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三国演义》文化阐释
作者:梁中杰
大行方直之美。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涌现过无数才俊之士,忠勇之士,也出现过许多品性高洁的贤良之士,特别是在比较动乱的年代,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他们“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为了维护心中的道义,更是方正刚直“无所屈”,表现出高尚的德行,此即所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三国演义》所反映的正是风云四起,纲纪崩摧的年代,这种植根于中国文化精神中的大行之德,便必然会更为强烈地表现出它的存在,作者也正是这样演绎了历史。如果从“董卓乱京”说起,小说的章节中,便有谏议大夫刘陶力砭宦官祸国、尚书丁管怒斥董卓废主等等记写,及至曹操专权之时,则有“讨汉贼五臣死节”、“祢正平裸衣骂贼”,还有孔融“史笔褒忠直”、陈宫“生死无二志”等等描述。我们看到,在作者笔下,这样“唯义是从”的人物何其之多!面对奸邪,他们个个宁可赴死,也决然要昂首证言:“君子以立不易方。”这是何等的情操!更应说到的是徐庶的老母。徐母因被曹操使人赚至许昌,不得脱身,先是义正词严毁触曹操,以求其死,后见徐庶亦被赚而至,竟至勃然大怒,拍案痛骂徐庶“弃明投暗”,终于愤然自缢。这是何等的气节!对于这些人物,小说所用笔墨虽然并不太多,却丝毫也未消减其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的大美,这正是他们的价值所致。诚如是,倘若适逢世事昌明,“然后忠良方直之人,则得容于世而施于政”,那么,尽管历史已然逝去,则后世者亦可自信未愧对他们的价值。
英风豪气之美。《三国演义》是一部群英荟萃的小说,览阅之际,那回荡于其间的一股英雄气,使人感奋不已。小说所写英雄人物众多,他们出身不同,事迹不同,性格各异,但有一点却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他们的英雄气质。作者笔到之处,尽情地展示了这样一些画面:大江东去,赤壁鏖兵,周瑜雄姿英发,指挥倜傥;诸葛亮舌战群儒,谈笑风生,丰采飘洒而又气度恢宏;孙权坐领江东,才气俊达,决计破曹之际,拔剑砍案,威震三军;张飞大战长坂坡,豪气冲天,虎啸三声,“独退曹家百万兵”;赵云截江夺阿斗,犹似昔年当阳救主,单枪匹马,一身是胆。此外,还有马超挑灯战张飞,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孙策酣战太史慈,等等。小说写的是战争,自有其残酷的一面,但让读者眼前所见,更多的并非刀光剑影,风悲斗寒,而是激昂的氛围和雄强的气概。即使在写到曹操时,也以其横槊赋江,慷慨而歌,使之平添了几分壮怀之情。这就使人很自然地感到,在这些被重笔刻画的英雄人物身上,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即峻拔豪迈而毫无颓势和孱弱的生命精神。这正是作者要刻意表现的三国人物的英雄气质。作者以沉雄、劲爽甚至不失浪漫的笔调,并且有意藉用大江、险隘等山川形势以烘托渲染,给我们再现了一幅英风豪气驰骋纵横的壮丽画卷,以此而显示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名著独具的神采。作者还原了历史,也宣示了中国文化精神中从来就有的特质,它将昂昂然而昭示后世。
以上所述,即《三国演义》文本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精神中艺术情操的一面。这种文化精神,我们亦可称之为“东方艺术情操”,因为中国文化即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一般的说法,世界文化可分为四大体系,即古希腊文化、近代欧洲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古希腊文化以哲学为决定因素,即所谓“契理文化”;近代欧洲文化以科学为决定因素,即所谓“尚能文化”,两者都属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以宗教为决定因素,中国文化以道德为决定因素,两者共同代表了东方文化。然而,同西方文化与希伯来文化有密切联系一样,印度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亦有一定的联系,如婆罗门文化有重“知识分析”的一面,甚至在人性上主张“神魔同在”即“善恶二分”,故它又不足以成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只能是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在遥远的古代,在对外隔绝,未曾受到一点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早就发展了独有的文化特色。《三国演义》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情操,无疑便是这种典型的东方文化精神。它不同于西方“契理文化”、“尚能文化”的价值特征,它闪射着“道德艺术文化”的灿烂光辉,体现了伟大而优美的人格精神。
文学对于文化思想的传播具有人类其他活动不可替代的、极为重要的意义。从这种认识出发,那么,在当今世界,于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与交融之际,努力发掘推崇《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名著中所表现的东方艺术情操,激扬弘化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当具有广远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梁中杰,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写作学及文化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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