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预言的历史背景（预言林彪） 　　1964年初夏，随着气温的日益飙升，高考复习也正在如火如荼紧张地进行着。 而在这个时节，社会上“农业学大寨”的新闻也正向校园铺天盖地而来，报纸和电 台的版面与时间，比备考显得更加紧张更加升温。“上山下乡”的号角，伴随着 “农业学大寨”的声浪亦步亦趋，毫不逊色。“学习董加耕、邢燕子”的热潮，占 据了学校所有政治空间，是老师是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以 深入人心为最终目的。我没有忘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也在悄然间来到 你的身旁，默默地左右着我的未来。 　　自从我被王老师安排在“个别生”的位置上，我就整天如坐针毡，心被戳得千 疮百孔。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如临大敌，如临深渊，惶惶不可终日。 　　县委委员、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石维，不止一次地在全校大会上，动员应届毕业 生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用武。还有新民县县委、县政府正在陶家屯公社羊草沟 大队筹建知识青年点……对于这些本土新闻我毫不在意，似乎与我无关。后来我才 知道，这些东西与我紧密相联，难以切割。 　　陶家屯，新民人习惯叫陶屯。青年点所以选中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座很“巍峨” 的大山。山的海拔能有近10000 厘米，但一分钟就可以登上峰顶！其实那就是一个 大的土包，没有山的名字，离我老家不远。 　　陶屯“有山”，那里又是农村，这才符合“上山下乡”的定义，县里的领导才 心安理得。在陶屯的西边8 华里，也有一座小山——东蛇山子。 　　东蛇山子坡地的坡度很缓，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不也修了梯田吗？虽然 后来作废了，老百姓怨声载道，但当官的可被上级连连称道，道出了形式主义是害 人的事实，又是难以根除的无穷的遗患。 　　经过石书记反反复复的动员，终于在应届毕业生的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的 响应者和上山下乡的先驱，一共30多人。其中，有县委副书记黄春贵的女儿黄秀芝， 某部队连级军官的妹妹霍静杰，还有我们班的张奎明等等。 　　无论是平心而论，还是众所公认，这些同学的思想政治表现都很优秀，他们中 很多人都是团员、班级干部。但他们的学习都不那么令老师和同学们从心里恭维， 换言之，就是升学无望。那么，一脚踏上“到农村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船， 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一种到达理想彼岸的便捷途径。 　　“三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 是统帅、是灵魂。于是，对于先驱们，阶级斗争这一首要的课程务必过关。 　　那时的高中学园里有两个课堂，一个是围绕高考的课堂，一个是自愿上山下乡 的课堂。后一个课堂，由从来不讲课的石维书记任教，在小会议室里天天学习有关 材料，武装他们的思想，好去打一场“三大革命”改天换大的伟大战争。 　　开始，我没有注意那个课堂，还在埋头地备战高考。不久，我必须关注了，虽 然根本不是心甘情愿的，无奈。 　　我很清楚，我的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个人表现，已经在我通往理想的道路上， 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可是，一想起“预言”与“命运”，我又常常异 想天开，梦寐中的一丝曙光让我从未放弃学业。到了高三，我的学习名次稳定在班 级前三的位子上。我凭什么不去试一试啊？万一班主任老师笔下有德，对我的表现 轻描淡写，避实就虚；万一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梦不能不做，但有时候就是噩梦！ 　　1964年5 月13日，这是我上下三辈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 　　下午，我去老师那看俄语考试的分数。突然，我发现了班主任刘文孝老师给学 生做的毕业鉴定，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出于急切和关注，办公室里又没有一个老 师，我就翻到了我的那页。 　　天哪，刹那间，我完全理解了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叫做“残忍”，等等大 堆大堆恶毒的辞藻！顿时，我连连叫苦，六神无主，甚至是气急败坏，七窍流血… … 　　开始我有些不大相信，有些不敢相信，就接连地看了几遍。没错，是我的鉴定！ 四十多年了，我没忘掉一个字，字字句句都是一把刀，戳在我的心上，留下永不愈 合的伤口，时时刻刻在汩汩地流血，让我在噩梦中惊厥！ 　　