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主灯塔自诩的法国，是怎样被民主给玩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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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法国遍地疮痍，百废待兴。战争的破坏加上德国在占领期间的残酷掠夺，法国损失了近两万亿法郎的财富。
　　
　　但是，法国在二战后并没有沉沦，而是在戴高乐政府的带领下奋发图强，走上经济振兴之路。1959年至1974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高达5.7%，增长幅度高于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法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再度成为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跻身西方七大工业发达国家之列。
　　
　　但是，在进入7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经济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开始由盛转衰，再也不复当年笑傲欧洲群雄的发展势头。相对被誉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德国，现如今的法国已成为民众嘲讽的“欧洲心脏的定时炸弹”。
　　
　　为什么在经历了“光辉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法国经济陷入持续衰退之中？
　　
　　有人会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经历兴衰，世上没有永远辉煌的事物，作为一国之经济必然也会随着内外部因素经历波峰和波谷。但问题在于，法国经济的衰退却有些反常。二十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了战争的摧残后，各国饱受其害，大力发展经济，在此期间信息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各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点。而法国经济却在70年代后陷入了衰退期，直到今天也没有好转的迹象。这又是为何？
　　
　　在这试着就这个问题做个深入的分析。
　　
　　首先，“五月风暴”后，法国民权逐渐强大，革命意识强起来，为了提升民众的社会福利待遇，政府只能压榨企业，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戴高乐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推行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使法国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获得提高。但是，这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也留下了后遗症，虽然法国此前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中间阶层的利益也受到损害，从而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1968年，法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学生、工人联合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巴黎20多万人涌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们要求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工人声援学生的斗争，要求每周40小时工作制，保证每月200美元的工资；农民也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和降低税收。
　　
　　这是一次法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的总爆发。面对这场席卷法国90多个省的抗议浪潮，戴高乐不得不选择了妥协，与工会和企业主代表谈判，基本上满足了工人和职员提高工资的要求，要求工人复工。同时，政府允诺改组，国民教育部长辞职，实行教育改革。
　　
　　这场“五月风暴”给法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可谓重大，无论如何如何渲染都不为过。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五月风暴”后，法国民权逐渐强大，革命意识强起来，要求获取更多的权利和报酬，这就给法国政府出了个难题。
　　
　　我们都知道，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财富总量是不变的，民众想分得更多的蛋糕，那就意味着有人要少分一点。谁来当这个冤大头？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企业主。高福利必然意味着高税收，为了更好地保障社会民生，提高公民的福利待遇，法国不得不对企业征收更高的税赋。
　　
　　为什么民众会要求提高社会福利？是法国政府此前在这方面投入不够么？
　　
　　其实不然。法国一向以高福利闻名，高福利制度是法国在经历了二战后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这一制度在保障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法国民权的逐渐强大，法国民众已不满足于原有的福利。为弥补社会福利金的不足，政府不得不增加社会保障税赋。
　　
　　这样一来，法国国内的企业可就惨了，由于要支付更高的税额，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和技术研发，进而导致法国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由于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负担居高不下，法国企业雇用年轻人的积极性也受到打击，导致经济增长缺少活力，失业人口居高不下。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高税额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使得工业产出和利润大大减少，影响了国民经济，但经济衰退萎缩进一步导致了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只能要求更高的社会福利和待遇来维持正常生活，反过来又加大了企业的税额。
　　
　　或许有人会问了，面对民众无尽的索求，政府难道就一味退让，没有自己的权威和原则么？
　　
　　这就要说到第二点了，法国社会左派氛围浓厚，政府明知高福利的弊端，但每一次的改革提案都因为动了民众的钱袋子，屡屡遭到民众的罢工抗议，严重冲击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
　　
　　法国社会左派氛围十分浓厚，对于民权的抑制天然不如英美等国，使得民权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而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话语权，甚至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和权利保障组织（即到如今都赫赫有名的工会）。
　　
　　在这种革命和斗争的氛围影响下，法国民众尤其看中手中的权利，屡屡掀起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案例。进入二十世纪，虽然革命的流血斗争减缓下来，但底层民众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多次组织起罢工抗议的浪潮。更重要的是，这种左派思想和氛围在法国已深入人心，各地的罢工可谓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旦工人阶层举行大罢工，学生、商团、农民紧接着也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游行等抗议浪潮，声援工人阶层的兄弟姐妹们。
　　
　　面对一次次声势汹涌抗议浪潮，法国政府也深感无力。法国的民选政治制度决定了民众对政府有极大的约束力，高福利必然意味着高税收，政府明知高税收给实体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但每一次的改革提案都因为动了民众的钱袋子，遭到民众的激烈反抗。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使福利体制面临严重财政危机，但由于福利水平易上难下的利益刚性特征，历届政府都不愿冒丧失选民的危险，只能采取扩大征收社会保障税和大规模举债的办法，反过来又给经济造成更大的负担。
　　
　　民权的过度扩张，使得法国政府的决策和意志很难直接有效传达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为了赢得选票，法国执政党不得不一次次向民众妥协，政府财政赤字逐渐扩大，严重冲击了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
　　
　　再次，经济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导致法国产业空心化，工业和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实体经济萎靡不振。
　　
　　进入80年代，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后，国际间的经济竞争愈发激烈，资本、技术、产品和人才等产业要素全球流动日益增强。
　　
　　如果说在这之前，法国企业无力外逃，只能被动宰割，那么在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和活动越来越频繁，企业主可就坐不住了。作为“成本高地”，法国只有努力抢占产业结构的制高点，提升经济发展效益，才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快车道将国内产业和经济提升一个档次。
　　
　　但是，此时的法国政府已陷入福利社会的陷阱中，无法通过降低税收来降低企业的制造成本，这就使得法国大量制造业外迁，实力较强的大型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和开拓市场，发展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尚可以维持低成本、高利润的竞争优势。但是，法国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没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在全球化竞争中越来越缺乏竞争力。一些较为优质的中小企业只能接受大集团公司收购，改为在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地区进行生产。法国经济出现了实体经济发展不足，虚拟经济规模过大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据统计，工业在法国经济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法国工业附加值从2000年的18%降到2011年的12.5%，在欧元区国家中排名第15位，甚至比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还要低。2009年，法国制造业产出只占GDP总量的11%。而相邻的德国始终是发达国家中工业和制造业比例最高的国家，这也使得德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成为欧元区表现最好的国家。
　　
　　然而，即便是如今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法国国家总债务达18703亿欧元，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1.7%），在面对中东难民时，法国依然张开臂膀，其中就有不少穆斯林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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