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涓：跑到新疆找“爸爸” 我和崔曼琼是一起入伍的。我当时出来当兵的目的，就是想减轻家里的负担。 因为我当时考上了初中，却没有钱读了。崔曼琼是宁乡人，她家住在湘潭，她父 亲在杂货店当伙计。因为她是独生女，日子还勉强过得去。她考上兵后，回家去 拿被子，怕父母不放人，就说自己在长沙找了个工作，她父母就放心地让她走了。 她在湘潭有个对象，已经订婚了。她对象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 解放时被镇压了。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订了婚的，还是不能反悔。她走 时给对象留了一封信。她对象得信后就与她父亲追到了长沙，要接她回去。她当 时因是独生女入伍，说她思想进步，还作了报告，是“先进分子”了，所以她父 亲不可能把她接回去。 崔曼琼说，我军装都穿上了，怎么能脱下来呢？ 她父亲说，我就你一个女儿，你怎么能离开我们呢？你妈已哭了三天三夜， 眼睛都哭肿了，你就可怜可怜你妈，跟我回去吧！崔曼琼说，不管怎样，我要去 参加革命，去保卫边疆，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过去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现在是好 儿女志在四方。你回去劝劝妈妈，让她不要伤心，我到了部队，会经常给她写信 的。 她父亲只好流着泪走了。 我们是4 月2 日离开的湖南，到西安后，就有人在讲婚姻问题，说什么配对 呀之类的话，但我并没有在意。我和崔曼琼当时想的都是进工厂。一路的荒凉别 人都已讲过，我就不说了。到了哈密，就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我们当时也担心 留在那里。我对崔曼琼说，如果让我们留下，我们一定不答应，因为前面还有更 大的城市呢！其实，当时的迪化比哈密大不了多少，破破烂烂的，一片萧条，但 总比绥来强得多。“一座城，两条街，三家店铺，四户人”就是它的真实写照， 南方再穷困的乡镇也跟它差不了多少。我分到了二十六师政治部宣教科，任青年 实习干事，负责团委的工作，崔曼琼则到了石河子二十二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宣 教股。我们当时都很高兴，原只想来当个工人的，不想都进了机关。同来的好多 老乡都去了团里、营里开荒种地，与她们相比，我们吃的苦少多了，感到十分幸 运。其实，我们俩都已被人家看上了，所以才留下来的。 那时候，他们挑我们，家庭出身和人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文化程度。然 后就一层层被人挑选，当了别人的预备对象。我和崔曼琼的出身都挺好的，所以 才留在了机关。 我们到达乌鲁木齐已是六月初，到二十二兵团政治部学习一个半月后分到二 十六师，当时已快八月份了，但是我十月份就与成皓生结了婚。我到宣教科不久， 成皓生就调到位于乌拉乌苏的十七团当政治处主任了。我们总共没说上十句话。 我记得那是结婚的前一天，新上任的宣教科科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 文汇涓，有一项工作需要你去十七团一趟。是什么工作呀？ 你到了后，团里会给你安排的。 我到机关后，还没有到下面的部队去过，听了他的话，就十分高兴地同意了。 从绥来到乌拉乌苏有一百多公里路，我坐着一辆“六根棍”的马车，与师部的几 个人一同出发了，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有待开发的荒原。很难见到一个村庄。 摇摇晃晃地走了两天，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除了劳动的人，那里什么也没有。我被直接带到了一间地窝子里。那是垫了 木板，筑有土墙的地窝子，属“豪华地窝子”一类。我到那里后，没有任何人给 我安排任何工作。我坐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我以为团里忙，把我给忘了，就 主动去找他们。他们见了我，都笑嘻嘻的，神情也怪怪的，说让我先好好休息， 到时自然会给我安排工作的。 我就到处瞎转着玩。 当天晚上，团政治处主任和他的几个干事拥了进来，撒了一点喜糖，一人倒 了一杯白开水，就开始祝贺我与那主任喜结连理，白头偕老。我一下就迷糊了， 然后变得十分生气。我气愤地说，你们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他们听后，反倒哈 哈大笑起来。宣教股股长说，小文，你现在该知道你到十七团来的工作任务是什 么了吧？他说完，当即宣读了结婚报告，当我听到“同意成皓生与文汇涓结为夫 妻”时，我感到这一切太荒唐了。 我觉得自己的脸都气白了，我问，成皓生是谁？ 他们把政治处主任推到我跟前，说，他就是成主任，他原来是师宣教科科长， 你到师部不久，他才调到十七团的，你应该认识。我原来只知他曾是“科长”、 “主任”，现在我才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叫成皓生。