这个鉴定，我不止一次地背诵给父母妻儿、同学同志，也给梦中的自己。记住 吧，这就是老师给他的学生的鉴定： 　　“该生不靠近团组织，打击进步，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学雷锋，对参加农 业生产有看法。” 　　这是鉴定吗？分明是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框定的死刑判决书。它宣判了我美好憧 憬的死亡，揭开了我在未来的人生之路中凄苦挣扎的序幕。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我不会让你死，但比死更悲惨！ 　　是的，从那天起到如今，我时常在噩梦中抽泣，也许日后就会死在噩梦中，等 我遭够了罪。 　　1964年5 月14日，也就是我看到自己的毕业鉴定的第二天。上午，为了迎接新 民县全民运动会，全班同学来到了新民一中（现在的沈阳市级的重点高中，仍叫新 民一中）平整清扫场地，可我的心怎么会平整下来，阴霾何以清扫？我成了一个只 有躯体，没有灵魂的植物人了。 　　午后，我没有心思去上课，借着春风独步窗外，梳理着早已纷乱的思绪。对于 我来说，和煦的阳光，没有给予我一丝的温馨，心凉比什么都可怕都失落。我像幽 灵一样，被神灵牵着我的脚步，走进了学校党支部书记石维的办公室。 　　平时，我的脚步很少到过这里，更没有走进这间英国教堂式的“禅房”。因为， 石书记的办公室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出出进进的人，都是 些学生干部、团员。他们把有关学生的表现像填鸭似的塞进去之后，让石书记慢慢 地咀嚼、品味、消化。过了不久，就会有人得到表扬，又会有人遭到批评。我所以 被刘文孝老师在鉴定上写下“反对学雷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校学生会主席韩 安梅，把我的一幅漫画呈递到石书记那里，然后又经过一年的时间，酿成了把我打 入死囚的佐证。 　　漫画的画面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学生，面对不及格的试卷，趴在书桌上睡着了。 他梦见了学雷锋，笑了…… 　　现在我要亲自送上门来，石书记是大为光火震怒呢，还是循循善诱地对我教育 和开导呢？哈哈，笑是苦恼的，但我有十足的把握，让石书记对我刮目相看。 　　还好，石书记此时此刻非常的平静，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吸着烟。见有人敲门， 他微微颤动一下手指，但烟灰并没有弹掉。等我听到一声细微的“请进”时，我已 经站在离他5 米远的地方了。 　　“你怎么没有上课，有什么事吗？” 　　他的语气和表情告诉我，他认识我。问话的时候，我看不出他对我是耐烦还是 不耐烦。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也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和他交谈。 　　“石老师，我想上山下乡，我是报名来的。” 　　“嗯？” 　　他用鼻子打了个问号。紧接着，又用“顿号”比“问号”长十倍的时间，才正 式端详我。 　　“哈哈，你一进来，我就知道你有事，原来你也想上山下乡啊？” 　　我点头说“是”，他继续问话。 　　“你可是尖子生啊，怎么也要上山下乡啊？” 　　我没有办法解释，也不想解释，也没有说出班主任给我的鉴定内容。我想，这 事他是知道的，绝不能因为我对参加农业生产有了“高度认识”，而改变我的毕业 鉴定！他也不敢，我的“反动证据”是铁打的，他也怕被人抓住把柄，“铁证”会 成为一把捅向他的刀。 　　我们都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理解他，他不理解我。我不愿意在这久留，我要求 上山下乡的表态，我背叛了我自己，我在向主子讨好，感到羞愧，无地自容。 　　“石书记，您就批准我吧。” 　　说完，敬个礼，我走了。 　　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他让我谈谈对上山下乡的认识，以及今后在农村的 一些打算。他还问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记不清了，心乱，根本不想听。我有我 的打算，但我不想和他说。 　　“刘老师，这些问题留给以后再回答你吧。” 　　他冷冷地瞅着我的脸色，不快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只是冷笑。 　　我能愉快吗？我遭到莫大的耻辱。我觉得，这耻辱比认贼作父，女人被人强奸 更耻辱，更悲哀！ 　　1964年7 月26日，高考后的毕业典礼在大礼堂举行，那里也是学生的饭厅。有 一张寇成元代理校长大红官印的毕业证书没有人认领。这就是我的！我没有参加毕 业典礼，心力交瘁，在家静养。 　　自从5 月14日我决心上山下乡，便没有看过一次书。在这一个半月之后的毕业 考试中，我取得各科平均96。2 分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二。第一名是韩安梅。以前 我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学生考试。