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金庸式归隐现象”探析

作者：林爱民

　　3.金庸式“归隐”现象是对“归于平淡”审美原理的实践发挥。苏轼在《与侄书》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将苏轼的艺术主张概括为重要的美学原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八字道出了写作美学和接受美学的真谛，是中国形而上的审美理想的法则化和典型化。用之来衡量金庸式的“归隐”现象，就发现无论从“作文”(艺术创作)还是从“作人”(形象塑造)，都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原理函盖相称：第一，从蕴含的意象来看，江湖是“动”的象征，里面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交错，恩怨情仇、悲欢离合杂陈，是丛林规则与铁血政治的二合一；“山林”则是“静”的象征，渔樵耕读也好，琴棋书画也罢，自由自在，与世无争，是舒心惬意的好所在。两者一动一静、一张一弛，是武侠世界甚至人类社会的两个极端。第二，从主人公的行为、作为来看，开始投身江湖、继而崛起于江湖，到达人生的顶峰，也掀起全书的高潮，可谓“绚烂之极”，最终淡出江湖、相忘于江湖，则又是“归于平淡”。第三，从金庸小说常见的主人公“学艺—行侠—退隐”叙事结构模式来看，“学艺”阶段的叙述已经引人入胜、渐入佳境，“行侠”阶段的描写更加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后的“退隐”阶段则其人悄然而退、其书悄然而结，纷纭为状、万取一收。可见金庸深得苏轼所说的“似淡而实美”、“寄至味于淡泊”的美学旨趣，并将其在创作中成功发挥。在金庸的整个武侠创作之中，“作文”和“作人”如两条齐头并进的平行同步线，这两条平行同步线一同贯穿人物的行为和命运，一起激荡情节的涟漪和波澜；其作用就像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所说的“草蛇灰线”:“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
　　
　　三、“金庸式归隐现象”的贡献和意义
　　
　　1.“金庸式归隐现象”的贡献，是为中国隐士谱系增辟了一个新类别——武隐。
　　中国有几千年的隐逸文化历史，源远流长。自古以来的隐士大略可分为文隐、仕隐、真隐三大类。这三类很多时候还互相交融，彼此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但看其落脚处重在“文”、“仕”、“隐”的哪一个上面而已：如陶潜开魏晋“隐逸诗”之先河，在隐士中以诗文著称；张良辅刘邦成一代功业，在隐士中以仕功著称；林和靖虽有诗文传世，但一生不娶不仕，梅妻鹤子，在隐士中以隐逸著称；至于隐士的鼻祖巢父、许由，自然更是“真隐”的代表了。三类之外，尚有“伪隐”这一另类：以退为进，屈以求伸，“身在江海，心居魏阙”，把隐居当作进仕的“终南捷径”，历代不乏其人，更不乏嘲讽的诗文，如“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此类与上文所说的“功利的归隐”相仿佛，都是有所求、有所图的“伪隐”。
　　金庸“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到他创作武侠小说时，自然而然地让隐士形象再现笔端。也许他不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塑造武林隐士形象的武侠小说作家(现代的平江不肖生笔下已经出现隐士形象，和金庸同时代的梁羽生写隐士也比他稍早一些)，但要论作品中隐士人数之众多、形象之密集、类型之丰富、影响之巨远，他是第一的应该也是唯一的，因此最具典型性、代表性；也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金庸是“武隐”类别的集大成者，他在隐士谱系原有的文隐、仕隐、真隐三大类之外，兴味盎然地另辟出一个“武隐”新类别，浓墨重彩地描摹出江湖“武隐”的众生相，为隐逸文化带来一番迥然不同的新境界。
　　武隐类与其他三类的迥然不同，表现在前者是想像的、虚构的，只出现在虚拟世界中；后者是历史的、真实的，曾生活在现实社会里。于是，本着“画鬼容易画马难”的原则，金庸发挥想象、挥洒才情，或重述建构了、或凭空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面目各异、个性不同的武林隐士形象。试看他在《越女剑》里对历史上真有其人的范蠡尚且踵事增华，那在勾画其他查无实据的武隐形象时施展空空妙手，就再也自然不过了。保存在史料中的文隐、仕隐、真隐，大都记载简略、笔致枯滞、泛泛而谈，令人感到面目模糊、形象干瘪：我们对绝大多数文隐、仕隐、真隐的行状事迹知之甚少，只知其名不知其人，或者只知其人不知其事，只知道他是个隐者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隐者，只知其隐不知其所以隐。而生活在金庸小说中的武隐，则神情举止、体貌风采都摹写得栩栩如生，人物鲜活、形象丰满，我们对他知人知面、知根知底；小说将人物归隐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尤其侧重抒写其如何施展武艺、纵横江湖的“归隐前传”，作者娓娓道来，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因此可以这样说：从本质上看，其他三隐的传记可信度高，武隐的传奇可读性强；从形象来看，其他三隐绝大多数都属于“扁平人物”，金庸笔下的武隐则很多都是“圆形人物”；从受众来看，武隐更生动亲切、更深入人心，更有艺术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审美形态上的娱乐性。
　　用荣格、维科等人的“原型－当下”理论，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金庸的“武隐”对传统隐逸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此论认为：原型即原始意象、古老范型，是一种属于族类共同体并富于复现功能的原始模式。原型可以沉淀、浓缩、进化、遗传、生成、变形，最后积淀成族群共有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凝聚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在文学创作和鉴赏中，原型作为一种源于文化传统的原始意象进入作家的文本时，“与当下的主体发生新的‘相遇’，以便生成新的体验”⑤。原型的当下状态，不但可以用丰富的原始意象反映作品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景观，而且成为人们整合现实、回归历史的一条通达途径。金庸正是别出心裁地用隐士原型这个“旧瓶子”来装他武隐的“新酒”，遗其貌而取其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延续和传统价值观念对现实意识的渗透，使作品获得厚重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带给我们醇厚浓烈的艺术享受。
　　2.“金庸式归隐现象”的意义，乃在于肯定了“隐逸”的行为、评价了“隐逸”的价值。
　　第一，中肯评价了隐逸避世行为。
　　金庸说过：“中国的传统观念……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⑥基于这样的认识，金庸对于传统隐逸文化赋予现代人文理念和价值观的关照，对杨过、令狐冲等人的特立独行、悄然隐退进行了的肯定和褒扬，对张无忌、陈家洛、袁承志等人的壮志未酬、抱憾归隐寄予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在金庸看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⑦从过程看：归隐者以有为之身入无为之境，完成从“高手”变为“废人”的角色转换，实际上是一个从“蝶”变“蛹”的人生逆行历程，转换中经受“不可为”的情势(外因)和“不得已”的苦衷(内因)的两面夹击，其身心遭受的挣扎、痛苦、彷徨、苦闷非常人所能理解、所能承受。从结果看：归隐并非消极颓废、落拓沉沦的表现，归隐者避世而不厌世、适我性情而不作恶人间，自然归入道德标准中“好人”的一类；归隐是一种事属正常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无可厚非的人生归宿。金庸的创作，肯定了生命的顺逆亦即生命的一切过程，肯定了人生所有的痛苦与快乐。显示出金庸对民族、时代和历史的准确把握和对中国社会众生相的深刻理解。
　　第二，热情讴歌了隐逸者“个性自由”的追求。
　　金庸认为：“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绘画，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时代越动乱，人民生活越痛苦，这主题越是突出。”而他之所以写隐士、赞隐士，是因为“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如令狐冲和任盈盈那样蔑视权力、远离权势，“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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