我当即就哭了。我说我不同 意，你们连我的意见都没有征求！ 这是革命的需要，这也是命令，你是军人，一定知道命令对于军人意味着什 么！宣教股长口气生硬地对我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只知道哭。这里对于 我来说，一下变得十分陌生。我觉得自己太孤单了。成皓生是河北人，1938年参 加八路军，比我大十岁，是“解放华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人民功臣”纪念 章获得者。结婚之后，他告诉我，他是有意把我留在机关的，他从我档案中知道 我家庭出身是工人，家庭背景也不复杂。当时在部队除了老红军，就是八路军了， 他资格算老的，所以可以随便挑一个自己看中的女兵结婚。 一切都是如此突然，一切都显得不可思议。我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对 他当时也没有任何感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在内心里祈祷他是一个好人， 能对我好，能给予我幸福。 我们几乎是从宣布结婚的那一刻才认识的，然后我们慢慢了解，在一种已被 命定的关系下开始恋爱，开始培养感情。虽然从我们一同入伍的女兵身上，我知 道这做起来很难，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成功，但我仍然尽量去做。因为不管怎样， 他已是我一生一世不得不共同生活的人呀！——我们那时可能是受传统思想的影 响，很少想到过“离婚”这个词，要么是去适应和顺应对方，要么就是默默地忍 受。我是有幸的。因为他的确很爱我，我们的感情慢慢培养起来了。 后来通过一起生活，我也认为他也值得我喜欢。他为人坦率，对人和蔼，喜 欢学习，对工作认真负责，身上的确有一种老八路的风范。他当兵前文化水平很 低，到了延安就开始学习，他到新疆的财富就是一摞子学习笔记。这一点给我留 下的印象尤其深刻。那时候真是单纯，也可以说是傻呀，到五三年了，因为原来 说服役三年后，就可以回湖南了，我就跟丈夫说想回湖南去。丈夫只是笑，笑完 了就说，是谁把你们从湖南接来的，你就去问问他你能不能回去。 他是跟我开玩笑，不想我真去问了。我找到那位征兵的干部，说，我们入伍 三年已满了，你说满三年后让我们回湖南，怎么没人提起呀？他一听就笑了，说， 不是要让你“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嘛，怎么能回去呢？何况，你 现在已有娃娃了，娃娃就是你的根，就像一棵树，不能轻易挪动了。你们湖南的 左宗棠当年就是因为没让屯垦大军扎下根，所以才导致雄心勃勃的屯垦大业“一 代而终”，我们不能这样。所以你还得在这里待下去。 听了他的话，我不再说什么了。心想，真应了那句顺口溜了：结了婚，安下 心，生了娃娃扎下根。1954年前，我们还一直住在地窝子里，那时我们已有一儿 一女，儿女俩都生在地窝子里，长在地窝子里，直到成皓生任十七团副政委，我 们才搬进了房子里。那房子就一间，半边办公，半边住人。即使这样一间房子， 也令许多人羡慕不已。人毕竟几千年前就住在房子里了，所以总觉得房子才是人 住的地方，住在那里面心情要顺畅得多。 1955年，成皓生调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我们用一架马车就搬了家，就两个 背包，两个孩子。那时候是真正的人人平等，他是干部，但挖地照样挖，拉犁照 样拉。我也没任何特殊的，和其他妇女一样，白天劳动，晚上做军鞋，我那时一 晚上可纳两双鞋底，能上三双鞋帮。我们前三年同样没有工资，钱扣下搞建设了。 二十万大军，一人少发一顶帽子办了八一糖厂，有一年少发了一套军衣建了十月 拖拉机修配厂。谁也没有怨言，只觉得自豪，因为觉得自己为新疆作贡献了。但 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年就得了肾炎。第二年住进了军区医院，1957年转往北京 三○一医院治疗，张仲翰政委专门请了一位日本的肾病专家来给他诊治，那专家 说即使照顾得十分的好，最多也只能活八年。 我听后，心一下子就碎了。 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就是熬药、煎药，煎药、熬药，还得照顾三个孩子。里 里外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常常十天半月没梳过一次头发，每天就是用帽子把头发 一拢了事。我用了全部的心血和爱来照顾他，光熬的草药恐怕一火车皮也拉不下， 就这样，在专家预计只能再活八年的他，活了十五年，1972年，五十二岁的他给 我留下三个孩子，离开了人世。 他去世后，左邻右舍都劝我为了孩子，为了自己，应该再找一个。但我没有 同意。我把母亲接过来，照顾孩子，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想母亲后来 的身体也不行了，最后，她只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睡都得在床上，我只有伺候 她，到她去世，不觉十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崔曼琼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她虽然坚 决不找老干部，但1977年，她的丈夫也去世了。