之后，我再也忍受 不了那些莘莘学子们苦读上进，求取功名对我的刺激了。毕业考试一结束，成绩一 下来，我就回家了，回避同学们对我的“刺激”。 　　不久，高考也结束了，同学们都在等待毕业典礼，然后作最后的“鸟兽散”。 其间，我收到赵鸿德寄给我的一封信，让我参加毕业典礼。我强打精神来到了学校， 想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做最后的告别，顺便再打听打听大家的高考情况。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到校，竟然是我给我自己已经崩溃的神经，又来了一刀， 彻底地割断了笑的脉络。这就是我常常在梦中哭醒的后遗症。 　　我哭自己那年各科高考试题没有一道我不会的题，而我却偏偏与高考无缘！我 哭我自己为什么非要上山下乡，万一我的高考成绩科科都“满分”，也许会感动天 地良心，给我一个再生的机会！我哭我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表现，我哭我为什么摊上 那样一个歹毒的老师…… 　　我伤心至极，痛不欲生，同学们都为我流下泪来。赵鸿德很是理解我此时此刻 的心境，为我买了火车票，他送我到新民火车站，即刻回家。 　　我的那些书本、笔记、还有行李，一样也没顾得上带回，我没有半点力气让它 们和我一起回家。这些伴我三年，伴我梦寐，连我心肝，通我灵性的“遗物”，是 后来父亲去新民开教师会时才捎回来的。见到它们，我心中又是一番酸楚，没有泪 水了，只有呆呆的发愣。我可怜它们，辱没了它们的使命，践踏了它们的情感。虽 然历经文革时期打击“三黄四旧”，我没有让它们受到任何伤害，至今仍珍存身边。 　　当年的我已经死了，它们是伴我的墓碑！ 　　1964年8 月1 日。十分颓唐和憔悴的我，终于屈服于对现实的承诺，扛起锄头， 来到新民县新兴公社（现在的罗家房乡）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劳动，当一个地地 道道的农民，一晃就是整整六个年头。 　　这里也是我的家，我没有和“先驱”们去陶屯羊草沟青年点，害怕见到同学触 发我的伤感，只是在那挂个名罢了。 　　家乡就是家乡，土亲，人更亲。社员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对我很是照顾体贴， 尤其是和我同龄的小字辈。我们和我都是“抹泥”之交，我是从“地狱”回来的人， 自然有许多新鲜的话题吸引着他们的好奇心。 　　1965年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辽河伏汛，河水上岸，辽河滩处处都是积水的坑 坑泡泡。秋收过后，我约李玉甫去了河边竭泽而渔。我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天，我 又疯狂地预言了：林彪不得好死！ 　　我是八队的社员，李玉甫是七队的。我俩年龄相当，三年后我们几乎同时结婚。 初中毕业后，李玉甫因为那时是困难时期，放弃了升学，回到生产队劳动。和其他 年轻人不同的是，李玉甫古书看的很多，南朝北国无所不晓，谈古论今也从不拾人 牙慧。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生产队，但总能凑在一起海聊，臭味相投 是吧。 　　我比李玉甫多念了三年书，他比我的成份好，但我们在生产队谁也干不上俏活， 没有什么怨言，谁让我们和书记、大队长不沾亲带故啊。遇上心里憋闷的事也不去 计较，我们是对方相互倾倒“心里淤积”的垃圾箱，互不嫌弃，反倒觉得挺干净。 　　那天，我们边走边聊，从刘伯温谈到袁世凯；从读毛主席的书，扯到十大元帅 …… 　　他说：“过去开国的皇上，都得收拾收拾一下功臣，毛主席就不整人。” 　　“那不假，功高欺主嘛。” 　　“罗荣桓刚刚建国就死了，太可惜了。” 　　“没福啊……” 　　“你说将来，这些元帅都会怎样呢？” 　　我察觉李玉甫的话有余音，我明白了，他还是坚持“开国皇帝治良臣”这一客 观的历史事实！ 　　我没有顺竿爬，岔开了话题，说了一句让他也犯琢磨的话来： 　　“也许皇帝都是好皇帝，臣子就不一样了。” 　　他反应得也不慢，反问我一句： 　　“你是说，十大元帅里也有奸臣吗？” 　　“嗯，我看林彪就很像！” 　　我很自信，也很坚定自己的“预言”。 　　“有什么根据？” 　　我说出了两条，李玉甫服气。 　　一是林彪跟得太紧，搞阿谀奉承，往小说是心术不正，往大说那是居心叵测， 这是唯物的。二是“唯心”的…… 　　我看过“麻衣相法”，我说他是标准的“奸相”之相。 　　李玉甫问我：“你也相信相术吗？” 　　我摇头，否认。他只好听我慢慢地道来。 　　那天是说不明白了，眼看着有人大把大把地捞鱼，我们不能白来。“相术”的 奥妙只好暂时搁下。 　　第二天，李玉甫又来会我拿鱼，我坏笑着和他去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不是为鱼去的。俗话说的好，“臭鱼烂虾，费饭的冤 家。”鱼虾很鲜美，又不费多大的力气就可以得到，只是扔进锅里费了油。这笔帐， 在那个年头谁家都得好好地盘算盘算，过日子就得算计。 　　刚出家门，李玉甫就耍个鬼脸，我乐了。 　　“我从来不信什么神佛，小时后就什么都不信，高中时，哲学课讲物质是第一 性的，我是唯物主义者，哪有离开物质属性而存在的神佛啊，我也不信算命那一套， 但我对人的长相有研究，这是建立在客观的物质基础上的……” 　　我的话有些让他似懂非懂，他不急于让我解释，知道我会叫他明白的，不然我 的理论对于他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认为，人的面部充满了各种复杂的肌肉，受到比它更复杂的神经支配着。