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激流中的守望
作者：高 兰
摘 要：《伟大的传统》是弗·雷·利维斯小说批评的奠基之作。在其中，利维斯以超人的才智和无畏的勇气重新改写了英国小说史。本文旨在对这段批评史加以回顾、总结和点评，并指出其意义和缺憾所在。
时下学术界的种种理论时尚不断破坏着人们文本阅读的兴味，搅乱了普通读者甚至是不少学者对文学原著的感受力和判断力，模糊了人们对文学批评真义的理解。英国学者弗·雷·利维斯（F. R. Leavis）的小说批评著作《伟大的传统》可以看成是对学术界近几年来理论译介与出版热潮的反动，也可以说是对理论话语淹没阅读实践的批评。当我们热衷于谈论“元话语”“元叙事”“根状思维”“能指符号”“谱系学”等术语，沉潜在语言的漩涡和文字游戏之中时，恐怕早已淡忘了小说的“道德意识”和“人性关怀”，忽略了批评的真正目的。那么，重新驻足聆听半个多世纪前一代批评大师那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的声音，无疑会给人以春风拂面的清新之感。
1948年发表的《伟大的传统》是利维斯小说批评的奠基之作，是利维斯对英国小说所做的第一次认真的反思和清算。这部才华横溢的作品重新激活了“伟大传统”的概念，并使那些最好地代表了这一概念的惊世之作和经典作家再度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向我们表明了某些作家和作品为何能够逃脱那足以淹没人类一切成果的时间之遗忘而幸存。通过书中大量的引文和利维斯精彩的点评，我们不难梳理出利维斯小说批评的基本要义：首先，伟大的小说必须显示出深刻的道德关怀，这是利维斯的一个主要观点；其次，利维斯认为伟大的小说家他们都有体验生活的巨大能力，都对生活持有一种崇敬而开放的态度，都明显有着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再者，小说家个人的成就离不开传统的滋润和培育，这是利维斯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最后，在许多场合他都强调过这样一个观点：在所有伟大的小说中，都存在着一个统驭全局的组织原则，即小说的有机整体论。正是按照这些基本的要义，利维斯抑扬褒贬，指点大家。在《伟大的传统》开篇,利维斯开宗明义、掷地有声:“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都是英国小说家里堪称大家之人。”①他们构造出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 一个一以贯之的、容纳伟大经典的文学脉络。言语之间颇显一个学者的自信、勇气和睿智。
在利维斯看来，亨利·菲尔丁对于文学史里赋予他的重要地位自是当之无愧，但很难跻身于少数大家之列；《汤姆·琼斯》绝算不上什么具有“完美结构”之作，亨利·菲尔丁所“表现出来的根本意趣关怀实在有限得很……他对于人性的关怀，可谓简简单单”②。同样，理查逊在分析情感和道德状态上略有所长，然而“妄称理查逊可以经典作家之身再成时尚，却纯属徒劳”③。他的意义就在于他是构成简·奥斯汀身后背景的一个要员，因为他而有了简·奥斯汀，他开创了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但由于社会差别太大，理查逊的作品尚不能为简·奥斯直接利用。要待范妮·伯尼把它化入有教养的生活，简·奥斯汀才能汲取他的教诲。于是，利维斯的第一位大家就落到了紧随菲尔丁─理查逊─范妮·伯尼这条文学脉络而来的简·奥斯丁身上。利维斯把简·奥斯汀看作伟大传统的奠基人：“她不单为后来者创立了传统，她的成就，对我们而言，还有一个追溯的效用……正是她创立了我们看见传承至她的那个传统。”④“她对于‘谋篇布局’的兴趣，却不是什么可以被掉转过来把她对于生活的兴趣加以抵消的东西；她对于生活所抱的独特道德关怀，构成了她作品结构原则和情节发展的原则，而这种关怀又首先是对于生活加在她身上的一些所谓个人性问题的专注。她努力要在自己的艺术中对感觉到的种种道德紧张关系有个更加充分的认识，努力要了解为了生活她该如何处置它们，在此过程中，聪颖而严肃的她便得以把一己的这些感觉非个人化了。”显然,正是这种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对艺术形式把握的完美结合使简·奥斯汀成为了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奠基人。奥斯丁的后继者当属对她⑤推崇备至的乔治·艾略特了。在《伟大的传统》第二章中，利维斯专门探讨乔治·艾略特的作品，其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强。为了把这位惊世骇俗的女性小说大家置于简·奥斯汀所开创的这个伟大传统之中，他特别强调了乔治·艾略特与简·奥斯汀之间的蒙恩受惠关系。通过引用《费利克斯·霍尔特》、《米德尔·马契》的片段，利维斯暗示了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在使用反讽表达对生活的道德关怀上的相近性。不仅如此，在利维斯看来，乔治·艾略特正是发现了简·奥斯汀反讽背后的深刻意味以及她的艺术所展现的根本道德之关怀与自己作为小说家而感到的基本问题有最为直接的关联，她才从而习之。至此，我们看到了乔治·艾略特与简·奥斯汀之间的蒙恩受惠关系。我们的传统中又增添了另外一位要员——乔治·艾略特。利维斯从乔治·艾略特的道德关怀入手，试图对其作品归纳出连贯一致的总体评价：在他看来，她的早期作品尽管预示着一位伟大小说家的诞生，但只有《织工马南》中的道德意图令人感动。中期作品《罗慕拉》如亨利·詹姆斯所说是从她的道德意识中演变而来的，小说家对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明的复杂走向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随后利维斯又对乔治·艾略特的杰作《米德尔·马契》进行了详察细析，认为这部小说极其成功地表现了人性的主题，充分反映了作者成熟的创造天才；而乔治·艾略特的最后一部作品《丹尼尔·狄隆达》不仅体现了她对人的道德本质的深刻洞见，也展示出其兴味关怀的本质和倾向。