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异化／反异化的生存图景
作者：廖冬梅
文本中的刘世吾谙熟这个区委组织部“党工作者”的策略、权谋、机巧。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不断地教育、批评和引导林震，使其自我认同受挫，不断焦虑、惶惑。这既是刘世吾对林震的“助长”，同时是“反成长”。且看这段刘世吾驾轻就熟批评林震的文字：
林震同志的热情不错，但是他刚来一个月就给组织部的干部讲党章，未免仓促了些……不过，自下而上的批评必须有领导地去开展，譬如这回事，请林震同志想一想：第一，魏鹤鸣对王清泉有个人成见呢？很难说没有。那么魏鹤鸣那样积极地去召集座谈会，可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目的呢？我看不一定完全不可能。第二，参加会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历史复杂别有用心的分子呢？这也应该考虑到。第三，开这样一个会，会不会在群众里造成一种王清泉快要挨整了的印象因而天下大乱了呢？等等。至于林震同志的思想情况……年轻人也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
刘世吾对林震的批评，与其说是因为其工作的实际差错，不如说是因为其触犯了权力等级秩序讳莫如深的禁忌，是因为林震不懂上下尊卑关系。当然，“富有经验”的刘世吾还运用了他最拿手的官腔官调，他爱用“……但是……”的转折句，欲抑先扬，他还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以及他喜欢干咳，喜用“就那么回事”的口头禅，喜欢“哲学”化辩证化却是不痛不痒地看待和处理问题。这种权力机制和等级意识制造出来的权力话语，其杀伤力不言而喻。文中的林震就是在诸如此类的权力话语下一次次困惑，孤独，忧郁了。正是因为这套意识和话语，感性个体的棱角被打磨得日渐圆滑，正是这种思维和话语生产着太多唯唯诺诺的奴性干部和国民。因此，鲁迅在20世纪初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在王蒙笔下得到了复现，人的“异化”的主题被深刻揭示，现代性问题被再次提出，“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有谁能说“国民劣根性”就只存在于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阿Q、闰土和祥林嫂等农民，只存在于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落后农民三仙姑，只存在于萧红笔下东北呼兰河边的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以及张爱玲笔下的众多奴性化的“太太”等人物的灵魂中，而不可能存在于刘世吾这些干部身上呢？有谁敢说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林震不会变成又一个刘世吾呢？
面对权力话语，可贵的是林震没有在困惑中偃旗息鼓，而是继续艰难前行。以前的批评认为林震形象书写很无力，笔者却认为这正是作家对庞大政治机制和根深蒂固等级意识以及中国古代传统“官本位意识”压抑个人的深度印证。今天看来，从生活逻辑和叙事逻辑来看，林震也实在只能成为文本中的林震。
王蒙笔下，林震经由一个鲜活的自由自主的个体而不断变为一个充满焦虑感的、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孤独英雄”的心路历程清晰可现，并表征着其被异化和反异化的生存状态。
当林震刚登上区委会台阶时，充满了对“党工作者”的神圣憧憬，但是，等他接触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后，心里开始有点怯了，当他去麻袋厂了解到魏鹤鸣反映的王清泉的问题后，虽然发现了他工作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依旧还感觉“受到一种刺激，甚至激励”，认为“这正是发挥战斗精神的时候啊”，直到目睹了韩常新写“麻袋厂发展工作简况”的前前后后，这个“问题青年”还有板有眼地一直问到韩常新笑他“不懂行”时才“目瞪口呆”。后来林震听了刘世吾的那套“成绩主导论”之后，更加惶惑了。第七节林震受批评后，他在办公室里“想起前天党小组会上人们对他的批评。难道自己真的错了？真的是莽撞和幼稚，再加几分年轻人的廉价和勇气？也许真的应该切实估量一下自己，把分内的事做好，过两年，等到自己‘成熟’了以后再干预一切吧？”后来在区委常委开会讨论麻袋厂问题的会议上，林震还遵循内心的意志和抱着改进工作的善良愿望尖锐地批评了韩常新和刘世吾，可区委书记却态度暧昧，“这使林震更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力量的悬殊。”他苦笑着想：“你还以为常委会发一席言就可以起好大的作用呢！”他这才感觉到缺少权力要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真难。到文本的结尾，林震明白了“单凭个人的勇气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只有寄希望于区委书记周润祥。可是，周润祥“工作太多，忙着肃反、私营企业的改造……各种带有突击性的任务，我们组织部的工作呢，一般说永远成不了带突击性的中心人物，所以他管的也不多”。读到这里，我们可以感到林震斗争的前景堪忧，但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以及林震没有完全放弃斗争和自我毕竟令人欣慰。林震确实不是一个所向披靡的英雄，只是一个被异化同时反抗异化的主客体同一的真实人物。
