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神游荷塘 “士”的回归
作者：朱世丽
摘要：中国现代散文的典范之作《荷塘月色》，直接折射出朱自清先生的内部世界。本文从作家的生长环境入手，深入到作家的内部进行分析，运用作家自己的作品去研究作家的思想心路历程及人格特征，进而提出朱先生“内‘儒士’外‘小布’”的观点，对《荷塘月色》的主题意蕴作了新的探索。
朱自清以其“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宗旨和在新诗、美文上的创作实绩，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提倡对万花筒般的人生“要有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参加”，为的是得其“真趣”。他的散文艺术炉火纯青，蕴藉深广。清华园内的那一泓普通的静水中长着并不算丰茂的荷，自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问世，不知引来了多少游观者，可谓是塘不自著，因文而著。《荷塘月色》也因其“漂亮和缜密”的写法，优美的意境、深刻的内涵、丰富的意蕴，成为现代文的典范，令无数学子吟诵、玩味。我作为语文教师，纵览有关对《荷塘月色》的品评之文，发现研究者多数关注的是该文的艺术技巧，而对其主题意蕴关注不够。尽管也有学者试图对《荷塘月色》（以下简称《荷》）的主题意蕴作了新品评，其观点不能足以服人。
读散文要抓文眼。《荷》的文眼是“颇不宁静”，只要弄清了“不宁静”的根本原因，该文的主旨也就不言自明了，这是评论界的共识。笔者试图深入到朱先生内部考察其人生，分析他写《荷》时的心境，进而阐述其“不宁静”的实源，以探究《荷》的主旨意蕴。
一
文学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人的感情世界。作者调动艺术表现手段，将蓄积已久、不吐不快的情感诉诸文字，郁积之情得以畅释、转移。作者的感情世界的形成离不开他的环境。
朱自清1897年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武进，童年随父赴任而移居荷香柳长的扬州。青山绿水，自然的和谐、静美滋养了他温文和顺、淳朴敦厚的性情，形成了他内心世界丰富、沉静、单纯、进取的特点。因此，父亲对他给予了更多的爱，更大的希望。他从私塾到学堂，都接受的是旧式的教育；从教材内容到先生的教诲、家长的期望，都将他导向旧式人才——“儒士”之途。经史子集是他的主修课，儒家的伦理纲常是他的道德规范；仁、义、礼、志、信、温、良、恭、俭、让是他做人立世的准则；“士志之道”、“学而优则仕”是他治学目标和人生理想，由此构成了他典型的“儒士”品格，并成为他自我设计、自我期待、自我坚守、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不懈追求的独立不移的理想人格。
朱先生成长于列强的侵略、社会动荡、危机四伏的年代。他亲历了“五·四”运动，热情与梦想、危机感与责任心激荡着这位年轻儒士的心。他渴望社会参与和贡献才智的机会，他以积极用事、施展才华的入世态度，以治学以培道的人生价值取向投入到五四文学革命中去，以自己的诗作、美文为文学革命创下了不朽的实绩。随着文学革命的高潮退去，中国社会也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中，什么姓资的、姓无的、姓国的、姓共的，什么西方的、东方的、传统的、现代的……在这万花筒般的杂色世界里，当年文学革命的战友们“因为终极目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鲁迅《二心集》）朱先生此时的心境也诉诸笔端：有对飘逸玄远生命情趣的玩味，有被忧患意识浸泡过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流露，更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避害畏祸的惴惴不安，和对忧民自怜、对人道精神的呼唤。尽管如此，朱先生仍申明“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在他身上“儒士”情结始终不变。
朱先生在生活方面，仅婚姻之事可见一斑。打少年起，他的母亲一次又一次为他托媒说亲，他很顺从地去了一家又一家相亲，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将他从未见过面的武氏娶回家时，他感觉很好。新文化运动兴起时的朱自清能有如此反应，足以说明他对旧式的婚姻秩序的接受，实际上是对传统礼法秩序的认同。居住北平，因经济困顿而未请保姆，妻子自带孩子，在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的20年代中期，夫妻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应该不足为奇了，然而朱先生为此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尽到丈夫之责。正体现他作为一个“士”的责任感。武氏病亡，他饱受生活煎熬，在万般艰难中为她服孝三年并写了一篇情深义重的祭文——《给亡妇》后，方再婚。以小见大，这些生活细节透视出朱先生的“儒士”品格：温良、恭顺、义节、道德感与责任感。
在为人上，他是一个极为严肃、认真、虚心的人。他的同龄学者冯至在《朱自清先生》中讲：“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人谈讲……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一位慎言、敏思、沉静、儒雅的“士”的形象跃然纸上。“由虚心产生出来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是读不到的。”可见其为人谦逊、仁爱、正直与宽厚。著名学者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中写到：“和每一位的情感都是很融洽的。虽然是这样的谦虚和蔼，他自己的信念却很坚定。”这里的“信念”，正是朱先生一生追求的，到死仍坚守的中国儒士的气节。正如朱先生所言，“气”是积极的有所为，“节”是消极的有所不为。从朱自清身上我们领略到一位中国儒士狷介超拔的人生态度和人格魅力。
在创作上，他热衷于自然。他把自然人性化、人格化。他能与自然交流对话，情趣盎然、物我两忘，达到“以我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例如：写梅雨瀑的水花“偶尔几点，送入你的怀里，便倏地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写梅雨潭的绿色“那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执著于山水自然，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特征，唯有在那里，才能解脱名缰利锁、潇洒自在。即便是表现“颇不宁静”的“荷”亦有“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明珠……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这些描写既展示了作者运用比喻、通感的技巧，也写出了作者在此境中的感受——静谧的荷塘边，勾起了作者对冰清玉洁、独立特行的品格的自我期待，特有的景、物、光、色、味的浸漫诱惑下，作者的灵魂潜入到另一世界——那是一个由真与美组成的生机勃勃的、和谐纯净的世界；那里没有纷争、远离尘嚣，无物的困扰、无权的左右，那是作者苦苦追寻的“士”的家园。
上述的各种因素与现实矛盾绾合在一起构成合力左右着朱先生，再通过朱先生的取舍、整合，在他的生活态度、人生信念以及文学创作中都呈现出“士”的情结。他唤醒了读者对古典文学长河中佩兰纫蕙、独清独醒的高士形象的记忆。
二
时过境迁，在那个彻底砸烂旧世界的20年代，到处是屠杀、是血腥、是废墟、是险象环生，哪里有“士”的栖息之地？朱先生不仅不能堂而皇之地以“士”自居，相反，为了生存不得不以“小布”①自称。所以在朱先生身上就存在“士”与“小布”双重角色。他以“士”为魂，以“小布”为生。进为“小布”，则有丧其魂之险；退则为“士”，则有丧其生之灾；没有灵魂的生命固然可怕，但没有了生命灵魂安在？朱先生在两难中力求两全，他的心能“宁静”得了吗？
朱先生为什么要将自己归为“小布”？他既然“不能或不愿参加革命或反革命”，在当时只有“小布”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而且“小布”与“士”很接近，属自由知识分子，还有些儿现代气息，虽不能有所为，亦无生存大碍，就归为“小布”吧。归为“小布”，是朱先生主观有意为之，非心所愿，仅仅用来自我开脱和自我暂保；时人也归他为小布。朱先生乃内“儒士”外“小布”，其实，还是由儒家为人之道“内方外圆”演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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