于是，在利维斯的眼里，乔治·艾略特比缺乏道德与人性内涵的福楼拜更伟大，其伟大之处直逼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可以看出，利维斯对乔治·艾略特偏爱有加，礼赞备至，其深入透彻的研究与充满激情的评析尽显一位批评家的真诚和坦荡。需要指出的是，利维斯并不是要描摹一幅刻板的道德家的肖像，而是要揭示乔治·艾略特作为小说大家的内在本质；他所提炼的道德要义也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更不是惩恶扬善的说教，而是一把浸透着人性关怀和社会批判的文学标尺。简·奥斯汀的另一位后继者亨利·詹姆斯完全认同乔治·艾略特主题中的道德要义。在利维斯看来《一位女士的画像》就是《丹尼尔·狄隆达》的一个变奏，乔治·艾略特主题所具有的道德要义，经詹姆斯的提炼，变成了与他赋予“高等文明”之上的价值相协一致的东西。在乔治·艾略特至为成熟的作品里，以前所未有的细腻精湛之笔，描写了体现出上等社会之文明的经验老到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并在笔下使用了与她对人性心理的洞察和道德上的卓识相协对应的一种新颖的心理描写法。所有这些对于詹姆斯自己的问题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通过两部作品的比较，我们看到了两位作家之间的重要关联，于是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位小说大家。但是利维斯进一步澄清了这种关联的实质：存在于两个作家之间的关系不是模仿的关系，而是两个天才之间创造的关系。利维斯发前人之所未见，将詹姆斯广受好评的《专使》排除在优秀作品之列，极力推崇其早期作品《一位女士的肖像》和《波士顿人》，因为这两部小说交织着种种以个人问题和道德旨趣为内涵的兴味关怀。就此而言，利维斯确实抓住了詹姆斯小说创作的关键和内核。当然,对于他所礼赞的小说大家, 利维斯也并非一味地加以袒护,而是尽现一位批评家的赤诚。这一点从他对晚期詹姆斯的评价就可以窥见一斑。在利维斯看来,创作晚期的詹姆斯一味追求文风上的隐晦曲折、复杂细腻，从而丧失了鲜活、敏锐的生活感受力，也丧失了道德触觉上的准确性，无法给人性以更加强烈而严肃的关注。除了《未成熟的少年时代里》和《梅兹所知》，他的小说已经变成了复杂的拼字游戏和迷宫，缺乏人生的意义，他的艺术总的说来是“合成式”的而不是真正的充满“诗意”。尽管利维斯将詹姆斯列入英国传统也许会有争议，他对后期詹姆斯的贬斥也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还是以他独特的批评方法向我们推出了他的小说大家。探讨一位作家对另外一位作家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一桩无足轻重的学术消遣，但对于利维斯来说，它不仅是确立伟大传统存在的一种方式，而且也是确立英国文学存在的一种方式。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把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融入到了同一伟大传统的脉流之中。对于利维斯来说，与其他几位小说大家相比，把康拉德置于伟大传统之中是颇费些周折的。他没有强调康拉德与其他几位小说大家之间的蒙恩受惠关系，而在于论述他的外异性，他生为波兰人，却选择了英语来写作，这在利维斯看来主要是由他要表达的主题和兴味关怀所决定的。而这种关怀是与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完全一样的。在此,利维斯没有忘记强调康拉德艺术的独创性：“他从英国文学里汲取所需之物，以天才所特有的方法学而习之，这与模仿自是迥然有别的。”⑥换言之，正是通过英语这种语言，康拉德走进了伟大的传统，成为伟大传统中重要的一员。在讨论康拉德的小说时，利维斯将著名的《黑暗的心灵》看成是次要作品，于是在利维斯的经典中，《诺斯特罗莫》和《特务》就成了两部超一流的英语小说，前者通过具有道德意味的布局探讨了道德理想主义与物质利益关系的主题，后者则以复杂的道德关怀作为指导原则，探讨了对立的道德观点在反讽的作用下发生互动的主题。当下学界对康拉德的批评早已汗牛充栋，利维斯的观点也算是一家之言吧。康拉德之后，在这个传统之下的小说大家还有劳伦斯。利维斯对劳伦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是在英语语言里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巨人，作为小说家，他代表的是生机勃勃且意义重大的发展方向。“他在形式、手法和技巧上是个非常大胆而激进的革新家，而驱使他去发明和实验的，则是他对生活所抱有的至为严肃而迫切的关怀。”⑦正是这种关怀把劳伦斯与乔治·艾略特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虹》和《恋爱中的女人》是劳伦斯的天才之作，在其中，劳伦斯阐发了他独到的兴味关怀和写作方法。利维斯以上旁征博引而又言之凿凿的点评使我们看到了英国文学一条清晰的传统血脉：菲尔丁、理查逊、范妮·伯尼、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以及劳伦斯。而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以及劳伦斯都是这个传统中的小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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