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协理员把信塞到我的手里
      
          我是1952年3 月从长沙出发的,当时我才十六岁。那批女兵很多,共分了三
      个大队。我在三大队,有八百多人。车队行进在路上,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
      到尾,尘土扬出几十里,显得十分有气势。
      
          我到达二十七师时是在五月。新疆的大地正在苏醒。天山上白雪覆盖,像一
      面银白色的屏障,横在南北疆之间。到处是在缓慢消融的积雪,枝头刚刚萌出星
      星点点的绿意,几只乌鸦飞翔的姿势也显得轻盈起来,麻雀的叫声中也有了掩饰
      不住的欣喜,阳光不再浑浊,而是像流动的水一样明亮起来。
      
          二十七师一共分去一百多名女兵,我留在了政治部组织科,任见习干事,是
      一百多人中唯一留在师机关的,所以觉得十分幸运。其实是师部协理员看上了我,
      有意把我留下的,和许多女兵一样,我当时并不知道。
      
          开始,协理员找我帮他写家书,我同意了。后来,我发现协理员的家书越写
      越频繁,姑舅姨表,堂兄堂弟,侄儿侄女,包括同村的邻居等,他都在不停地给
      人家写。开始十天半月找我帮着写一封,然后变成了每个礼拜找我一次,再然后
      是两三天找我一次,最后每天都要找我帮忙写信。我当时年纪很小,并没有在意,
      只是觉得这个协理员很想念家乡,很想念亲人——他对家乡和亲人的爱甚至使我
      深受感动。但有一天,协理员红着脸,非常紧张地来到我面前,支吾了半天,说,
      王建华同志,我有话要对你说。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突然变成那样,也使我觉
      得很可笑,就说,你是首长,你有什么话就说吧!他的脸更红了,一直红到了脖
      子根。过了好久,他也没有憋出一句话来,却把一封信硬塞到了我的手中。我们
      抬头不见低头见,你给我写什么信呀?我深感奇怪,忍不住问他。
      
          我有一件事一直想跟你说,但你知道,我这人不会说话,我觉得在信中说着
      方便些。他语无伦次地对我说。我看一看有什么事。我说着就要把信撕开。
      
          协理员更是不好意思了。你先不要看,我走后你再看吧!他说完,就慌忙走
      开了。我拆开信看后,知道是一封求爱信,我又羞又生气,就把信撕了。
      
          协理员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回音,见我好几天都没动静,就壮了胆子前来问我,
      那封信,你看完了没有?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心灵单纯,当时看了那信很生气,
      但过了几天后,也就没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协理员一提起此事,我不由愣了一
      下。待明白他问的是什么事后,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么老的同志,给我当父亲
      还差不多,你却写那样的信给我,我当时就把信撕掉了。
      
          协理员尴尬地站在那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过了好久,才低着头,转
      身走了。我在师部已听说了许多有关女兵婚配方面的事情,心里特别警惕,我也
      从别人那里得来了经验,遇到这样的事,首先就不和你唆。我死死守住一条:宁
      愿枪毙,也不答应。
      
          师机关比下面要文明许多,现在想起来,那位协理员的方式也算是很文明的
      了。你不同意,别人也不会强求。我当时对这事处理得很鲁莽,对他的态度也实
      在太过分了,一点面子也没有给人家。但听说的事太多了,所以内心特别敏感。
      一听到这样的事就来气,就害怕。后来觉得,应该好好地跟人家说,不该让人家
      下不了台。但当时年纪太小,没有想到这些,所以,协理员想报复我。协理员报
      复我的方式在当时是很要命的,那就是要查我的家庭出身。
      
          有一天,他带着一脸严肃的神情找到我,用冰冷的口气对我说,你在你的家
      庭出身上隐瞒欺骗了组织,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出身下中农,这是组织审查过的。
      
          你养父是国民党的官吏,所以你的出身应是反动官僚家庭。他说。
      
          我养父只是个小官吏,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被逼得没有办法,让我去给
      他当了几年养女。后来,我又回到亲生父母家了,跟养父再没什么关系了。所以,
      我还是下中农。我没有隐瞒和欺骗组织,我希望你尽可以依靠你的工作之便,去
      查个水落石出。我话中带刺地对他说完,就转身走了。我听到他在我身后不甘心
      地冷笑了一声,说,我们走着瞧吧!
      
