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死预言的前前后后（毛逝何日） 　　预言什么？毛主席将来在哪天逝世！ 　　我说：“毛主席要死的话，就死在9 月9 日……”（原话一部分） 　　那时我19岁，念高二，预言的时间是1962年的一天中午。预言的地点是，新民 高中校园的最南侧。往南，与这里一道土墙之隔的地方没有人烟，县城的人都叫他 “南卡子门”，很是荒凉。解放前和解放初，这里是枪毙死刑犯的刑场，人们忌讳， 很少到这里来，晦气。 　　“最南端”，是一片乔木灌木相间的林地，面积不是很大，但很是僻静，尤其 是夏日的中午，很少有其他同学到这里来。于是，就有了我对一个同班同学的“冒 死的预言”啦。 　　弹指一挥间，34年过去了。1996年秋，我突然接到一个从县城打来的电话，是 高中同学程德昌的约请，很是兴奋，久违了。 　　县城的电话，一天间我至少得接十几个，最多的时候甚至是几十个。因为我是 罗家房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县里各个部门的电话不会少。每个电话都是上级领导的 指示，都是你必须完成的工作，都是拧紧你神经发条的扳手，让你一接电话就高度 紧张，就有一种“烦恼”油然而生。比如，让你汇报夏锄进度，农业局的电话才挂， 县政府办公室又来“询问”，然后就是县委农村工作部的……都想从你这里得到第 一手材料，你烦心，但他们安心。 　　所以，老同学的电话，相当于“一键清空”，把你“电脑”里的垃圾病毒尽数 删除，给予你愉悦的清爽。 　　他说：“你过来吧，咱班的吕维媛，从齐齐哈尔回来了，大家聚聚……” 　　几十年不见了，如今有约，自然是乐不可支，何况吕维媛是赵鸿德的夫人啊！ 　　赵鸿德从小学到高中我们一直是同学，当然也是老乡，他家离我家只有5 华里 的路。这次他因为忙不能回来，借机探寻一下他的近况，也是我时常想念他的一种 补偿。 　　这次14名老同学聚会，程德昌尽地主之谊，通知、埋单周到热心至极。 　　高中时，我和程德昌是同桌，吕维媛比我们个头矮些，坐在我们的前桌。所以 我们三个人算得上是友好的邻邦了，见了面怎么不会有一番万千的感慨啊。 　　酒到半酣之际，程德昌突然起身，毕恭毕敬地向我“请示”道： 　　“会元老兄，时隔34年了，我要为你揭秘了！” 　　我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在想，各位也很惊诧。 　　当年，吕维媛是当之无愧的校花。若不是个头稍矮那么一点点，莅临“国花” 之位也不为过。她学习优秀，为人厚道，人缘也好，自然是那些情窦初开的情种们 倾心的焦点，靠近的核心。但我从来没有对她想入非非，更没有一纸情书的构思， 说我暗恋，自然无懈可击。哈哈，说不定就因为我们是前后桌相近，她的一颦一笑 于我被别人发现了？那可冤枉我了。 　　我在揣摩我的秘密，但很心安理得。反正都已一大把的岁数了，说什么我都不 会在乎，就当是搞笑，能让大家多喝几杯，客串个情种，值了！ 　　我正为免费当个情种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程德昌竟然出乎意外地，把我那次的 预言和盘托出。在座的无不哗然！ 　　这件事我怎么会忘记，但我从来不会提起，那预言在那时代可是要命的…… 　　毛主席死了，我还活着。我真佩服程德昌的为人，三十多年了，他一直在为我 守口如瓶，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要知道，就这个秘密，就这个预言，全国能有几人， 世界能有几人？算得上吉尼斯记录了吧，我也算得上预言家了吧，也够名人的了吧。 程德昌足以以此说事儿，令众人对他刮目相看，这秘密只有他和我知道，绝品，价 值连城的绝品。 　　他一直憋着，我若是他会憋疯的啊。我能憋住，因为关系到我的性命，关他何 事？“文化大革命”他可以以此立功授勋，风光无限，甚或是封侯挂印！ 　　程德昌说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冒汗”，激动的，感动的，不是害怕。 　　