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荣:我相信爱是无罪的
      
          这栋楼上住了我和陶素珍两位湖南女兵。平时,我们交往不多,但像共患难
      的两姐妹,用目光互相关注着,用心灵彼此呵护着。我在这里已没有亲人,我的
      丈夫刚去世不久,埋在这里的盐碱土中,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而陶素珍的儿孙都
      在这里。命运和生活在我们两人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陶素珍是湖南长沙人,1952年参军到新疆,她当了一辈子农工,她的丈夫尕
      金虎刚解放时是排长,离休前是九连连长,他们与新疆的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
      所以居室中的尘土不仅仅是风吹送去的,还有他们自身所携带的。我们已经习惯
      了那些泥土,所以并不经常扫它,地上有金黄色的一层,因此虽然住的是水泥和
      钢筋构造的楼房,但进到房子里,给人的感觉还像是进了农居。陶素珍本来在长
      沙卷烟厂工作。参军到新疆后,看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臭苇子湖,蚊子一
      寸长,咬得人无处可逃,就哭起来了,闹着要回老家去。
      
          直到二十年前,她回湖南的愿望也没有改变过,后来,孩子大了,这念头就
      淡了。因为一直在连队劳动,孩子们上学的条件有限,她三个孩子都没有把书念
      出来。现在,老大在洗澡堂烧锅炉;老二是水泥厂工人——那厂子已经垮了,拿
      不到半点工资;老三在畜牧连当牧工。现在,在这里又有了她的孙子……唉,看
      来,她要回湖南,只有等来世了。
      
          就这样,她把自己的根真正地扎在吾瓦了。
      
          她现在和老伴经常带着孙子,到大条田里去看看庄稼,他们已习惯了在田地
      里走一走。没有什么能比她看到那些庄稼更亲切的了,它们就跟她的儿女一样。
      
          我的一天中,有很多时间也是望着这片绿洲度过的。我离不开它。我在绿洲
      中可以看见老伴的身影,看见爱,看见远逝的时光。我把自己所有的怀念、伤感
      和孤独、都寄托在那里。
      
          你到这里来采访湖南女兵,使我很感动,忍不住老泪纵横。——还有人知道
      五十年前有这么一批女性,真是不容易啊!忘记与记起,是一种良心的尺度。我
      以为我们已被忘记了。只要有人在新疆工作的省份——山东、上海、河南、四川、
      江苏等,都派人来看望和慰问过,甚至连上海的劳改犯,上海市政府都派人来看
      望过,我们这些最先到新疆的湖南女兵,却没见到故乡的来人,真让人……心寒
      啊……每想到这里,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常常向南望,望着……眼泪就
      出来了……我是在革命胜利前随着祖父和父母从湖南流落到新疆的,至于全家何
      以离开故土家园,流落到这里,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我还是湖南人。新疆解放之
      后,我就参军到了六军十七师。那年,我十五岁,当时,部队驻在迪化老满城,
      主要负责迪化的城市建设。刚过完春节,部队就在妖魔山、黑山头、南郊等地用
      爬犁拉石头。为解决在市区北郊垦荒引水的问题,决定整修、扩建从红雁池到安
      宁渠的和平渠。这条当时全疆最大的灌渠,是1947年张治中主持新疆政务时兴修
      的。由于没有水泥,只有用片石修砌。七千多立方米片石要运到三十多公里外的
      工地,没有汽车,不知该怎么办。最后陶峙岳将军对六军军长罗元发说,我有个
      土办法,现在是隆冬季节,冰雪铺地,道路光滑,新疆老乡常用的爬犁可以大派
      用场,到时候部队一出动,就是三国时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比不过。罗元发认为
      是个好主意。
      
          正月初五,罗元发和政委张贤约就带领六军所有驻迪化的部队,组成了五千
      多人的爬犁大军,官兵们拉着装满片石的爬犁,在迪化城穿街过巷,形成了一条
      浩浩荡荡、蜿蜒流动的长龙,十分壮观。
      
          迪化全城顿时轰动了,市民们从没见过这样奇特、壮观的场面,也第一次见
      到这样勤劳的军队,都纷纷拉着爬犁,赶着马车、六根棍车和牛马参加到劳动行
      列中。
      
          和平渠最后从安宁渠延伸到了五家渠,长达一百多公里,可灌溉农田七十多
      万亩。这是解放军进驻迪化后的第一次亮相,这种亮相的方式独特、壮观,给迪
      化市民留下了真正要化剑为犁的印象。
      
          我参军前就读于乌鲁木齐师范学校附属职业学校,这样繁重的劳动是第一次
      参加。我与另外两名女兵拉着近一千斤重的片石,一天往返六十多里地,脚打起
      了泡,肩膀被粗麻绳磨得又红又肿。家里的人见了,说,你原来是个娇小姐样子,
      不想当了兵后,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想都没有想过你能吃这么大的苦。我听了这
      样的话,感到十分自豪。
      
