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论当代诗人的精神思想资源与诗歌的现实性
作者：秦 敬
摘 要：当代诗人的精神思想资源混乱驳杂，具有与现实混生、多元芜杂、无内在连贯性等特点，几乎总是凝固僵化或变动不居两种态势交替或综合作用着，引领诗人被动机械地反映、即时性地追踪穿梭于社会现实生活的迁变，使诗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日益减缩。而从诗歌的道义关怀和本体层面上来考察诗歌的“现实性”，发现它作为自外于人的客观存在，在不等同于“现实功利性”的同时，是一个历史的也是一个未来的概念，隐含了多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向度。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时代已经来临，消费欲望和消费观念已经成了我们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普泛心理和日常景观。文学的边缘化已成不争的事实，尤以诗歌的边缘化为甚。诗歌处境日益尴尬，在社会文化空间的位置日益减缩、下滑。一方面是诗歌读者大量减少，诗歌越来越丧失其艺术感召力和对现实的渗透性、影响力；另一方面，诗人的自我身份定位、自我价值确认也日益暧昧不明。对此，一些诗人和评论家更多地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时代和读者，而较少清理诗人混乱驳杂的精神思想资源，也较少对诗歌的“现实性”内涵进行检视和省察。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今天我们认识诗歌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丰富又贫乏的精神思想资源
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诗歌界，表面看来是诗歌创作与批评话语的空前繁荣与丰富，而内里则空洞、苍白、贫乏，以至有人并非耸人听闻地宣判“诗歌死了”。造成如此怪异而荒诞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但诗人的精神思想资源的贫乏、诗歌创造力的衰弱与诗歌对现实语境的包容力日益减缩等因素却也不容忽略。
有论者曾经通过对中外文学的一番考察，发现仅仅依靠个人的天才和意志而能成为文学巨人的尚无一例，据此认为正是一个民族的伟大的精神思想资源，才造就了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文学。①诚然，任何写作都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土壤，更离不开写作者的主体精神的创造与渗透，写作者拥有什么样的精神思想资源，其精神思想资源的深度与广度，是可以用来作为考量作品成功与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的。那么，当代诗人拥有什么样的精神思想资源呢？
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话语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革命话语。这是自“五四”时期起至20世纪80年代初占据中国文坛的主流话语。它应和着近代以降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国情和革命者渴望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冲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独霸一方的革命话语在对文学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将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倚靠社会的“现代化”而与之前文学形成断裂的文学“新时期”的到来，则复兴了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话语的强势地位。直到今天，尽管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话语对社会历史进程和公众的精神生活不再具有深刻的渗透性和影响力，但至少在一部分知识分子那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话语”作为主动选择的投影和影响（渗透）之后长期的心理反射，作为一种批判社会、直面人生的情感（伦理）向度而不是现实武器，仍然具有某种引而不发的强旺的生命力。
西方现代主义话语。它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引入、渗透到文学界，至今仍是一部分在困境中孤独守望诗歌先锋品格的诗人所主要秉持的精神思想资源和价值立场。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在整个20世纪的相当长的时期里，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新文化的猛烈批判，“文革”时期对它的清除和驱逐更甚，以至于当代文学很大程度上被割断了自己的传统血脉。但是，这种割断只是就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一面而言，在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结构和几乎是集体性的文化遗传基因中，“传统”虽面目模糊却仍具魅力。而80年代以来总的来说相对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全球化”语境下对于本民族未来文化图景的期许和想象，也给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某种复活提供了现实依据。
