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校长打的老师（活该挨打） 　　从1970年9 月1 日到1976年8 月1 日，我有幸当了几近6 年的民办教师。40来 年过去了，好多人还叫我李老师，尤其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们。 　　别人叫我老师，那是一种尊敬与人称符号的混合。我的学生叫我老师，那是师 生情感的隆重闪回与重温。 　　记得那时是隆冬时节，早上我刚刚起身就听见有人喊“李老师”。等我打开房 门的时候，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他嗔怪地说：“李老师，你怎么连一块豆腐都 舍不得吃啊？我在你门口喊老长时间了！”我很尴尬，他并不在意，直奔屋里来。 　　是的，那咱我已经在公社上班了，我们是非农业户，我家没有大豆换豆腐，也 舍不得花钱买豆腐吃，我的月工资只有35元，要养活5 口人，供三个孩子念书…… 这些他怎么会不知道的。 　　老婆不认识他，他是我的学生王作东，卖豆腐的。进了屋，他不由分说就把厨 房的一个大盆拿走了。他给我捡了满满一盆的豆腐，往厨房里一放，什么也没说就 走了。 　　我禁不住这个感人情结的冲击，像卤水一样苦涩的眼泪冲破了我的克制，流进 了我的嘴角，咽下去却是永久的甘甜。 　　在二道房学校念初中的时候，王作东很个性，甚至有些另类。他和许多同学、 老师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经过我的家访，才知道他的父母都有病，常年不能下地 干活。他要做繁重的家务，很少有时间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就被认为他很孤僻。我 对他的家境有了了解，并耐心地做好了同学们的思想工作，他们他渐渐地和他“合 群”了，还当上了班级的劳动委员。 　　那次家访，他哭了，他说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亲近、体贴…… 　　他哭的时候我很心酸，同病相怜吧。 　　我念了12年的书，算起来教过我的老师一共有30多名，其中班主任就有14名。 回想起来，能像我对待王作东那样对待我的老师，可说是“麟毛风角”了。难道是 我生来就讨人嫌吗？直到如今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1952年我8 岁了。初秋开学的那天，是我自己和堡子里的孩子，一起去月牙河 初小上学的。“初小”，就是没有五六年级的学校，“完小”就是完全小学，一到 六年级都有的学校。月牙河是离家最近的一所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上学了。 　　月牙河学校校舍很是简陋，算办公室在内只有三间草房。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只 有一间房，却要有三个班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叫做“复式班”。 　　那时的学生很多，解放前没机会上学的都赶到了一起，所以一年级最大的学生 比我大四五岁。我年龄小，个子矮，自然坐在前排上课，离老师很近。老师讲课不 时地把唾沫星子喷到我的脸上，我没有办法躲开，地方太狭窄了。一条一米多一点 的长条窄木凳，挤着四个圆头圆脑的家伙，挤得你有屁都放不出来。我常常是半个 屁股坐在那上面，一不留神就闹个“屁墩”，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来。若是上音乐课， 好几十张嘴能把房盖震下来。这样的教学环境，教学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别看这样，孩子们缺席逃学的很少，几乎一个都没有。图啥？除了热热闹闹的， 就是热气腾腾。即使斗大的字一年下来认识百八十个的，家长孩子都皆大欢喜，那 是文化，从来没有过的文化。 　　开始教我们的老师姓李，年轻的，没几天就被这“乱哄哄”的课堂气走了。新 来的班主任姓傅，叫傅良己，年龄像我的父亲。他红脸膛，个头不是很高，却很有 耐性子。 　　傅老师第一堂课上的是语文，一进教室自己先整理一下衣帽，并不紧不慢地走 到黑板前。他拿起粉笔，手举过肩膀，要写字却没写，也没有说话。学生觉得挺奇 怪，一下子就静了下来。然后，他轻声地问了一句：“谁会写缝衣服的‘缝’字？” 显然他在问“高年级”。见没有人回答，傅老师又追问一句： 　　“谁会写，就举手！” 　　教室里还是鸦雀无声。我回头回脑看没人举手的动作，被傅老师看见了，他对 我说“你会你就上来写”。 　　高年级学的字我会写吗？当然了。别忘了我们是“复式班”教学，老师轮流给 各个年级的学生讲课。老师不乱讲，学生可以“乱听”，所以我会写那个“缝”字， 就去黑板上写了。写完，傅老师用很大的声音说了一个“好！”接着，他又一字一 板道：“这么小的一年级才来几天，人家都会写，你们3 年级的怎么就不会？” 　　教室里更肃静了，许多同学都在瞅我，我心里直扑腾，那时我还不会写“骄傲” 与“自豪”那些词汇，但体验得到其中的滋味。 　　从那天起，班级的秩序“唰！”地好了起来，傅老师也“嗖！”地高大起来。 　　其实，50多学生至少也得有几个会写“缝”字的，也许是傅老师的师道尊严把 他们吓回去了吧。 　　在以后的学生时代里，我从来没有忘记傅老师对我的表扬，时时在鼓励我上进。 