崔曼琼除五二年在兵团财务部工 作过一年，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石河子度过的。她之所以能留在兵团直属机关政治 处，就是因为当时的主任看上了她。主任当时已三十七岁，找她谈话，她见了面 后，就在心里说那人跟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嘛！所以当即就不愿意，但又不好明 说，只能以自己家里已经订婚为由来搪塞。那主任就问她未婚夫是谁，在干什么 工作。崔曼琼就告诉了她未婚夫的名字。并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 已镇压了，她未婚夫在做生意。那主任听到这些情况后，知道她历史比较复杂， 就算了。但她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早已与她没了任何往来的未婚夫使她在“文革” 中被打成特务不说，还划成了“历史反革命”。当时，有这两大“罪行”就可能 被杀头，她没被杀头，但受的罪却可想而知。 当时，她对逼她结婚的人说过，我即使找个炊事员，也不找老干部。别人就 有意给她介绍了食堂管理员巫明清。巫明清是四八年抓壮丁出来的，在瓦子街战 斗中被俘后当了解放战士，后任机枪班班长，进疆后是个排级干部，年龄要小些。 但在战斗中受过伤，心脏不好，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有意让他们配对的，反 正，巫明清的身体在他们婚后不久，就慢慢不行了。但他对崔曼琼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在“文革”中。崔曼琼曾对我说过，如果不是巫明清对她的理解，她早就 活不下去了。他对她说，除了人家把你打死，把你枪毙掉，否则，就一定要活着。 他还说，人家不相信你，我是相信你的，不是有那么多老同志、老革命都在挨批 挨整吗？崔曼琼主要想不通的是，自己何以在一夜之间成了罪人。是的，一夜之 间，一切都变了。黑与白，是与非，世界一下变得让人恐惧了。那时候，有好多 人被逼得上吊、触电、吃药、跳水，自杀了，受不了呀！但崔曼琼始终抱着要活 下去的信念。她听了丈夫的话，就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打死我，那是你们的事， 你们不打死我，我就要活着。那个时候，女人显得比男人更有忍性。她可能不是 为了什么真理呀，正义呀，她可能仅仅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或仅仅是为了活 着，就可以忍受下那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 崔曼琼从“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收音机、烂手表都被想像成了“敌特” 工具。那些人的想像力真是丰富。有人还怀疑她牙齿里可能装有一部敌人的电台， 要把她的牙齿全部敲下来检查，游街批斗自然是少不了的，平时哪种活儿苦，哪 种活儿累，就让她干。别人怎么打她，斗她，她从不掉泪，但后来平反念平反材 料时，她却哭了。为什么？心中委屈呀，五年的苦降临到你头上，到最后，一纸 “斗错了”的话就完了，而自己究竟为什么受了这些罪，却仍然不清楚。 反是平了，但她仍被弄到下面劳动，接受劳动改造，这自然少不了苦吃，熬 啊熬，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了，她的丈夫又去世了。哎呀，那心中的苦呀， 真不知该怎么说。 我们结婚早的，因为找的大多是老红军，老八路，最低也参加过解放战争的， 长征，打日本，后来又是保卫延安，解放陕甘宁，进军新疆，南征北战，谁没有 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过？到了新疆，又是开荒屯田，身体就是铁打的，也会生 锈呀，何况那是凡胎肉体呢，他们身体早就垮了。加之年龄又比我们大十几二十 岁，这就注定了我们好多女兵得中年守寡。有一份材料中说过，当年组织分配结 婚，多为老夫少妻，一般男比女大十几岁或二十多岁，有打油诗曰：“婚姻法， 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儿育女把 根扎。”男性寿命本来就低于女性，不少人三四十岁即丧夫，孤儿寡母，少人照 顾，日子难熬，很是苦恼。虽有再婚者，多是不幸福，有的再婚数次，最终仍孤 身一人。她们为屯垦戍边作出了贡献，把苦涩埋在了心底。这说的的确是实情。 你看看《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那本书就知道，在很多女兵的 简介中，提及配偶时，多是“已故”两个字，看着的确让人心酸。 　　-------- 　　梦远书城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