虚无主义/犬儒主义话语。它实际上已是当今最具影响力和最强大渗透性的精神思想资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经济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期待已久的文化的“现代化”却以“新时期”想象之初所始料不及的方式到来了。意识形态解体、神圣话语崩溃，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思想盛行。精神性的维度和追求遭到嘲笑与放逐，思想自由生长的空间、诗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缩减到几乎没有存身之所。人们既难以把握触手可及的现在，对创造一个未来也失去了信念。高居一切之上的是“欲望”及身体的存在，而离开了精神的维度和思想的支撑，个体感性的欲望及身体只能被瞬间的激情所消磨和耗损，本身并不具备超越现实、想象未来的能力。因此，虚无主义/犬儒主义话语的长期盘踞会抽空人们的精神意志，使得生命的恒久激情与活力瘫痪，也使得“现实”更加不可辨认，“未来”更加虚无缥缈。它或许可以暂时缓解“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价值龃龉，帮助人们克服（或曰回避）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却在更久远的社会历史演进中加深了人们的异化。
考察当今诗人所主要秉持的精神思想资源，我们不难发现其具有与现实混生、多元芜杂、无内在连贯性等特点。这些精神思想资源的获得，主要对应于社会现实生活的迁变，而难有历史自身生长演变的内在逻辑。它主要是作为单向度的方法论武器而不是洞穿现实、搭建历史想象力的价值依据。以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而言，在我们这个最具历史感的国家，每当民族遭受外来的压力和威胁而产生危机感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亲切就会滋生。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所说：“从过去而不是从现在寻求指导。通过回忆古代辉煌以使自己感觉良好，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方式。”②当然，传统文化的某些精神思想可以有机地嵌入当下的历史生存，但对传统的盲目迷信和普遍呼唤则意味着对它的理想化想象以及由此而唤起的良好感觉和亲切记忆。这实质上对严酷的现实生存构成了遮蔽，它在试图厘清现实的同时更深地被现实所牵制。诚如诗评家陈超所言：“在有效的诗歌写作中，不存在一个能够为人们普遍‘立法’的精神总背景，诗人天然地反对任何整体话语来干扰与阻挠个人精神和言说的自由。”③但是，长久地被各种驳杂的精神思想资源所壅塞与挤压，我们却也难免会患上一种急于表达（或自动表达）的强迫症。因此，尽管在表面看来，中国诗人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所能拥有的精神思想资源空前的丰富，但同时也空前的贫乏。相对恒定与稳固的精神思想资源的趋于凝固僵化或似乎永远变动不居两种态势，都会在引领我们被动机械地反映、即时性地追踪穿梭于社会现实生活迁变的同时，堆积起一层又一层的时代碎片和假象，从而使真正的“噬心”主题（陈超语）无从找寻，使诗人对现实的超越和对历史的想象积重难返。
二、诗歌的现实性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已趋向立体和深层，社会的急剧分化和渐趋定型带来了新的民生问题，促使人们普遍加强了对诗歌道义力量的呼唤。作为一种集约化拜金时代的应力反映，人们普遍对诗歌曾经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影响的历史场景记忆犹新，对诗歌理应担负起的精神引领作用仍有期许，对“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仍然怀有不容辨析的认同（只不过是以一种逆向运动的态势和反讽的态度进行着）。这就使得有关诗歌“现实性”的思考不仅在诗歌的道义关怀而且在诗歌艺术的本体论层面上被推到了前台。
笔者认为，“现实”作为自外于人的客观存在，天然地具有某种已完成性和合理性，它在被使用和意指时就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诗人的任务（或曰语言的任务）就是对这个历史的概念进行阐释和命名以使它成型并显现，它隐含了某种有限的被动的向度。但另一方面，“现实”既然需要被语言阐释和命名才能成型并显现，它同时也是一个未来的概念，为诗人的发现和创造预留了空间，诗人也被应允了某种无限创造的权力。“现实”固然可能改变诗人的内心图景，但“现实”也更可能在精神和象征的意义上被诗人的个人化创造所改变。“现实”与诗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静观”式的相互打量而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对话与相互建设的关系。因此，所谓诗歌的“现实性”，在我们的诗歌创作和阅读活动中至少可以容留两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向度：朝向历史的和朝向未来的；趋于凝滞的和趋于流动的；闭锁的和敞开的；有限度的和无限的。这意味着诗人要坚持基本的道义关怀，有力地介入并揭示现实生存的驳杂、含混、尴尬、荒诞和复杂喜剧性；意味着诗人仍得在一个综合复杂的精神思想资源的勉力支撑下，在过早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的中国式后现代语境中，高扬历史性和个体性相结合的主体性精神，用强大的语境包容力完成对现实和当代人驳杂丰富的此在生存经验的剥离、命名、审视与拆解，生成并丰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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