比 如乐观与悲伤的神情，就使不同的肌肉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时间一长了，人 的面容和脸型就被那种经常用的肌肉所左右，就形成了不同性格，不同“人格”的 相貌。幼儿园的阿姨，看上去总是那么的慈祥温柔；董特派似的警察总是那么的一 脸严肃，甚至是“凶相”……这就是“见其外知其心，见外表知内情”的道理。一 个经验老道的人，往往看一个人的外貌，就大致知道他的职业以及为人、性格…… 　　听了我这不伦不类的论述，他开始承认林彪的奸相了。 　　“听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秦桧、严嵩不是很老才死吗，你看林彪……” 　　“我看他不能长寿，他太处心积虑了，一脸的心思，心乱则寿短。” 　　他“嗯”了一声，我继续解释。 　　“诸葛亮是好人吧，他死时才54岁，六出祁山，屯兵五丈原，大小事和家里外 面的事，事无巨细，日理万机，他英年早世了。” 　　“对啊，一个忠臣尚且如此。那奸臣就更不用说了。” 　　林彪加快了“紧跟”的步伐，“作得凶死得快”，我坚信这个理。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席卷全国而来，吓得我和李玉甫直伸舌头。 要知道，咒骂林副主席，要比“诋毁”伟大的领袖罪加一等。我们都在暗示对方守 口如瓶，千万别把那天的事捅出去，也都在盼林彪早一天倒毙，好松一口气。 　　“913 事件”终于爆发了。当时我已经在学校任民办教师，教两年的“初中” 了。 　　那是仲秋，下班之前接到学校所在地——二道房大队党支部书记谢长林的通知， 要求全体老师晚上到大队部开会。 　　通知的态度很是严肃，会场比通知还严肃。大队部已经有人了，都是党员，不 像往常有说有笑。因为，书记的脸色很凝重，所以空气也跟着凝重起来。 　　我感到很荣幸，能和党员在一起开会还是头一次。那时的党员属于奇缺，全大 队除了几名大队干部是党员，剩下的就是个别的生产队长了，没有白丁党员，学校 的校长都不是，他也感到受宠若惊。 　　书记看人都到齐了，咳了一声，开始传达重要文件。传达前反复严明纪律，文 件内容不许向任何人泄露，包括妻子儿郎…… 　　接着，谢书记面沉似水，如同考妣仙逝，捧着骨灰那样拿起文件，像念悼词似 的宣读文件内容。他竟然把林彪说成了“林副主席”！也许是精神高度的紧张，也 许是惯性为之吧，想了半天才去纠正。对此，我也很不自然，觉得还是把林彪叫 “林副主席”为好，顺溜。突然间称谓的变化，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所适从，都像管 自己的爹不叫爹，直呼其名那样不孝敬。 　　林彪终于倒台了！大快人心，慰藉我心。对此本该弹冠相庆一番，但没有谁敢 喜形于色，一吐为快。人人都还在梦中，不敢承认这是事实，一旦说他死了，人家 没死，你就死了。那个时候，还是少说为佳。 　　就在文件传达后的国庆前夕，人民日报不是还有这样一条消息吗，大意是：人 民画报将刊登一组毛主席与林副主席在一起的图片。 　　由此可想而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少说为佳，不说为高。 　　谢书记宣读文件的时候，嗓音有点沙哑，但没有喝一口水，坚持着把文件念完。 尽管有许多白字错字，咬文嚼字的先生们毫不在意，我想，只要你别把“死”字念 “活”了就好。 　　按照谢书记会前的要求，会后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议论林彪之死，都害怕这是 “指鹿为马”，是个陷阱，圈套。万一人家察言观色，暴露自己的立场，然后，对 “反对派”一网打尽，后悔就晚了。 　　但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玉甫。 　　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就好像刚刚睡醒似的，还不能正常发音似的，小声地讲述 着林彪之死。有现实的，也有想象的，更有神奇的，比如，说他是被某某部队的导 弹导下来的……添枝加叶。 　　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彻底地醒了，开始大喘粗气地评论着。直到这时，李玉 甫才把我的预言公诸于众，抬举我有高见、远见。但是，他没有“远见”，把我坑 苦了。 　　我被公社的领导及其秘密地找去了。严厉的批评，我倒并不在乎，说要把我从 学校驱逐出去，让我倒吸一口凉气。领导的理论是： 　　不管怎么说，林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用不着你上中农、臭老九来 说三道四的，幸灾乐祸，拍手称快的！ 　　悲哀啊，相当的悲哀！悲哀的不仅仅是他的理论，而是人们对谬误的崇拜竟然 疯狂到了极点！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某些人竟然被奴化到如此地步。这不是 悲哀是什么？这，比我的预言还伟大。 　　-------- 　　流行小说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