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不是花朵

二从自杀的悬崖拉回自己(二) 在天台上 4 月10日。下午放学后，我们想暂时摆脱那让人窒息的教室，就去了教学楼的天台透透气。那是惟一没有人打扰的地方，那也是一个留给我和小云许多美好回忆的地方。记得刚和小云开始交往的时候，小云下课后常常把我叫到天台上看风景，在那里小云还教过我跳交谊舞，她轻快的舞步和我笨拙的脚步在上面留下了数不清的快乐与温馨。而此时，天色和我们的心情一样灰暗。 “这些天来，我一点书都看不进去，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到我们逃跑，往没有人烟的地方逃跑！可是，我们却怎么也逃不掉，到处都有人在窥视我们，在讥笑我们！魏罡，我该怎么办，我们该躲到什么时候？” 小云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我找不到更好的说辞来安慰小云和我自己。我狠狠地拍了一下栏杆，说：“我们现在如果放弃读书、不参加高考的话，也不现实。爸爸妈妈，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再说，我们不能就这么称了他们的心，如了他们的意。” 站在天台的边缘，我下意识地一起向下望了望，那个我们熟悉无比的校园，现在却是那么的陌生—— 这几天来，各种流言的版本在这区区80来亩的校园里冒了出来，一个比一个不堪入耳，甚至包含了对我和小云的人格与人身污辱。那段录像自然也荣膺“2003年奥斯卡最佳爱情短剧”的称号。 “现在学校所有的人都在笑我们，我们成了不折不扣的小丑了，我们待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意义？”小云忧伤地说。天台上的风好大。我抱紧小云，就好像她会从上面掉下去，只是，心中更恐慌的念头升起来了，也许，我想抱紧的，其实是自己。 “我们现在不能逃避，我们还要参加考试，还要准备上大学啊。”我顿了顿，说，“我还没有告诉父母这件事呢。” 我竟说了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是不是更证明了我是个懦夫呢？这时，恐惧在后面抓住我了，我害怕小云说出我无法回应的话。 “我也没有。我妈要是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在她眼里，老师和学校什么都是对的，她不会听我解释。她受不了这种事的。”小云的眼睛又湿润了，说完紧紧抓住我的手。我刚要开口，她痴痴地望着我，紧接着又说：“我们现在从这里跳下去吧，眼睛一闭，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烦恼，没有忧伤，没有耻辱的感觉，什么都没有了，不会有了。魏罡，你说呢？” “你说的没错！”我的情绪激动，软弱的想着，除了以死来反抗、来抗议这大不平的人世，还有比之更简明，更直接的方式么。原来，死，这样的心思是早在心中百回千回地转过了。突然我想起了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在杨浦的一所中学，一个老师听说自己班上一个平时有点调皮捣蛋的学生参与“拗分”（就是向小同学要钱，不给就打），作为惩罚，把他关进了小黑屋。想不到，这个性格孤僻的同学竟然用红领巾勒住了自己的脖子，把自己吊在窗台上面。他的身躯轻柔地旋转着，触碰着墙壁，一下一下地轻轻碰着，着很舒服很惬意的样子…… 我和小云一起靠近栏杆，低头，望着坚实、冷酷的水泥地面。我们离地面那么远，同时又是那么地近。没有什么不平、委屈、屈辱是大地母亲包容不下的。我们准备好了，要跳下去！我们会怎么样呢？跳下去，我们会脑浆迸裂地死去，把地面染得殷红一片，那样的话我们的死相会很难看很难看，甚至会没有人样了。我们为什么要死？因为我不是超人，我惩罚不了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弱者最后的反抗，就只有死了。自己的死是弱者最后的武器。我要用自己的死去折磨他们的良心，让他们一辈子都不得安宁，背上这个包袱！我们要以死相争。我们还要以死惊醒我们那些无情嘲笑他人的同学，让他们明白在摄像头下他们的境遇不会比我们好多少。他们鲜活的青春早已被扼杀了！只是，我们如果就这样跳下去的话，那些有关老师也不会为此感到真正的内疚。可能有人会耸耸肩膀，说声“唉，小孩子，太糊涂……”如此而已。接下来，“恶人谷”那帮人会在天台上围起两米高的栏杆，封了天台通往教学楼的门。我们这样一死，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我们的死真的是“轻如鸿毛”了？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如此看来，我们这样没有意义地死去，惟一的后果就是让深爱我的父母痛不欲生，让同学们对我们这一“因早恋而轻生”的行为感到不齿。我绝不能让生我养我的父母背这样的黑锅面对以后的生活！我平静下来，望着天，天空是那么的静，那么的安逸。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凝视着小云泪眼婆娑的眼睛。我一字一顿的说：“小云，你听我说，我要告他们。” 小云听了，垂下头，认真地想，想了很久，点了点头。隔了一会儿，小云又抬起头，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告他们。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否违法，但我们受到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应该试一试。” 我终于迈出了状告母校的第一步。我握住小云的手，说：“小云，如果我们决定告状的话，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下去！