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醇厚典重 儒雅博通
作者：王 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明确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一思想对汉代学术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汉家的思想崇尚，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之治，改而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它促成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风尚，使尊儒好儒形成靡然向风之势；它标志着汉初学术多元化格局的终结，确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使儒学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从此儒风大渐，圣学广被，儒学独尊的文化专制局面正式起步。
“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④。《举贤良对策》本为应制之文，容易受体制的限制而趋于板涩。董仲舒却以贯通五经的才思，以为儒者宗的博雅，从容论道。其文论理宏博而深刻，章法匀称而井然；语言明晰晓畅，精炼概括，细密紧凑，全无艰涩之态；运笔行文兔起鹘落，举重若轻，全无拖沓之感；风格面貌则雍容典雅，闳衍醇厚，透溢出儒家的人格力量和精神世范。因此说董仲舒以他的《举贤良对策》开启了汉代醇厚典雅一代散文的新风。
二、自然山水的人伦化颂赞——《山川颂》
《山川颂》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卷十六。《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作为今文经学大师，研习公羊之学，发挥公羊奥义而著成的一部独立系统的理论著作。其大多数篇章都缺乏文学色彩，给人以滞重生僻，枯燥无味之感，而《山川颂》却是其中闪动有文学意味的片羽吉光。
颂在汉代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其名称来自《诗经》，原本是《诗经》的一个部分，与风、雅并称。《毛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刘勰《文心雕龙·颂赞》亦曰：“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都指出了颂体作品“美盛德之形容”，即歌功颂德，褒扬圣君贤臣的文体特点。董仲舒的《山川颂》就是汉代较早的以自然山川为颂赞对象的咏物颂。
颂体作品的主要功能是赞美褒扬，董仲舒作为一代通经鸿儒作《山川颂》，深谙古圣贤“山水寓道”之旨意，故其文中多引先师孔子的山水之论，使其山川颂美之作融入了浓重的人伦道德内涵。此文分两部分，山水各一，结构明朗。
开篇即将崔巍耸立的高山与仁人志士并比：“山则巃嵸（山畾）崔，（山椎）嵬(山罪)巍，久不崩阤，似夫仁人志士。”点明山水具有与志士仁人相通相似的人伦色彩，为下文阐发山水之道奠牢根基。
在山水与人伦间搭建起类比桥梁的并不始于董仲舒。《论语·雍也》第六载孔子言：“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首将山水与仁智者之精神旨趣联系起来。至于仁者何以乐山？智者何以乐水？孔子此处没有阐发。而《荀子·宥坐》篇所记载的一段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的对话却申明了此意：“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何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韩诗外传》对此也作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夫仁者何以乐于山也？曰，夫山者，万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殖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吐生万物而不私焉。出云导风，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于山也。”“夫智者何以乐于水也？曰：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智者；动而下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致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此处韩子将山水的特性概括为无私、有智、有礼、有勇、有德，而这些人伦化的品质，正是志士仁人志趣节操的具象化表征。因此董仲舒在此将山水与仁人志士相比照，显示出其对儒家“山水寓志”传统的接受和认同。
论山如此，论水亦然。第二段对水之颂，虽未引用孔子论水之言，却化用其论水之意。与上述孔子观水之答通条共贯，异喉同声。
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之谓也。
董仲舒的《山川颂》名为颂体，却异于两汉颂作。其古朴典奥的语言及对先师孔子思想言论及儒家经典《诗经》的引用，都使其带有明显的经学色彩。但从其章法的谨严，语言的精炼及贯通的文气来看，仍不失为一篇出色的政论之作。
三、牢愁狷狭之意的尽情抒叹——《士不遇赋》
《士不遇赋》载于《艺文类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亦有辑录。这是董仲舒现存文章中唯一一篇抒发个人不平心意的言志抒情之作，也是引领汉代“士不遇”题材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汉赋的“士不遇”主题是由贾谊开创的。贾谊年少才高，深得文帝嘉许，但由于绛、灌、东阳侯等宫中老臣的谗毁，不得不远适长沙。谪贬途中，面对屈原自沉处的汨罗江水，贾谊以吊屈原来批判当时阘茸尊显，谄谀得志；贤圣逆曳，方正倒植的黑暗现实，抒发心中抑郁不平之愤意，故其《吊屈原赋》也就成了汉代最早的“士不遇”赋。汉武之时，董仲舒虽生逢汉帝国空前强盛的历史时期,但大一统的繁荣，并没能改变廉直士人不遇的命运。而且，大一统的专制属性在使文人失掉越来越多个性自由的同时，更使他们普遍感到来自大一统的压力与困窘。此时的文人，再也没有了汉初枚乘、庄忌游食诸侯之时为大国上宾，来去从容、高视阔步的潇洒。邹阳在“忘忧馆”所描绘的君臣遇合的图景更只能成为他们心中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⑤。因而，被纳入官僚政体之中，喘息于大一统重压下的他们，多利用文学作品来抒发个性难全之忧，生不逢时之感，难建功业之叹。
明太仓张天如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评《董胶西集》中还为我们勾勒出董仲舒生怨郁之情，不遇之感的具体缘由。曰：“公孙用事，同学怀妒，先相胶西，谢病自勉。怨哉董生，向赋不遇，今其然邪。”董仲舒虽有“王佐之才”，以《天人三策》解武帝之惑，为武帝开出许多投其心意的治国良方，但其为人廉直、不善从谀的个性品格却使其仕进之路坎坷不平。先是任江都相，他以礼义匡正骄横好勇的易王,颇有政绩。不料却因言灾异遭到主父偃的陷害,下狱当死,后被赦免,废为中大夫。可是，就在他惊惧恐慌之感尚未退却之时，又遭公孙弘的嫉毁，被武帝派往胶西，担任更为纵恣，屡害朝官的胶西王相。这一连串的打击在使其用世热情一点点耗尽的同时，心灵的创痛感亦转化而为“士不遇”的尽情抒叹。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兮，不期禄矣。遑遑匪宁，祗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