秘密，也把我带回当年的那一幕中，我很快进入了预言时的角色中来。 　　六十年代，正是阶级斗争完全代替法律的年代，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诅咒伟 大的领袖毛主席，必定置你死地而无疑。 　　那天，我说出了这个预言，记得当时也是一身的冷汗，后悔不迭。程德昌听了 也是惊恐万状。左顾右盼，幸好没有什么人听到，庆幸得我们的心砰砰地直跳。 　　我千叮咛万嘱咐：“程德昌，你可要保密啊，就把这事儿烂到肚子里吧。” 　　14年后，毛主席果然仙逝于1976年9 月9 日。 　　就在全国沉痛地悼念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日子里，我忽然想起了我的预言来， 心里很是恐慌，我担心什么不言自明。 　　然而，我的心也在狂跳，我不能理解，即使当年的预言纯属猜测，那概率也太 低了，比中大奖的概率不知道要低多少倍啊。我能“猜中”，我不知道我怎样去认 识和评价我的预言和我自己。那时，我的内心好像是增强了什么，又好像是改变了 我什么，总之，我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全国“共悼”毛主席的那天早上，天气很凉。我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从家 里出来，骑自行车赶25华里的路，来到公社设置的追悼会会场（每个公社都按要求 设置）——现在的罗家房中学。 　　那里人山人海，公社所在地的各个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群众站满了整整一操场。 各个大队（现在的村委会）也都设有追悼会场，男女老少凡是能走得动的，背得来 的，都参加追悼大会，村村屯屯十室十空。四类分子被严管起来，不准乱说乱动。 　　我往公社机关的悼念队伍里走去。突然，一个尖利的声音喊住了我。 　　“喂，小李子，你过来！” 　　这尖利的喊声中，充斥着威严与训斥，让我感到恐惧与厄运。倏然间，我想起 了我的预言，立时毛骨悚然。倘若…… 　　我神经质地回过头去，心跳到了嗓子眼，一看是人保组的董特派员在呵斥我。 　　人保组就是如今的派出所，那时是极其森严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董特派员叫董连奎，系原沈阳公安局大东分局伙食管理员，走“五七”道路落 脚罗家房公社（当时叫新兴公社）已经四年了。特派员比现在的警察厉害得多了， 一方面负责当地的社会治安。一方面可在他自己理屈词穷的时候，随手甩出“这里 有阶级斗争”的尚方宝剑，随时就可以把“反革命”的头衔严严实实地封给你，而 绝无冤假错案给你昭雪的机会。 　　董特派员我早就认识，我当民办教师的时候认识的。他有很强的政治嗅觉和洞 察力，对“反动行为”更是十分的敏感。他没当特派员，仅仅是个“五七”战士的 时候，有一次遇上了一个社员，他认为是四类分子，就上前盘问。那社员以为自己 犯了什么错误，有些手足无措，结果被他一顿很批。刚要对他进行“专政”的时候， 大队书记赶到，为那个社员解了围。至此，人们一提起他，大有谈虎色变的感受。 　　今天董特派员喊我，我又想起了那个社员，惧怕之情可想而知了。 　　当时我仅仅是个挣工分的临时的“公社干部”，但在农民的眼睛里，也很神圣 了。不过在董连奎的目光里，我就是一介草民。尤其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里，董 连奎就是手握圣旨的钦差，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他的话就是第二“最高指示”，谁 都得听。 　　我心里有鬼，怎会不规规矩矩地听他的传唤，不，几乎是战战兢兢地走过去， 等待他的发落。 　　那时，天上时而有云飘过，而我的头上没有遮风挡雨的保护伞，没有书记为那 个社员解围的幸运，祈求不到任何援手，只好坐以待毙。 　　