如果告不倒他们，吃了冤枉官司的话，到时候我们就回到这里，从这里跳下去，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你说，这样好吗？” 小云点点头：“好的，我们就去告他们吧，也算是给自己找回尊严。可是，打官司好像需要不少钱的是吧？” “是的。但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应该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去解决。我们可以在高考以后去打工，然后挣钱请律师，好吗？” “好，我和你一起去打工！” 做出这一大胆决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我们之前还没有学生这样做，没有人因为这样的事去告自己的母校。我承认，我们在晚自习教室里亲昵的行为是有不合适的地方，但这并不能成为学校如此惩罚、伤害我们的理由啊！从轻生的悬崖回到教室里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如果学校的领导、老师们知道我们要起诉教育了我们3 年的母校会怎么想呢？如果父母知道我们的决定以后，又会怎么想呢？如果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知道我要这样做的时候，会怎么看我呢？这一切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备考呢？对，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高考，官司的事应该先放一边。于是我们决定高考以后再将诉讼的事抬上桌面，到那时才可以告诉身边的人。我们一起做出了这个不寻常的决定后，两个人反而都平静了下来，心理负担也小了许多。面对那些无聊的流言，心态也更平和了。紧张的高考复习生活，我们暂时淡忘了这个耻辱。但是，每当复习备考的紧张感稍有缓解的时候，这种耻辱的梦魇就又会侵袭我的思绪，让我无法恢复以前那样轻松的心态了。可以说，这件事改变了我对人生很多问题的看法。我知道，光凭感觉判断学校的行为违法是不行的，我得了解国家法律是怎样规定的。为了确认学校的做法是否构成违法，我拨打了148 司法服务热线。拨通电话的时候，接电话的是一个男士。出乎我的意料，他在听了我的陈述以后，开口就说：“放了就放了，谁让你这个学生不遵守学校纪律呢，这还用问！” 没想到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答案！我在失望之余，心有不甘，于是接着问道：“请问，您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您可以告诉我是哪个法律的哪一条做出这样的规定的呢？” 我不相信，法律竟然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合法的。 “哎呀，规定多了，自己去查好了。这样的事有什么好问的啊……” 我苦笑着道了声谢，随即挂了电话。 “148 ”，不就是“要司法”的意思吗？这算是什么服务态度呢？我不甘心失败，于是拨114 查了一个离学校最近的律师事务所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姓黄的先生，黄律师很耐心地听我说完自己的遭遇，说：“从法律上说，你们这场官司的胜诉可能是很大的，你们学校的行为绝对是一种侵权行为！你们可以去试一试。”我听了之后很高兴，连声道谢，接着就告诉了小云，她闻讯也很高兴。在这本书里，我想特地感谢一下这位第一个给我必胜信心的黄先生。同时，也向他致以深深的歉意——因为我们找到这家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发现其规模很小，自然推想他们实力不够强，因此担心官司不会胜诉，所以另找了其他的律师事务所。我只能在这里请他原谅我这种势利的选择了。在4 月7 日以后到高考的两个月间，老师们对于我和小云表现出的低迷状态没有予以注意，也没有老师过问这件事。也许，这样的事在他们眼里与小孩子偶然出出丑是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的吧。我想，他们是体会不到我们的感受的，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屑于体会我们的感受。这样忐忑不安地过了两个月，直到高考的前夜，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脑子里还不时地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没有走出这个巨大的阴影—— 记得进考场的前一天晚上，我还想着这件事，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高中 3年生活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眼前，这3年内我在学校吃的苦头也够多的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常言说的好，“枪打出头鸟”。虽然我本意是根本不想当什么“出头鸟”，但是我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怪异的表现和行为在老师和领导的眼里，就是一个异端，一个怪胎，一个问题学生。第一次被教训，是在高一刚开学的时候。还在进行军训的时候，我那一头棕色的头发就引起了教导处郎老师的注意。我高一一开学就被叫进教导处的办公室，据说这种“召见”刷新了本校“问题学生”的纪录。