年生人,也就是民国33年出生的,李开元比我们
      小一岁。小时候,李福元,李开元我们都住在孟家窝铺,所以常在一起玩和上学,
      而李巨元住在小孟家窝铺,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直到1960年我们从那家窝铺搬回
      老家才和二哥亲近起来。
      
        李福元是五大爷的长子,小时候很老实,不爱说话,记得他常戴一顶黄呢子帽。
      他这个性格并不是天生的,是他的爷爷管束得太严厉。现在想起来,四爷所以严加
      管束还是有现实根源的。他家是地主成分,他不希望他的子孙给他惹是生非。所以,
      他的儿子我的五大爷也不像我六大爷那样爱说,我很少听到他说什么话。福元很听
      话,除了和我们李家的孩子在一起玩之外,基本上不和其他的孩子在一起。
      
        福元的命很苦,七八岁的时候五大爷就溺水身亡了。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
      一个弟弟,除了姐姐丽娟爱说外,他们都是“缄口不言”。
      
        五大爷死后,五大娘迫于生活只好领着他们姐弟四人改嫁他门。十多年的光景
      过去了,我们老家这边一直没有他的的信息。
      
        1966年冬,福元突然出现了。他回到老家为他们的生产队购买“秫杆”(高粱
      杆)做架条,我们才得以久别重逢。他也20多岁了,摸样没有什么变化,口音还是
      那样,个子略矮于我。但是,最大的变化就是他比我还爱说,简直是滔滔不绝了。
      他爱谈政治,爱谈“文革”中的小道消息,很多“内幕”我们一无所知。
      
        他和五大娘从老家走后,来到了沈阳柳条湖,就是九一八事变那个柳条湖。这
      个地方在沈阳北塔附近,那时那里还是农村,还是靠土地生活,农民以种植蔬菜为
      主。他和远郊的一个农村姑娘结婚了,媳妇小他6 岁,看重的就是近郊和福元的人
      品。
      
        我们终于重逢了,之间的往来也相对多了起来,多是我到沈阳顺便去看看他们。
      福元结婚后便和五大娘分居了另过了,他们住得不远。五大娘身体不是很好,但精
      神还是可以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留下的印象。再后来,五大娘就不行了,一副
      老态龙钟的模样,很难认清我是谁。经过提醒,她也只是“嗯”了一声,表示知道
      了,其实并不清楚我到底是谁,我的心里很酸楚。
      
        五大娘一生给我的印象就是抑郁寡欢,有些文才不得施展,嫁到李家又背上地
      主成分的包袱。虽说儿女双全,但年轻情的丈夫又惨然离她而去。改嫁后没有过上
      几年,“续夫”有摊上了牢狱之灾,刑满后一年多就溘然长逝了。无奈之下,五大
      娘接着又两次改嫁他人。她与姓吴的“续夫”生了一个儿子叫吴岩(不一定是这个
      “岩”字),我问她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是因为春秋时上有个无盐吗?五大娘点
      点头,大概是她想做无盐式的人物吧,就把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了吧。不过,凄惨
      的是,20几岁时的吴岩因犯有重罪被判极刑,让五大娘万念俱灰痛不欲生。我认识
      吴岩,是个很腼腆的孩子,他和福元相处的很好,想不到竟有此横祸。1995年,五
      大娘终结了她悲欢离合举步维艰坎坷多舛的人生。
      
        李福元的居址原是柳条湖生产队,那里的菜地一片连着一片。城市大规模的扩
      建,使得这里已是楼厦林立争耸,街道鳞次栉比了,沈阳北站、长途客运站置身其
      间。他们一家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弃农从工”或该行经商了,户口也改为市区
      的户籍了。李福元在那一带小有名气,想找到他随便打听一个人就会指点你。90年
      代初,他们搬进了楼房,地址就在北塔以南二三十米的地方。到了2000年初,他们
      又搬家了,搬到了“长客”北2 公里的新居民小区,我去看过他。那时他退休了,
      患上了轻微的脑血栓,还能骑自行车,但他的精神和记忆好像有些问题,说话不像
      以前那么流利,有些迟钝。
      
        2008年3 月,我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让我很兴奋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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