董特派员满脸的肃杀之气，拌和着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责令道： 　　“还不把你的衬衣换掉，脱下去！” 　　天哪，原来如此！我有脑筋急转弯的灵气，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一连说了几个“是！是！是！”，像逃难似的走了，跑着走的，胜利大逃亡 啊。 　　我的内衣是一件玫瑰色的晴纶线衣，穿好几年了，颜色依然很亮丽，那时很多 人的都是穿这个颜色的线衣。董特派员洞察秋毫，我该穿白色的衣服，违规了，犯 了大忌，天地不容，咎由自取。 　　回到公社我的办公室，我把那件“玫瑰”脱下来。虽说身上只剩一件单薄的外 衣，但感到“虽冷犹安”，值得欣慰，预言的罪过没有发作就好。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关于预言的故事，有这么一次惊吓，我更是讳莫如 深，不敢显露半点我的“特异功能”。 　　时间一秒一秒地蠕动着，斗转星移一年一年的轮回着，阶级斗争的寒光也一点 一点地淡化着。我也曾试想彰显彰显我的预言，但每每想过都立即打住。原因很简 单，即使招不来灾，惹不来祸，没有程德昌佐证谁会相信？你的预言是笑话，还是 痴人的狂言啊！ 　　那天聚会，在座的同学们惊诧之余，自然少不了刨根问底：你是怎么预言的？ 有什么根据？还有其他的预言吗…… 　　“天机不可泄露！” 　　我忙举起酒杯，做一把“酒东”，哈哈一笑，掩饰过去。因为我确实还有以后 的预言啊。但是，前两个问题我还是要解答的，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大家就等着这 口下酒的菜，不能吝啬。以后的预言，那是绝对不能说的。 　　1960年，正是全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最难熬的一年。学生每天每人4 两玉米面 做“面糊涂”分三顿来吃，没有油和蔬菜，那时我念初二。那年的寒假放得特别早， 假期也长。学校让学生回家度寒假，就是换个方式“冬眠”，不失为上策。 　　家里和学校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两样，过年的时候也是玉米糊和干野菜度日。 不同的是有母爱的温馨，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你就没有了安徒生“卖火柴的女孩” 那种凄凉感，你就有一种希望在眼前闪烁。 　　这一年的春节，在没有鞭炮与灯笼的寂静中悄然过去了。人们无不期盼春光的 明媚，开一扇呼吸清爽的窗。 　　那天大概是正月初六，天很冷，我无力地躺在炕上，害怕开学，宿舍太冷了， 洗脸的水都冻成了冰。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笑了笑，自言自语，她是在安慰我吧。 　　“呵呵，年景不会总是这样，过几年就会好的……” 　　说完，她转过身去，不再看我。我知道她在流泪，她无能为力，愧对自己的孩 子。 　　我依然躺着，一动也不动。我懂得，绝不能无谓的消耗没有半点积蓄的体能， 积攒点力气，等待春暖花开季节的到来，去地里挖野菜，到河里抓些鱼虾什么的。 不知不觉中，我进入了梦想。 　　那年月，做梦是最好的享受了，我常常梦见饕餮大鱼大肉，但醒来更是饥肠辘 辘。睡觉是好事，只是担心永远地睡去。 　　睡梦中，一阵轻微的笛声和清脆的锣响由远而近。母亲在轻缓地挪动已经浮肿 的双腿，开门出去叫来“一明一暗”一老一小两个算命先生。小的是明眼人，带路 的。老者的是个盲人，能掐会算。然后母亲把我轻轻叫醒，说要给我算命。 　　我自小不信邪，但我依了。也许是人在极度的失望与困苦中，希望得到一些慰 藉吧，希望火柴的火花烧尽所有的迷茫，才会去虚幻中寻找一丝曙光吧。 　　先生问过母亲我的生辰八字，拨了几下三弦，又闭了闭本来就睁不开的双眼。 这时，似乎有什么东西让他惊厥： 　　“这孩子的命，我不能给算了！” 　　说着话，他又挪动一下已经前倾的身子，要走。