          没过多久,二十七师除留一个团给六师外,其余各部全部调往北疆。官兵们
      都很高兴,因为北疆的条件与南疆相比,相对而言要好得多。我却决心随那个团
      一起留下来。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开那协理员。协理员毕竟是我的上级,对
      我这个小战士来说,在那样的环境中工作的确别扭。好多人都劝我一起到北疆去,
      我都摇头谢绝了。最后连政治部主任都对我说,小鬼,你在机关工作,条件要好
      许多,你要知道,下去容易,要想再上来可就难了。
      
          我说,多谢首长关心,我愿意留在这个艰苦的地方。
      
          到了六师后,我很高兴。因为这是王震将军的老部队,它的前身三五九旅曾
      经天下闻名,而二十七师是起义改编部队,最初分我去时我就不太乐意。
      
          我到了和静。我想老部队中,一定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觉得自己
      像一只出笼的鸟儿,自由了许多,没想到这样的事情还是没能避免。这两次都不
      是给我写信,而是由组织出面,直接给我介绍,这使我非常绝望。我这才知道,
      这种事情,在驻疆部队中已很普遍。我不服他们的做法,所以不论组织怎样做工
      作,我都抱定一条信念:宁死不嫁。
      
          我当时只能让时间来改变这种现状。我相信,时间会让这一切成为过去。如
      果真正要找对象,那时的女兵从内心来讲,首先想找的是子弟兵,不愿意找起义
      军官,这是由于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其次是想找机关里的参谋干事,因为他们
      大多是学生兵出身,有文化,年龄差距小,显得文明一些,有教养一些;最害怕
      找营长、连长一类的军事干部,他们经常带兵打仗,显得粗鲁。然后希望是南方
      人,这样,生活习惯接近一些。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要找对象,就要按这个条
      件去找,若找不到,就不结婚。
      
          我最后如愿以偿。与我在南疆相守了四十多年的丈夫季国纲是浙江人,毕业
      于华东军政大学,当时在团宣传股任股长,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时至今日,我似乎已理解了当年的那些做法——从客观上说,因为战争,一
      些从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老同志不可能考虑婚姻的问题。国家解放了,谁不想
      享受和平的果实,谁不想成个家、立个业呢?但新疆当时的情况太特殊了,二十
      万军屯垦天山南北,而新疆当地的汉人当时才三十来万,上面又有规定,不准与
      少数民族妇女通婚。这就形成了矛盾,没法在当地解决军人的婚姻问题。仗打完
      了,不能让他们解甲回家,还要以部队为建制在这里屯垦戍边,不解决他们的婚
      姻问题,谁能在这里待下去?谁能在边疆扎下根呢?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显得
      十分紧迫。但作为个人,就从我们女兵角度出发,我们是怀着纯洁、朴素的革命
      愿望,怀抱着满腔报国热情,响应号召,报名进疆的,一心想为边疆建设抛洒热
      血、添砖加瓦——这些话在现在听起来像是空洞的口号,但在当时,都是我们的
      真实想法。来到这里后,苦吃了,这都没什么,但在婚姻上要接受这种间接或直
      接的组织分配,内心肯定难以接受。特别是刚到部队,就提出婚姻问题,就更是
      接受不了。不管老同志在革命中多么战功卓著,他也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与他没有
      任何感情基础的女人同他结合。这关系到内心的尊严,还有这种方式打碎了女兵
      们来这里的最初梦想和愿望,更主要的是——剥夺了我们的爱情。我认为他们应
      该耐心引导,使年轻的女兵们渐渐接受,而不应该把解决婚配问题当做一项任务
      去完成。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逃避了自己不愿接受的婚姻,但我为其他的姐妹
      难过,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我后来当了教师,自学完了大学课
      程,丈夫做了师宣传处处长,我们把四个孩子全都培养成了大学生。——如果我
      为这片土地做得不够,我让我的孩子代我来做,他们比我们有知识、有文化,会
      比我做得更好。我一直认为,部队给了我一个崭新的人生。我对部队的情感很深,
      我一直珍存着当年的军装——包括领章、帽徽和当年的鞋袜。1988年,我五十三
      岁时,还特意穿着它们,挂着奖章,照了一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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