除了刘世吾和林震，文本还关注了赵慧文被异化/反异化的精神世界。在作者笔下，赵慧文一出场就令人担忧：“她那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只是下眼皮上有着因疲倦而现出来的青色。”后文第五节写到在刘世吾办公室的赵慧文“脸儿在灯光下越发显得苍白”，是什么使她苍白而疲倦呢？读到下文，才明白原来赵慧文也是一个被“党工作”异化的个体，和后来的林震一样，她也曾看不惯区委会的人浮于事，她也曾睁大眼睛观察和分析了出现在区委会上上下下的种种荒诞问题，她也曾为此和韩常新当面吵过，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因为她只是一个干事务工作的，她也曾和林震一样迷惘、困惑，但她又非常清醒，所以林震的到来又唤起了她的激情，只有在和林震谈心时还能会心一笑。和林震不一样的是，她还得承受另一重“异化”，她丈夫“在中央一个部里做科长，他慢慢地染上了一种油条劲儿，争地位，争待遇，和别人不团结。我们之间呢，好像也只剩下了星期六回来和星期一走”。进入权力链条的男人对地位和权力的追逐导致对感性生命欢愉的漠视。不仅如此，当赵慧文婚姻危机出现时，刘世吾却如此这般的教育：“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要求，没有遗弃，没有虐待，没有发现他政治上、品质上的问题，怎么能说生活不下去呢？才四年嘛。你的许多想法是从苏联电影里学来的，实际上，就那么回事……”在这种党组织干涉个人爱情婚姻的场景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父”“子”“君”“臣”等级制关系的当代置换。
三、隐含文本的多重叙事指向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对几个主要人物心理叙事的倚重，得以在现实主义的叙事中关注权力体制下个体的真实生存状态，涉及到权力意识和权力欲望，以及“党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对人的自我主体“异化”以及主体“反异化”的主题，使我们看到人作为权力意识和权力话语的被控制者失去了人的主体性价值。看到热血、青春和生命惊人的销蚀和浪费，看到人和环境的极端不和谐。王蒙对刘世吾、林震、赵慧文等的“精神状态”的关注，隐含的文本是对生存的超越性追问：人活着究竟是应该收心敛性、圆滑世故、接受惯性、在认同权力的控制中“成长”，还是应该保持青春热力，在同庸常、苟且、麻木和愚昧作斗争中“成长”？因此，王蒙触及了一个超时空具有永恒文学魅力和哲学内涵的话题。同时，在可怕的“异化”场景背后，文本蕴涵着叙事的多重叙事指向。
首先,文本叙事呼唤社会权力机制的健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文本呈现的自我主体和社会环境的背离，首先是上上下下的社会政治体制上的原因，要去除人的这种异化性生存，社会权力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势在必行。弗洛姆曾在《逃避自由》《为自己的人》和《健全的社会》等著作里认为当代西方人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政治体系，成为生产体系中的经济原子和官僚管理体系中任人摆布的构件。因而感叹“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他同时指出，当代西方人的权威主义伦理价值观造成了西方人价值观的混乱，导致西方人把精神健康归结为如何适应社会的要求，而不去追问社会本身的病症。他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⑨。弗洛姆通过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提出了“社会无意识”和“社会性格”概念。“社会无意识”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通过特定的文化、社会禁忌和社会过滤器对社会成员进行压抑，决定那些经验能够进入到人的意识中，从而将人的真切欲望冲动压抑到内心深处，逐渐变成一种无意识，从而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王蒙对“一个缺点，仿佛粘在从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缘故上”的非常复杂的区委组织部的日常叙事，正是对权威主义伦理价值观的凛然拒绝，同时是对社会本身病症的深刻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