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

中国经济第五极猜想《21世纪》：说到底，问责制毕竟还是一种控制手段，要真正实现执政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还在于整体官员文化的彻底改变，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官员文化呢？  李永忠：我觉得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个是必须要明确的。以前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是两块，一块是剩余价值理论，一块是唯物史观。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和任务转化本身，要求我们的指导思想也必须同时进步。 另一方面，科学合理的文化，还必须以科学合理的权力架构作为载体和支撑。因为只有科学合理的权力架构，才能产生良性的执政文化。 甄小英：“文化大革命”前，咱们官员文化主流还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平均主义压抑了个人利益，阻碍了个人价值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就表现为双重人格，公开会议上说为人民服务，私下谈个人利益，没有把个人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统一起来。问责制应该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能够引导官员，真正对人民负责。 杨凤春：开始构建新的干部文化中，我觉得应该包括个人的内在要素。一个是羞耻感，人不当其位，事不尽责，就要辞职，这是一种基本的职业道德；第二个要素是同情心，为什么一些官员与公众关系比较僵呢？就是官员考虑问题的方法不一样，他可以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把人家的房子拆了，导致妻离子散，却仍然觉得很正常；第三个要素是道德—伦理意识，腐败的高发，与基本道德伦理意识崩溃有直接关系；第四个要素就是敬业，所谓忠于职守。 七年前，重庆因为确立西部惟一的直辖地位而为人瞩目。直辖之初重庆就面临三座大山：100 万的库区移民搬迁、300 万贫困人口脱贫和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当时吴邦国视察重庆曾经形象地指出，重庆是“西部现象”和“东北现象”的叠加。 面对三座大山，重庆试图启动两大战略，在西部大开发的同时振兴老工业基地。中央给重庆提出的目标是，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为了这个目标的尽快实现，中央大量干部被派往重庆——重庆的官员少有的富于创新精神，取消所有的公路关卡、首试官员问责制……七年后，重庆的城市布局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被400 多亿夯实，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食品、建筑建材等支柱产业持续发展，GDP 年平均增长率迈上9 ％的台阶。但是，与下游相比，重庆的发展依然缓慢，它甚至正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当富于创新的重庆官员们提出要与“老大哥”同时振兴的口号时，却发现振兴政策中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尽管重庆属于全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尽管它的企业负债、就业和社保负担沉重。区域经济的整合是振兴重庆可以利用的不多的方式之一，成渝一体化构想如能实现，西南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五极力量，条件是，对于龙头的争夺或者结束或者定格。重庆有希望成为西南的物流中心、管理控制中心、研发中心，成都并不甘败下风，无论是单头龙还是双头龙，二者首先需要整体架构，届时，重庆直辖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现。2004年6 月9 日，就重庆的发展与西南地区的城市竞合等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王一鸣、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中国区域经济协会副秘书长陈耀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13期，展开激烈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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