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颜色的老师（颠沛流离）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九月初九是我的生日。4 年后，我能很清晰地记忆一些 事情了，那是公元1948年秋末冬初的一个早晨。 　　日头刚刚出来，母亲就拉着我来到街上。 　　街上的行人似乎有些匆忙，相互间交头接耳，戚戚喳喳地说着话。那时我还是 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是看懂了他们的表情——神秘兮兮 的，难掩一种兴奋的神色。 　　母亲自然明白我在疑惑什么，也许这就是她领我出来让我明白明白的目的吧。 母亲弯下身来，一遍又一边地告诉我“解——放——了——你懂吗？”究竟什么叫 “解放”我说不清楚，只觉得那天大人们的神情很异常，于是我就记住了“解放” 这两个字，第一个记忆中的新词儿。 　　那天，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街上车辙的痕迹很多很乱，到处都是，母 亲特意让我留意看的。很显然，母亲对那些车辙很感兴趣。听大人们的议论，说那 车辙是八路军朝新民方向走时留下的。 　　后来我大了，知道1948年10月29日是新民的解放日。在新民的地图上，我的家 乡董家窝棚位于新民的最东北，东与新城子区相邻，北和法库县隔辽河对望。由此 看来，我断定家乡要比新民早解放至少几天吧，现在已无人记起。 　　在那前前后后的日子里，我几乎见不到父亲的身影。白天，他在农民会那管些 分田分地的帐目，晚上要去学校教青年男女们唱歌，那时的学校还没有学生。不久， 学校正式开课了，有了学生，父亲就是那个学校的第一任老师了，也是唯一的一个 老师。从此，他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离休。 　　父亲和我认识的许多老师一样，历史上有许多“污点”，都披着一身乌鸦的外 衣——乌鸦颜色的老师。 　　父亲当过伪满国兵、伪警察、清剿队队员，黑色的履历，难以洗清啊。要不是 在土改时父亲“干过革命”，我家的成份肯定是富农以上，母亲告诉过我，我信。 　　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才奇缺。这些所谓的人才，100%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 们的出身大都是地主富农的家庭，真正的贫下中农，怎么能念得起书？在解放前， 贫下中农之中，偶尔也有那么一两个识文断字的人才，但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 下中农，而是土改前家境衰败了，破产了，土改的时候就被定为了贫下中农了。这 些文化人，才是社会大变革的宠儿，就像傅校长，他们在以后的各个阶段的政治风 暴和动荡中，有着十分保险的不受任何冲击的护身符。反过来，他们又可以按照特 定的模式与方式，随心所欲地出击他们以为得计的目标与猎物，而屡屡得手且扶摇 直上。这种印记，深深地扎在他自己和他人记忆的档案里。 　　人类时间的指针已经定格在90年代了，傅校长依然在上演他的拿手好戏，令世 人嗤之以鼻。 　　他早已退休了，早已搬离家乡这块生他养他的沃土，但他又杀回马枪，让家乡 人受伤。他说他养鸡没有饲料，就来到了西房号学校，拉走了那么多的玉米，没留 下一分钱，只留下“嘿嘿”一笑，黑着脸走了。几十年了，他掠夺的本性还没有泯 灭，可见他的心该有多么的黑，然而却披着一袭红色的外衣。别的老师黑在外表， 他却黑在心里，不一样的黑。 　　傅良己老师从月牙河转走后不久，由于新民农村行政区划的重新组合，我们堡 子的孩子都去了团山子完小读书了。新的学校洋味十足，学校有洋鼓洋号，有篮球 架，讲台，给学生们耳目一新的视觉。 　　团山子完小学生很多，老师更多，从此我们告别了复式班。值得至今还怀念的， 是每周一学校都要举行升旗仪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听到国歌。 