母亲不敢再往下问，付了两元 钱送他出门。 　　母亲心里在想什么，我清楚，是怕我有什么厄运，还是不说的好。 　　我从小就不信鬼神，何况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话，我毫不在意，嗤之以鼻。 　　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时常和郭祥玉（已故）、曲良忠到乱葬岗子 （郎家岗子）的新坟旧塚里乱蹿。那里大人都懒得去，有许多横死的人埋在那，有 许多可怖的传说让人毛骨耸然。我只觉得那里新鲜，就去玩，被人告诉了母亲。母 亲知道我犟，胆子又肥，只好听之任之。 　　1952年的腊月三十，天已经黑了，郭祥玉、曲良忠来会我玩。那咱我有一件很 稀罕的东西，手电筒，是父亲的，他当老师，经常走黑路，用得着。过年了，手电 筒就是我最好的玩具，他们就是奔手电筒来的，好玩。 　　我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去郎家岗子了，今天有手电筒，你们去不去？他俩害 怕，说不去。我以不让他们摸我的手电筒相要挟，他俩无奈。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 条件是：不去郎家岗子可以，但要做一件谁也不敢做的事，他俩只好同意了。 　　刚刚解放，我们家住在大孟家窝棚。那个堡子有一多半人家的房后有小庙，供 奉着狐仙、黄仙、山神、土地。除夕晚上，有小庙的人家都要给狐仙、黄仙什么的 上供烧香。远处望去，漆黑的夜空中，微弱的香火一闪一闪的，很是迷离。 　　父亲是教师，那时的教师就是干部，不许迷信，我也就享受不到那扑朔迷离的 情趣，但却生出一股妒火来。于是，我们仨人就去和狐仙、黄仙作对，专门踢灭他 们眼前的香火。他俩胆小，我先踢。我嘴里还叨念着，“你要是叫我脑袋疼，我就 服你了。” 　　我们见一个踢一个，好不痛快，早把母亲的话忘了。 　　临出来的时候，母亲再三叮咛：“三十儿了，到哪玩都行，千万别去小庙那里 玩，要是惹着老仙就不好了……” 　　玩够了，走到家门口我对他俩说：“怎么样，我脑袋是一点都不疼，什么狐狸 黄皮子的……” 　　这话被出来找我的母亲听见了，母亲没有说什么，狠狠地打了我一下屁股。我 挺委屈的，大仙都没把我怎样，你怎么打我啊…… 　　后来我明白了，她打我的时候一定在向狐仙、黄仙道歉： 　　“二位大仙，孩子小，不懂事，大人不见小人怪……” 　　是的，一定是的，不然母亲不会使劲地打我的屁股，以表示她的忏悔和诚心， 让大仙饶恕我。 　　不一会，母亲送走算命先生回了屋来。我似笑非笑地问母亲，方才那先生边走 边和你嘀咕什么了。母亲说，他说我的命跟他犯相，算了对他没好处，所以就不算 了。我很奇怪，我跟他犯什么相？我又不想去给人家算命，和他抢饭碗子。 　　过了几天后，我在听一帮老头闲聊中得知：有帝王相命的人，先生是不敢给你 算的。 　　我和他犯相？我有帝王之相命？他也有了？这不是胡说又是什么？后来我想明 白了，母亲是个很好说话的人，请进屋来抹不开不给他钱。他想趁早多走一家多赚 一份钱，还省了嘴皮子和脑筋。 　　然而，我出于什么动机去预言呢？说起来还真得益于那次算命。 　　在如火如荼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前，是“三面红旗”猎猎作响的年 代，那时我念初中。“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总路线里有一句话是“力争上游”，小学升初中的考试题里就有这道政治题，我答 对了。1958年夏我考上了新民六中（现在的罗家房中学），在1 年2 班里，我在60 名同学中，我的学号是“3 号”。学号是按年龄排列的，我的年龄小。 　　我是天生没长“爱人肉”的人，从上学开始，教过我的老师没有几个得意我的。 我调皮，在老师那里“不得烟抽”，处处受老师和班干部的冷眼与夹持。但有一个 比我大一点的同学，对我另眼相看。直到如今，我依然感激她、尊敬她、想念她， 寻她不着。