可是，有谁会想到，这样的老师竟然被校长打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傅老师突然被调走了，去了李家窝棚学校。 　　那是一天的早上，学校的院子里停着一辆马车，装着一些行李书本什么的。另 两位老师正和傅老师说着话，就叫告别吧，那时我不懂，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站在一旁看。 　　不知什么时候，好多大一点的学生围了过来。他们每个人都拿出一盒烟来，塞 给傅老师，有的挤不过来干脆扔到车上。我清楚地记得，那些烟有“握手牌”的、 “大前门”、“哈德门”，在车上堆了一堆。 　　在当时，一块豆腐二百元（即现在的2 分钱），一盒“握手牌”是一千二百元 （即现在的一角二分钱）刚解放，农村的农民家家都没有钱，吃块豆腐就是过年过 节了。 　　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傅老师哭了，声音很大，学生们也跟着哭。傅老师逐个 给他们擦眼泪，自己却止不住。 　　送傅老师的马车走远了，满院子的学生和家长还在眺望，期待他还会回来。 　　他没有回来，两年后他又调走了，和我父亲一同去了回回营学校，离家30多华 里。于是，我也有机会打听傅老师的一些情况，我大了，知道去关心别人，尤其是 我崇拜的傅老师。 　　父亲说他们相处得很好，何况还是亲戚呢。那时我才知道，傅老师和父亲都是 姥姥家族的门婿。 　　在回回营学校，他们每天都是自己做饭，切菜用的是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军刀， 很锋利，我见过。当时走夜路，在农村时而会遇到狼，常常带在父亲的身边以防不 测。然而，正是这把日本的军刀，“文革”期间把我的心再次戳伤。我不明白的是， 军国主义为什么和我画上了等号！那是后话。 　　又过了十几年，等我当了老师，我们师生同属于一个学校的教员了，都得听另 一个姓傅的校长的指挥。 　　傅校长，本地人，共产党员，是从本县兴隆店中心小学调回来的。他和傅良己 老师是同宗同族的哥们儿，但有点冰火不同炉。傅校长很那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 争是他的强项。即使上边没有什么新的精神可以执行，他都能把他的特长发挥得十 分完美。 　　一次，一个姓刘的初一学生，与一个姓董的女生发生了口角。不知道她是那句 话说错了，或是被人理解错了，傅校长就说姓刘的学生打击的不是“董”，说她矛 头指的是“黄帅”，就要布置批斗会。 　　那时的黄帅也是响当当的“反潮流”标本，她无辜，被四人帮利用了，成了炮 打臭老九的先锋。刘与董的事闹得很凶，后来在家长的强烈干预下，和老师沉默地 抵触下只好作罢。至此，傅校长威信扫地，威严丧尽。 　　罢是做了，憋在肚子里的气不出是不行的。活该傅老师倒霉，这股恶气喷了他 一身一脸，落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刘与董事件过后的一天下午，傅校长指令几个老师给玉米脱粒，我是其中的一 个，这样的事是少不了我的。我们一直干到日落还没有收工，已经是饥肠辘辘汗渍 斑斑了。傅老师见我们连累带饿，就去宿舍给我们找些吃的。 　　宿舍也是食堂，平时不做饭，也没有老师在那吃饭，只是到了晚上烧烧炕，免 得值宿的老师睡在凉炕上。 　　因陋就简吧，傅老师拿了些玉米粒就给我们蹲在灶坑那烧，不想被原本是来监 工的傅校长逮个正着。不由分说，傅校长上去就是一脚，傅老师被踢个“仰巴叉”， 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宿舍离我们干活的地方很近，听到连打带骂的动静有点不对劲，就一起涌了进 来。傅校长并不为此住手，又是一脚上去，还恶狠狠叫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傅老师没动声色，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傅校长，眼睛里喷着火。我扶起了他，安 慰了几句。其他人没有吱声，活没有干完，一个个愤然离开了学校。 　　此地无声胜有声。“成何体统！”，是大家的呐喊，让傅校长喊出来了。 　　傅老师是有点不成体统，私自动用学校的玉米，饱我们几个人的私囊。那么， 一位表面斯文，一位堂堂的校长对同志大打出手，污言秽语地辱骂就“成何体统” 吗？ 　　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也听说了这件事，好像很有同感，在生产队烧玉米豆子叫队 长看见，一般来说是绝对不行的。但多数队长对此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更没有 一个动粗的。所以大家议论，还是傅校长坚持原则。当然，也有认为他该打的，那 是个别的队长。我也觉得傅老师该打，不过，他该打的理由只有我、傅老师、傅校 长知道。 　　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时候，傅老师因为说了实话，被定为“中右”。“中右”不 被免职，但得接受斗争，得写悔过自新的材料，得让你重新做人，老老实实地接受 改造与监督。“中右”不是右派份子，更不是革命派，你要时时提防着，随时都有 被专政的可能。换句话说，傅校长打你是轻的，给你带个帽子那可就悲惨了，你就 偷着乐吧，你还敢反抗？ 　　-------- 　　流行小说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