记得升旗的时候，学生唱国歌的声音特别小，都不敢张嘴，在嗓子眼里唱。谁的声 音大了，谁就会被大家回头回脑地看，很是不好意思。也许是那时候的孩子没见过 什么，害羞吧。和国歌同时会唱的歌，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想，以她 作为国歌更适合我，我常在心中吟唱她，激起我向往美好的涟漪。 　　到了新的学校，我被分配到一年乙班。那时学校班级的排列顺序沿用了解放前 的制式，也许是那个学校曹校长的习惯势力使然吧。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这顶帽 子一直戴到坟墓里。平反昭雪的时候，是他自己不愿意“摘帽”的，也不打算要很 是丰厚的“经济补偿”，是他固执还是什么的，我不得而知。 　　新的班主任老师，令我们这些新同学很是惊奇——怎么会是一位女老师啊！那 时我认识和接触过的成年女性，没有一个是有文化的，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不简单 了，能写出来自己名字的几乎是麟毛风角了。 　　这位女老师姓姚，叫姚静芝（谐音），20上下岁，人称“姚大姑娘”。姚老师 很白皙，活泼，爱笑。她笑的时候，笑容与笑声总是同时出台。她爱唱，即使是语 文课，她也总能找到“借口”唱上几句，让同学们提提精神。她讲课的时候，没有 谁淘气做小动作，生怕错过姚老师的一颦一笑，一歌一曲。她也爱跳，常和我们站 成一圈一起跳舞，只是我们怎么学也没有她跳得那么灵巧。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山林里头有个英勇的鄂伦春……”的民歌，就 是姚老师教会我们的，至今唱来都会让我陶醉于当时的情景中去。是那支歌把我们 带进无限的幸福与憧憬中，也把我的童年染上斑斓的色彩。 　　姚老师很爱说话，课下常和我们聊天，班后也常到学生家里和家长拉家常，那 就是家访啦。放学的时候，她总是挂着笑容，和我们“再会”。恋恋不舍的师生情 怀，至今依旧让我恋恋不舍地回忆。 　　我一直不知道姚老师叫什么名字，直到1958年上了初中，我熟悉了我班的同学 饶静杰，才知道他的姐姐我的老师叫饶静芝。 　　在团山子学校一年级的暑假前，我意外地受伤了。后脑顶被石头磕出了血，几 乎要露出了骨头，我提前离开了学校回家养治，至今还有豆粒大的伤疤不长头发。 　　暑假过后，我上2 年级开学的那天，不见饶老师了。听人说，饶老师结婚了， 嫁到很远的黑龙江去了，仍然当老师。没有了饶老师，我们都很失意，好多女生还 哭了呢。她走之前也没和我们说一声“再会”。“再会”，是饶老师教会我们的， 起初我不懂什么叫“再会”，回家问母亲才明白。母亲说：“饶老师真好！”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饶老师。1960年，从她妹妹那里得知，那时的饶老师很 惨。 　　饶老师和我同乡，她父亲是地主份子。1960年的“粮食运动”，姚父被怀疑私 藏粮食，遭到无情的斗争。 　　“粮食运动”就是深挖粮源，不许各家各户有粮食，都得到集体的食堂吃饭。 食堂根本吃不饱，家里又没有可吃的，人们怨声载道，又敢怒不敢言，上边就拿 “四类份子”开刀，敲山震虎，压制群众的不满情绪。一时间，人人自危，鸡犬不 宁。 　　饶父更是诚惶诚恐，趁对他看守不备，就在月黑风高的时候去了黑龙江饶老师 那躲避风声。 　　饶父在逃，证明他“罪恶深重”，公社、大队分兵几路去搜捕。至此，饶老师 受到了株连。因为她“染黑”，学校停止了她的工作，被遣送到附近的农场劳动改 造。 　　那时的她还会有悦耳的歌声和轻盈的舞步吗？我听到的是丧钟在低鸣。 　　进了农场，饶老师不幸患上了阑尾炎。对于这号人，同情心是无力的，同情只 能在心中为善良人默默地祈祷。饶老师的病情一天一天地拖延，等到病入膏肓了， 农场怕处理死尸太麻烦，才把饶老师送进医院。 　　也算大难不死，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月，饶老师经过两个多月的生死挣扎，捡 回了一条性命。 　　