她，就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张柏芝。 　　张柏芝比我大三岁，温柔文静，善解人意，明就事理，从不在同学面前自持高 尚，也不在老师那对同学搬弄是非。 　　一天晚上，他约几个班干部研究如何“力争上游”，把班级的学习成绩搞上去。 在她的主持下，全班60名同学，按学习成绩排为上、中、下游，然后再“一帮一一 对红”。 　　这个会开得极其的保密，神秘，不允许与会的班级大员向任何人披露半个字的 内容。所以这样做，怕的就是那些“下游们”知道自己的难堪，而破罐子破摔。只 有我，在会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知道个一清二楚，也叫我心潮澎湃，信心爆棚。 　　会后，张柏芝偷偷地把我叫出室外，凭借教室内的灯光，我看到我的名字排在 全班的第一位，我不敢相信。 　　那时考试判卷是“五分制”，班级从来不排榜，没有办法细化。除了学习，我 在老师的眼睛里一无是处，我的眼睛里也没有老师上好的脸色。就是那天，我以外 地还得到张柏芝对我的肯定，从来没有过的“肯定”，于是我永铭于心： 　　“这是按成绩排列的，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这句话，绝非仅仅是绕梁三日，而是萦绕我心头30年、40年……至今犹存于耳。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良好的感觉，也是第一次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赞誉，弥足珍贵。 　　读高中时，学校有过一次问卷式的调查：什么书对你的影响最大？你得到什么 启迪？我答非所问：和初中同学的一次谈话…… 　　谈话那天，我几乎彻夜未眠，自然也想起了那次算命。 　　我果真不同凡响吗？我在问自己，也自问自答：试试看吧，反正算命先生和张 书记“黑白两道”说的如出一辙。然而，这和预言绝对成不了“婚配”。 　　现在的罗家房中学，成立于1956年，当时只有两个初一班。到1958年时，全校 3 个年级一共8 个班，三年级两个班，二年级两个班，一年级四个班。且不说教学 质量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新民六中的“劳务输出”可是在全县名列前茅的， 我们的老师在抱怨中一不小心透露的。等我考进新民高中时，我才知道，六中的学 苗个个矮人一头。录取成绩单上，我各科的平均分数是59分，比我班最高的差32分。 这种“抵挡高就”的劣势，着实令我惴惴不安且忧心忡忡。 　　入学的第一天，校团委书记赵恩海（文革后任校长）给新生讲话，其中一句至 今记忆犹新，不能忘记： 　　“现在，大家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三年后看谁第一个冲刺！” 　　起跑线只有一条，而运动员的水平线何止一条两条？但我还是咬牙上线了，以 不辜负张柏芝对我的鼓励与期望，此其一。那时她所以把秘密告诉给了我，就是给 予我温暖与激励，因为我的周围环境让我很心寒，她一目了然。 　　其二，我也想成全那算命的先生，让别人少说他“瞎算”的闲话，盲人活得不 容易。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咬牙”，我已由原来全班学习成绩第48名，上升到第14 名。有得就有失，鱼和熊掌真的难以兼得。 　　我的“表现”实在是太糟糕了！思想上不要求进步，行动上不靠近团组织，从 来没写过一份入团申请书。 　　这绝对不能怨我啊！要命的是，我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比我的“表现”还 一塌糊涂。谁不想入团啊，我没有希望入团！我的两个姑姑，一个是地主，一个是 富农，两个舅舅都是富农成份。我家在土改时被定为上中农，即富裕中农。那年月， 社会上刮起一股“敌视”、“仇视”富裕中农的狂风，富裕中农和地主富农已经没 有区别了。