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平面上的游戏
作者：李东雷
另外，物的挤压使人的主体意识降低到了最低点。在这个时代里，作家不再是“非凡的创世者”，他同生活中的凡人一样充满数不清的困惑和对困惑难以言传的无所适从。他已经卸下了“天才”的桂冠，不再是超越众人之上的追寻着形而上意义的“哲人”，而仅仅是一个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常人”。他已不再担负显示“意义”的使命，而只是将人生悲剧、将生命的偶然性的一角掀起，向人们展示当下城市人的生存表象而已。
李洁非曾说：“出于迷惘、困惑和对未来的渺茫心情，‘新生代’很难去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深度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和遥远的字眼。”⑥艾布拉姆斯曾将作家的心灵比喻为灯，灯可以照亮世界，照亮人生，构成一个文学的世界。对小说家来说，只有心灵敏锐而犀利，他才能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里品味出人生的滋味，发现存在的底蕴，才能在人们习以为常的表面之下发现“意味”。而在这个物化的时代里，人们不得不远离自我原则和内心立场，以适应变化不断加剧的社会。作家也不再是一位知悉历史之因、洞察未然之境的“先知”。当下城市小说的平面化，实际上也是小说家主体性丧失的外在表现。
三、平面化写作批判和我们的小说理想
当前城市小说大都具有良好的可读性，它们的写法不像先锋小说那样与读者大众的小说审美经验相疏隔，反而大量吸纳畅销小说的元素、句式和情节构思，注意用新奇的表象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刻意回避情感与思想的深度。当前城市小说吸引读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与现实生活的逼似。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我们生活中的真实图景，感受到现世生活的气息。然而文学不仅仅是对生活的复写，W．C.布斯说过：“一旦艺术与现实的缝隙完全弥合，艺术就将毁灭。”⑦虽然小说作为一种世俗的艺术，它有着天然的形而下的表现形态，但真正的好小说应该是形而下的表现形态与形而上的思想内蕴完美结合的艺术品。然而反观我们当前的城市小说，充斥其中的，大多是些表象性的生活故事的复述，是些情绪化的生存感受的临摹。这些作品具有细节上的鲜活性但缺少内蕴上的丰厚感。它们似乎刻意回避了“终极”“意义”“价值”等存在的根本问题，刻意远离了悲剧与死亡、困惑与绝望、思索与寻找这些问题，回避了“为什么生活”这样的问题，而直接切入了当下的生存景象的书写，以急遽变化的都市生活中光怪陆离的表象书写来吸引读者。王安忆认为：“从表面上看，小说表现的是我们的生活现实，而实际上，小说并不是为表现现实生活而存在的，也就是说，表现现实世界是小说的手段而不是目的。”⑧当下城市小说恰恰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它们的兴趣仅仅在于当代城市生活的外部形态，小说文本成了生活表象的罗列与堆积。在这种平面化写作方式中，我们看到，城市小说家已无法摆脱自己日趋狭窄的精神视野，无法逃离日渐匮乏的叙事资源，更难以开启对城市生活本质的思虑。王安忆在谈到当下的城市小说时曾说过：“城市和小说的关系，如今有太狭隘化的理解。城市小说主要被用于去描写摩登生活。摩登生活会被认为是城市的标志，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点缀，而且只是我们想象的点缀，城市的性格，不是人们所梦幻的那样轻薄的、或是仅仅是抒情的。在城市的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常结实的内容，城市的力量是相当粗鲁和彪悍的。假如忽略这一点，写作会远离城市，而只追求浮面的东西。”⑨
我们认为现实生活故事只是小说的载体，小说总要超越故事，这是小说最起码的条件，也是小说区别于故事、产生艺术魅力的源泉。于是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总是希望在现实生活场景以及作者叙述的故事外，还能体悟到一种深永的“意味”。而在当下的城市小说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具有深刻内蕴，在故事的表层下寄寓着丰富而巨大的思想力量的作品。正如陈晓明所言：“这些新的艺术经验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最首要的还是在于艺术作品普遍缺乏深刻有力的思想意识。”⑩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第一个城市化高潮中，急速变化的生活使作家在都市光怪陆离的表象中急切地捕捉日变的新事物，无法也无暇探究表象后面的实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司空见惯，它们难以再震撼我们，——假如这些“表象”不再经发掘而深入到我们的心灵深处。
今天的小说正处于这样的双重困境中，一方面，它置身于视觉艺术和各种非文学的社会化力量的分化和瓦解之中，另一方面，它的艺术追求变得越来越模糊，它正在走出自身的世界。1983年，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巴黎一次演讲中说道：“如果小说真的消失，那不是因为它已用尽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中。”{11}这句话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就小说的现代命运而言，它确实越来越边缘化，在这个电子传媒急剧扩张的时代，小说呈现暂时的颓势是必然的。然而，这句话还隐藏着另一层意思，即由现代文化工业构成的排斥性力量固然可怕，但更重要的在于小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也就是说，小说不再处于自己的（美学规定的）世界中，它放弃了它的根本艺术追求，逃离了它应是的存在，这将是它最根本的危机所在。而这种逃离与放弃在当今的城市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只有外表而没有内在性的时代，一个美妙的时装化时代”{12}。有人说：“深刻的作品本身就不属于我们这个年代，在这么一个信念、原则和内省精神并无立锥之地，而‘机会’却支配了一切的时代，人、社会、文学都只做平面上的滑翔是势在必然的。”{13}而我认为，在如今这种丧失深度的时代里产生深度并非不可能，正因为深度的缺乏，才显出它的可贵，越是在没有形成内在性的环境里，内在性才越有价值，才越可能成为积极的内在性。人类不可能在意义匮乏的“平面”上长期生存下去。对90年代城市小说的“非深度模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后现代主义仅仅是世纪之交人类精神价值遁入历史盲点的“文化逆转”现象，而并不是人类最后的归宿。近年来。有学者不断指出“后现代主义正在走向终结”（【德】奥尔克斯、【美】伊哈布·哈桑），西方学者正在倡导返回历史的新历史主义，这是一种走出“平面”，重获“深度”的努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告别20世纪之时重新进行价值选择和精神定位，并在走出平面模式的路途中，重建精神价值新维度。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李东雷（1973- ），文学硕士，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基础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倪伟：《论“七十年代后”的城市“另类写作”》，《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③ 棉棉：《告诉我通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作家》1998年第3期。
④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⑤ 萨特：《莫里亚克先生与自由》，见《文艺理论译丛》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⑥ 李洁非：《陌生的城市，成长的人》，《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⑦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⑧ 王安忆：《心灵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⑨ 王安忆：《城市与小说》，《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⑩{12} 陈晓明：《先锋派之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及其危机》，《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8期。
{1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13} 李洁非：《新生代小说（1994- ）》（续），《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2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