听了饶老师的处境，我的心像揪的一样疼痛，不知道为什么好人总是这般的坎 坷与凄苦。此时此刻，我彻底地相信，小说中那些悲惨的故事没有一笔一划是杜撰 出来的了。 　　以后关于饶老师的情况我一无所知，直至今日。 　　饶父总算被折腾够了，以“有待详查”为“炸弹”扔给他草草地收场。“炸弹” 就是威胁、恐吓，让你老实点。 　　饶父真的中弹了，他成了惊弓之鸟，吓破了胆。回到家里没有几天，就携家带 眷当了“盲流”。饶静杰也随饶父走了，中断了我了解饶老师的通道。 　　在饶老师教我的一年中，记得她没给我们留过任何作业，回到家里我也不看什 么书，但我考试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到了3 年级，我的各科学习出现了逆转，在 班级里排不上号了。 　　3 年级时我转学了，到父亲任教的新安堡小学念书。这，就是逆转的前奏，因 为又摊上一位“黑老师”。 　　新的班主任姓马，马国忠。马老师中上等的个子，肤色很黑，满面的落腮胡子， 就像水浒里手持板斧的李逵，或者是长坂坡的张飞再世。更令人生畏的是，他的脸 更“黑”。 　　那咱，我家不住在原来的孟家窝棚了，搬到了离学校2 华里的那家窝棚，父亲 上下班方便，和马老师住在一个屯。 　　马老师天生的一脸严肃，我从来没见他笑过。在给学生朗读课文的时候，一只 手习惯插在裤兜里。他不大理我们，只要是“理”，就把我们修理得服服帖帖的。 来到这之前，父亲就警告我，说马老师厉害着呢，你要规矩点，不能像过去那么随 便了。 　　是的，没来到这之前，父亲不常在家，我有点放荡无忌的毛病，母亲和奶奶不 大管我，我就贪玩。是的，我是得规矩点了，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要尽 量适应，就得小心翼翼。 　　有一次，马老师把“近况”两个字写在黑板上，回头就问我们什么叫“近况”？ 我见同学们没有举手，我就要回答这个别人不会的问题。我说“近况”就是近来的 情况。本以为老师应该表扬我，想不到马老师反问了我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答不上来，因为这是新课文里的新词汇，老师头一回念给我们的，我是根据 上下文的内容猜测出来的。马老师很不高兴，在黑板上蹾折了粉笔，用眼睛嗔怪我 多嘴。那时我想，既然你问我们了，为什么又不让回答啊，难道你叫我们一齐说 “不——知——道——”吗？ 　　姜子牙卖面遇大风，运气要是不佳喝水也塞牙，倒霉的事就成串地来。 　　第三天，马老师又像往常一样念课文。不过，这次腾出拿课本的手，插进裤兜 里，另一只手去翻放在讲桌上的书，口中念道：“中国比欧洲还要大……” 　　念完了课文，马老师问大家听好了没有？同学们有了上次我的教训，齐声答道 ：“听——好——了——” 　　说实话，我真的不明白“欧洲”是什么东西？他怎么能和“中国”相比较啊！ 课后，我去了办公室找马老师问个明白。 　　他不正面回答我，只顾一边叭嗒叭嗒地吸烟，一边豹眼圆睁：“就你没听明白， 回去想想吧！” 　　回到教室的路上我也没想出来，就问“听好了”喊声最大的那个同学。结果， 和他一样，没有一个同学能答得上来。直到上了小学5 年级，我才知道“自己”的 无知。 　　现在，许多人都说那时的老师比现在的老师有水平，我就极力地反对。我认为， 现在老师水平的绝对值，不知要高出那时老师的多少倍！只是现在老师的水平和学 生家长的水平，差距越来越小了，要求越来越高了罢了，其实，有很多人的水平远 远高于老师。再有就是，那时的学生没有一本课外书可以阅读，几乎是生活在没有 文字的社会里，自然孤陋寡闻。 　　1960年冬，我念初三了。这是一个严寒饥饿的冬天。大概是全国的农村都实行 了“食堂化”了。食堂给每个人的“定量”，实实在在地把每个人“定”在挨饿的 数量上。母亲为了给弟弟妹妹们多吃上一口饭，在大家的劝说下，也和别人往回带 几把玉米粒。谁知道头一回就让队长给发现了，别人会装，母亲不会。（此节未完， 请待续作者注） 　　-------- 　　流行小说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