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

官员问责制渐进而行第二个在行为主体方面，要建立行为主体的权力基础，实现一种权责利益的均衡机制。问责被滥用不是最危险的，最怕的是责权不均衡，问责制失去实施的合理性基础。第三个是在国家层面上，主要解决政治关系问题，解决机构和主要政治官员权责平衡保障机制问题，在现阶段是由人大这样的机构来确定的，通过人大的权力来保障一些最基本的权责平衡关系。再从操作层面上来讲，实现问责，除了要有法律根据、有制度的保障，还需要政务公开和新闻自由。在政务公开，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官员的隐私权的界限在哪里？我觉得，官员的隐私权在他获得公权以后已经极大的让渡出去了，应该说他已经没有了隐私权了。《21世纪》：从具体实施层面看，问责需要哪些机制的保证？ 杨凤春：第一个环节就是述职，要建立常规的述职机制，利用经常性的述职转变他们日常的工作状态。第二个就是质询，质询一定要成为未来中国党政部门监督和被监督关系确立的一个主要的形态。应当提倡有关代表机构组成成员树立合理怀疑的基本从业素质，实现代表机构的真正作用和效率，而不是一种摆设。第三个就是辞职，辞职不能成为撤职的代名词，辞职是一种官员必备的行政和道德伦理的表现。为什么官员会辞职呢？是因为他实在不好意思，在这个位置上再也待不下去了，而不是领导命令他辞职他才辞职。还有就是罢免，目前最主要的就是要尊重这种法定罢免权机构的罢免权。 官员问责制渐进而行 《21世纪》：刚才甄老师讲到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的标准，从这些条款当中可以看出都是一些应对事故和责任的消极条款，如果一个官员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在他的任职期间，经济、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责任？目前的条令是否会客观上带来官员的不作为？ 李永忠：问责制从最显性的方面开始，比较好启动，也好推行。但是，要实现对工作的全面推动、深入推动、持续推动，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显性的层面。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领导的责任主要有两项，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用干部方面，关键是不拘一格、大胆选拔和使用优秀人才。分管干部的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必须要多一些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的态度和襟怀。出主意方面，领导不仅要会自己出主意，更要会调动大家出主意，会用别人的主意，这样你才会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治理好。而我们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不会、不愿、不敢用优秀人才，自己出不了，也用不了别人的好主意，这种治理就很差。而问责制，首先就要问领导干部出主意、用干部之责。 现在，我们只是在执行层面上问责，原来是对领导干部直接犯的错误问责，后来是对大范围出现的问题问责。由于对乱作为和不作为这两方面的判断标准还不是很清楚，这方面的问责也就做得还很不够。问责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决策、执行、监督这三个环节，都要实行问责，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杨凤春：问责制实践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有效果？我个人认为，要到那些官员尤其是“一把手”，整天战战兢兢、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时候，问责制才算到位了。 甄小英：前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雷日可夫在总结苏共下台的教训时，讲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实行官员问责制，特别是追究领导责任，就是从制度上使权力真正变成为人民服务的“负担”。各级领导干部都感到肩上的担子很沉重，都感到当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党的执政地位才会“稳如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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