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

艰难时刻本书的最后部分是对我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工作的归纳，也是对我在这7306天全身心投入奥林匹克领导工作的简单回顾。这七千多个日子和纵横全球几万公里的行程曾经是我生活的主要部分，也是我今天能够交出的最好总结。但是，这最后一章也应该是一个前瞻。读者也许已经判断出，我性格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坚持不懈。我正是以这种精神履行了我肩负的责任。我衷心地希望，在我们奥林匹克大家庭内部和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中，更加团结与和谐。“7 ”这个数字在我的生命中有特殊的意义。据说，“7 ”是一个神秘数字。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我们延续着“7 ”，相信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然后在第七天休息。一周有七天，彩虹有七色。古希腊有七位圣贤，学问有七大门类，古代有七大奇迹。不知是巧合还是偶然，反正我认为“7 ”在我有幸担任的职务中屡屡出现。从1894年国际奥委会创立开始，我是第七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在我之前的几任为：泽麦特里乌斯·维凯拉斯、皮埃尔·顾拜旦、亨利·巴耶- 拉图尔、希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艾弗里·布伦戴奇、麦克尔·莫里斯·基拉宁）；我是西班牙国奥会第七任主席（我的前任是：菲格罗亚·托雷斯、圣地亚哥·格尔·洛佩斯、迪亚斯·基哈诺、奥古斯特·皮苏涅尔、莫斯卡多·伊图阿尔特和埃洛拉·奥拉索）；我还是加泰罗尼亚最重要的金融实体拉卡哈银行的第七任总裁（我的前任是：费雷尔·比达尔、柳伊斯·塞拉伊马、比达尔·里瓦斯、米格尔·马特乌、纳西斯·德·卡雷拉斯和萨尔瓦多·米列特）。坦白地讲，我不知道是不是“7 ”的数字在我各种任职中给我带来好运。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能承担那些职务说明我有好运、我很荣幸。在所有任职期间，我都积极努力，付出了我美好的一切。 1  艰难时刻毋庸置疑，我在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就是该组织遇到危机那段时间。1998年底危机爆发，1999年全年都处于危机之中，直到洛桑特别会议召开，通过了“2000年委员会”提出的对机构进行全面改组的议案。我的哲学是：应该向一切学习，也包括从逆境中学习。在所有的危机中都有好的一面，我们应该去寻找积极面，摒弃消极面。我认为，我们就是这样努力，并实现了我们的目标。我可以肯定地说，除了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奥林匹克运动，这次机是我们组织108 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然而，这次危机使国际奥委会的成员们认识到，已经是该改革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放弃很多《奥林匹克宪章》所赋予我们的权力和特权，并且以新的面貌去迎接未来——21世纪。总之，已经到了革新的时候，而对我来说，领导这次体制改革也是很大的荣誉。换句话说，我们做的就是实现我在1966年《运动2000》杂志那篇著名的文章里所写的：改革“国际奥委会”，使它由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变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全部。由于我们达成的一致协议，我们吸收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国家奥委会主席和现役运动员进入国际奥委会。这样，我们就实现了真正的团结。流言蜚语从我上任伊始，就有些传媒，特别是那些在英有极大影响力的媒体，对我的表现横加指责，竭力渲染和夸大消极的东西，以为我在旅行和生活中要求特殊。例如，这些年我在洛桑王府酒店住的是同一个房间，这一住处已在一些新闻报道中非常扬名。“510 套间”面积普通，毫不奢华，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厅。我在卧室靠床头的地方放了一些健身器械；在厅里放一张用来工作的写字台和看电视时坐的沙发。就这样一个房间，却被说成是一个豪华的“东方宫殿”。而且我一直认为，对国际奥委会来说，支付饭店里这样一个房间的费用要比租或买一个带24小时服务的单元房，外加维护保养和缴税要便宜得多。另外，我争取到饭店只向国际奥委会收取我使用房间那些天的房租（240 瑞士法郎），而在我旅行期间只收取100 法郎的预定款……谁都知道，我在任职期间因为工作需要总是旅行。如果没有不怀好意的煽动和诽谤大家可以清楚地推测出这个住所是物美价廉的。我深信，饭店之所以同意如此低的价格，是因为我在那里住宿是对他们招NB728 顾客的一大宣传。但是，有人却说成我住在“皇帝套房”。提到交通，我乘坐的奔驰车是奔驰公司根据商业合同而暂时提供给我们使用的，由我的秘书安妮或饭店的司机开车，而且从饭店到维迪堡我经常是乘出租车。我甚至和司机中的很多西班牙人建立了友谊。但是，对我个人和我的行为最为疯狂的攻击，是来自英国记者安德鲁·杰宁斯和他的同事威文·戈里高里·森桑。他们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五环先生》的书。这是一本充满歪曲事实、造谣惑众的作品，特别是关于我过去在西班牙的政治生涯，他描述得好像是重大发现一样，说我曾出任过国家体委主任( 国奥会主席) 、当过巴塞罗那省议会主席……但是，他的这个非常独特发现是人所共知的。我从来就没有隐瞒过我的履历与从政生涯。我与许多西班牙公民一，为国家的政治过渡做出过贡献。在西班牙，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些事情被认为是真正的神话：从独裁政治向完全的民主制国家转变。这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与尊重。毋庸置疑，领导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变革的伟大舵手是胡安·卡洛斯国王陛下。他英明、果断地任用最优秀的人才领导了这场和平变革，从而震惊了世人。苏亚雷斯首相十分出色地执行了国王的指令。我一直和国王及王室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这一关系从1967年开始，当年我作为国奥会主席，率领西班牙代表队参加在突尼斯举行的地中海运动会。我遵照内阁大臣洛佩斯·罗多的指示，邀请那时的王子参加运动会。大臣要我对王子多加关照，因为他将主宰国家的命运，让参加运动会的西班牙青年了解他对国家的未来不无好处。在突尼斯，王子第一次的私人访问受到了国家元首的隆重接待。当然，当时西班牙驻突尼斯大使十分焦急，频频请示外交部以何种规格接待未来的西班牙国王。他一直等待答复而不敢贸然行动。那些日子事情很复杂。我不能抱怨报纸一直给予我的评价。大部分报纸是具有专业水平的，真实严谨地报道国际奥委会和我任期内的事件。但是，坦白地讲，我必须承认，被人攻击、时常受到污蔑并不让人觉得快乐，它是一种伤害。作为人，我有正确的时候，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的言行是诚实的。我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记者朋友，在此，我想特别提及胡安霍·卡斯蒂略，他是一名优秀记者，孜孜不倦而又忠于友情，我对他致以诚挚的敬意并希望后辈以他为榜样。我也不能忘记亚历克斯·博迪内斯，他在逝世前几天，为我写了最后一篇文章。然而，我怀疑英国报界的这一骚扰是不是受了某些人的煽动。这些人对于一个西班牙人领导世界体育并且还干得不坏看不顺眼。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依然我行我素：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我自主选定了离任的日子，既没有屈服于他们的压力，也没有被他们征服。虽然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最终还是无损于我一根毫毛。我将卸任的日期定在第四个任期结束，即2001年，21年以前我当选的地方——莫斯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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