郎老师对我很不满：“你这位同学，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老师没跟你们讲过校规啊？男生女生都不许染发！” “报告老师，我的头发是少年白，没办法，只好染一下。”我解释道。我的头发从小就是少年白，而且白得很厉害。如果放任不管了话，要不了多久我的头就会花白一片，像个小老头了，但是比较注意个人形象的我也不想剃个光头，所以，就去理发店染了染头发。其实，我的头发，不注意的话是看不出来被染过的——只有在阳光的照射下，才能看出来那片染上去的棕褐色。 “你说什么！你这个理由倒是稀奇啊？不要狡辩，我命令你给我洗回去，不要学社会青年那一套，中学生染什么头发！” 办公室里另一个老师插嘴道：“这位同学，其实啊，你不用染头发的，有白头发不是蛮酷的嘛！” 我被两位老师一席“幽默”噎得哑口无言。在此之后，我因为染发事件又被好几个老师和学校领导多次批评。无论我怎么辩解，他们都不相信我，还责怪我不诚实——染了发，还不老实承认！因此，从染发事件起，学校分管德育的副校长和老师开始注意到我，我不幸进入了需要进行重点教育的“问题学生”的行列。对，从这个时候，我就被盯上了，一盯就是3 年，直到毕业。我翻了一个身，头开始疼起来。自己默默数了会儿数，还是睡不着。想想这个，再想想那个，我竟然一夜未眠…… 第二天上午考的是语文，这科是我的弱项。早上老爸骑着摩托车送我去了考场。下了车，我对老爸笑笑说：“你先回去吧，等我的好消息……” 望着老爸离去的背影，我阵阵心虚，猛灌了几口冰可乐，走进了考场。考语文的时候，心里很烦躁，题答得很不顺，特别是到了写作文的时候，作文题《杂》又让我不合时宜地想到了录像事件。浑身血管里好像有许多只小蚂蚁在里面爬似的，草草地写完了作文，在一片羡慕与惊奇的目光中提前二十分钟交了卷。这门算是砸了。我想，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心理素质不过关，另一方面那就要归功于那段录像及其所带来的嘲讽和伤害了。考完试了，我独自一人走出考场。 12年的等待，12年的努力。 3 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我所有的荣辱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我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没有人还记得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往事。我想，有一天，我会回到母校。那时候，我一定很老了，我会静静的一个人来，怀念这场一个人的战争。考场外，在嘈杂而庞大的父母与学生的人群中，我无暇感受那形单影只的落寞。我满脑子都是考试失利带来的懊恼与不安，而更让我惶恐无助的是，我似乎根本无法阻止这件事对后面的几门考试的影响…… 此时此刻，我真的好想小云，好需要她在我身边陪伴我，她和我不在一个考场。她，应该也没考好吧。我的感觉似乎很肯定，因为她受的伤害绝不比我小…… 其实，在那三天里，我和她都因为这件事而倍受煎熬。要说清楚的是，直到现在我仍不认为是所谓“早恋”毁了我们的高考，而是那段至今仍如梦魇一般盘旋在我心头的录像。我有理由这么说：在高考前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和小云都填报了华东师范大学 ——我们想在同一所大学的校园里继续携手漫步。老师对于我们的志愿填报比较满意，未加任何干涉。按照学校的惯例，如果学生填了“好高骛远”的志愿的话，老师们会要求他们降低自我期望值，重新填报较低的志愿。这种做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确保学校的年升学率。我们学校是一所市重点（相当于省重点）中学，属于上海市33个示范中学之列，升学率较一般中学高出许多，并且常保持在全市前10位：90% 左右的学生都能上本科。所以，如果本校学生能考上华东师大这样的全国重点高校的话，也并不稀奇。我和小云的成绩在各自班里都是中等。填报志愿本身就是建立在正确认识自我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的，因此，考取华东师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高考的结果是残酷的：小云以5 分之差没能考上，被第二志愿录取；我则差得更多，都没有考上一类本科大学，从而进入二类本科学校开始了大学生涯。 2004年1 月19日，上海市虹口区法院的开庭审理中，有的老师提供了这样的证词：魏罡同学和小云同学本来成绩就不好，经过这段录像的激励，二人在两个月后的高考中超常发挥，考上了本科学校，否则，以他们以前的成绩，他们是很难上本科的。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几个复读的好友也考完试了，他们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那个曾经被狗抓伤过的汤燕，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分数为470 分，她的老师帮她分析了一下，劝她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结果出来时，竟然离交大的分数线差了20多分。当汤燕抱怨老师为什么让她报考交大的时候，这个老师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啊呀，我估计错了。我原来以为交大的分数线一直是470 分呢，没想到这么高，有490 多分呀。” “道歉”“歉意”这一类的字词，你从某些老师的嘴里是永远听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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