          然后,我随部队开荒到了戈壁滩。离开城市,条件更艰苦了。
      
          当时四点钟起床,送五趟肥料,要送到四五公里远的地方,回来时还得拉柴
      火,累得不行,但不敢讲。吃的是清水煮麦子,每顿一勺半,吃不上蔬菜,肉更
      不用说,绝大多数时间是用盐水下饭。北疆雨多,一下雨,地窝子外面不下了里
      面还在下,外面小下里面大下,经常蓄满水。没个躲雨的地方,衣服被子常被浇
      得透湿,像个落汤鸡似的,只有等太阳出来把衣服和被子晒干。我当时在七十四
      团,团政委的爱人也和我们一起住地窝子,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还
      不足一岁,每次下雨,大家都要想方设法保护母子三人,当时连一块塑料布都没
      有,保护她们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淋湿了的被子由四人各牵一角,扯开让孩子们躲
      在被子下面。这也说明那时的部队是真正的官兵一致,苦难同当。所以再苦再累,
      极少有人有什么怨言。我也就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遇到了相爱的人黄龙球。
      
          我当时的职业是团部商店的售货员,但那实际上是劳动之余的工作。黄龙球
      任管理排长,长得年轻英俊,很注重军人仪表,不管衣服多么破旧,总补得平平
      整整,洗得干干净净。
      
          他经常到商店来买东西,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他说他希望和我交朋友。我
      一听,羞得不行,但我对他的印象的确很好,他向我求爱,我内心还是觉得挺幸
      福的,所以,我只是说,我年龄还小。我也就比你大六岁,我可以等着你。他说
      完就走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该怎么办。我已知道了部队里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
      ——先团级干部、再营级干部、连队干部。所以我虽然喜欢黄龙球,但不知道他
      一个排级干部有没有条件谈对象结婚。但我相信爱是无罪的。所以,当黄龙球再
      次向我求爱时,我答应了。我后来才知道,黄龙球实际比我大十三岁,只是长得
      年轻,从面相上看不出来。像他这种大龄的军人,是准许结婚的。我也是那时才
      知道,他也是向上级打了报告,上级批准他恋爱结婚后他才来找我的。
      
          我们在1953年结的婚。结婚后,我知道了他的年龄。那天我下班特别晚,看
      见他正填自己的履历表,还没有填完就有事出去了。从履历表中,我知道他是1922
      年出生的,而不是1929年。
      
          我当时非常生气,等到黄龙球回来,我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骗我?
      
          他一看我手上拿的履历表,就明白了,他惭愧地笑着说,我对不起你,我这
      就是在向你坦白,我是有意把履历表放在这里让你看见的,我如果还要哄你,就
      不会把履历表摆在这里。
      
          你以前为什么骗我?
      
          我不这样,能找到你这样好的老婆吗?假如你听说我比你大十三岁,肯定不
      愿和我谈对象。所以,我是因为爱你才撒谎的,是可以原谅的错误。
      
          那可没有这么绝对,如果我真的爱你,你就是一个糟老头子了,我也会爱的。
      所以,你这错误我不会原谅。我故意对他这样说。我这也是因为喜欢你,怕得不
      到你,才这样做的,请你原谅,一定原谅!下不为例吧。我见他一脸诚恳和惭愧
      的样子,就半开玩笑地说。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他也信誓旦旦。
      
          从此,我们相依相伴着行走在新疆这片大地上,共同经历了这个国家和那个
      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光荣与梦想、希望与失望、成功与失败、动荡与流离、艰难
      与困苦以及幸与不幸。
      
          我们结婚不久,黄龙球被调到兵团司令部搞工程规划,足迹遍及天山南北。
      1963年调到大泉沟水库,正要调任玛纳斯河管理处当处长时,“文革”爆发了,
      整个管理处被解散,人员用五十辆卡车拉到南疆,遣散各处。我们来到了吾瓦。
      黄龙球被打成臭老九,当了“老牛”(当时兵团人对住“牛棚”者的称谓),下
      放到大田里劳动。然后是打土坯,一头(当时的人就这么称呼的)“老牛”一天
      要打五百块土坯。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打,再后来就去养猪班当班长,一干就是八
      年。
      
          他当“老牛”,我和孩子们也受屈辱。别人可以随意骂我们,没人敢跟我们
      说话,遇着了也躲着走。他们让我与丈夫划清界限,动员我们离婚。我说,我不
      会离,他就是死了我也不会离,不管你们给他定的罪行有多大,他也是我的丈夫。
      当时,他住在猪圈里,不让我们见面。我怕他身体受不了,就偷偷地养了几只鸡,
      给他煎荷包蛋,他喜欢吃米饭,我就到处求人,用面换米,给他做米饭吃。他有
      人专门看着,我开始给他送吃的,警卫不让,我就天天去,后来,那人可能是被
      感动了,就告诉我,要送,就晚上偷偷地来吧!
      
          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和他是相爱的,我现在可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爱经
      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就像维吾尔族人在《十二木卡姆》歌词中所唱的,“要想
      知道是否相爱一生,请问那白发的老人。”“文革”结束后,上级要调我们回兵
      团设计院,但我已经害怕他去当官,我希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那种政治运动使
      我至今还心有余悸。儿女们现在住在城里,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就在城里为我安
      排了住处,但我坚持要回到吾瓦来,因为我觉得老头子还住在这里,我得回来陪
      着他。我也不能让这套房子因充满尘土而显得荒芜。
      
          我就在这里,一天天地擦拭着屋子里的家具,清扫那些尘埃。到了黄昏,我
      就站在窗前,望望远山,望望沙漠,望望随着季节枯荣兴衰的绿洲,等待着我相
      伴着走过了坷坎一生的爱人,带着原野的气息,踏着稳健的步伐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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