土改时，地主富农被分了，富裕中农没有分他们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财 产，成了解放后农村最富裕的阶层，存在“复辟”的危险，所以要严厉打击。而我 的父亲又当过国兵、伪满警察……所有这些的“黑幕”，使得我入团的愿景一片漆 黑。 　　实现自己的愿景，不辜负同学的期望，智取华山只有一条路可走。我坚信，只 要是在学习上出类拔萃，考上大学还是有希望的，实现理想还是有路可走的。 　　也许是算命先生害了我吧。一想起他，我就拼命地钻书本，如醉如痴。那时我 更期待政治气候的温和，但政治空气却在不断地“恶化”，即使我张大嘴，也喘不 过气来。 　　总不能让凝固的空气把我憋死吧？在“政治讨论”、班会发言中，我难免发一 些“牢骚”，虽然我牢记“闲谈莫论国事”。 　　于是，在一次全校性的大会上，其实就是整饬生活纪律的大会，几乎叫我万念 俱灰。 　　管理学生生活的王老师王常福，被学生赐号“特务”。他点名把我列为全校三 个“个别生”之一。点名的时候，王老师声色俱厉，音调抑扬顿挫，俨然是对我们 “罪行”的宣判。这个宣判，无疑是剥夺了我迈进高校门槛的权利，一个人政治生 命的结束语！ 　　我“认罪”，我的某些言行已经和“地富反坏右”份子站在了一起。我沮丧， 我害怕，因为王老师在大会上还说： 　　“大家知道吗？我们新民高中，在反右斗争中，曾经镇压过6 名反动学生！现 在仍然在监狱里服刑！” 　　会场上鸦雀无声，我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叫做空气的凝固！我不敢抬头看四周， 我想，一千多双眼睛都在死盯着我，老师也盯死了我。他们越是为我担心，我越感 到压力的沉重；他们越是同情我，我越感到走进了最后一层地狱。 　　政治形势和王老师一样咄咄逼人，这绝不亚于后来的“文革”那种极度的恐怖。 　　从那时起，我一边加紧玩命地学习，以求有“一技之长”，以此来实现梦想。 一方面，在王老师经营的绝地里，一颗“罪恶的种子”在萌动，开始孕育着我的 “预言”。 　　我不是为了“泄私愤”，我和伟大的领袖没有私愤。我不是“咒骂”，我不迷 信，这就是草民的伟大。我只是想，也期盼政治气候的转变。 　　那一天，校园里突然传来肯尼迪被暗杀的消息，令我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也 就是后来，我和程德昌在那个僻静的地方，又谈论起暗杀的事件，我就说了我的预 言。我想，也许毛主席逝世了，政治气候会有些改变，就像美国。那么，他会在那 一天逝世呢？ 　　我在想，想起了一句话，叫做“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我的生日是九月初九，于是，我就说出了“毛主席要死，就死在9 月9 日……” 　　那天，我是被程德昌约到那个地方的。 　　自从王老师点了我的名，心里就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整天里都是郁郁寡欢。程 德昌是安慰我来的，对此他和我有同感，更同情我的遭遇。他的家庭成分和我一样， 富裕中农，但他比我“安分”多了。那天我和他谈了很多的问题，都和政治有关。 后来以预言结尾，因为再谈下去担心会有麻烦。 　　同学聚会的时候，程德昌是新民石化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深得领导的倚重，实 权人物，写一首“好文章”。“好文章”就是各种各样的公文、材料什么的，就是 现代的八股文。我也是个“材料”，给领导写材料的材料。哈哈，我们真是一师之 徒，臭味相投啦。 　　聚会上，我借酒转移话题，没有公布我的下一个预言，是想把兴趣转移到陪齐 齐哈尔老同学的身上，不能喧宾夺主。所以上次预言的背景，直到现在还是个秘密， 程德昌也不清楚来龙去脉。我也不想让我高中时代的悲剧搅了欢天喜地。那么，第 二个预言是什么？话，还得从高中那说起。 　　-------- 　　流行小说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