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陈应松乡村小说的破败叙事
作者：陈国和
二、乡村伦理的堕落
说到乡村伦理，我们就会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在这个世外的桃源人们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然而，边远的神农山区农村生态再也难以出现远古“桃花源”的生活碎片了。这种衰败是全方位的，有自然的，更主要的是伦理的。如《望粮山》中望粮峡谷这个地方不仅仅自然生存环境极端恶劣，更重要的是人们文化心理积淀、行为处事方式乖戾无常，不合常理，是“一个遍地虚妄，神经错乱的地方”。金贵的父亲余大滚早年以打老婆而远近闻名，而现在则以死后能睡上一口上好的香柏木棺材作为人生的唯一“想头”；姐夫王起山好吃懒做，嗜赌成性，在打老婆上与岳父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山盗木则一呼百应，俨然成为村人的英雄；相对于父辈的威风凛凛、身强力壮，小满未免显得腼腆、柔弱，给人“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因此，望粮峡谷正一天一天地走向全面的衰败：自然的、人伦的以及身体的。“与其在这峡谷里等死，不如到外面寻死。”金贵带着对乡村的极度失望和对母亲的深切怀念，“从地狱般被摧残的望粮峡谷”，到了“百无禁忌、欢乐祥和，一尘不染”的县城。这里内乡、十堰已经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城市了，更主要的是人生的希望所在。结果他先是被人拦路抢劫，费尽周折找到亲生母亲，却又被5000块钱买断母子关系。接下来他留在“热气腾腾”的城市打工却被人无端怀疑和殴打。这些屈辱和辛酸的经历灼烤着他稚嫩却备受创伤的身体和灵魂，最后他因人性扭曲杀死了工友老树，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金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位行动着的思索者，作者以他的游历、挣扎表达了自己对当下农村悲剧宿命的担忧。村民之间的伦理关系已不像原来那样和谐与融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功利化，甚至这种功利化的趋势也在亲情中有扩大的趋势。而这是伴随着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差序格局”解体的过程实现的。“在差序格局解体的时候，人们自己选择关系，这种选择的关系，依他们的理性算计。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则为农民提供了进行理性算计地交往朋友的理由。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地挂上钩，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1990年代以来乡村生活中家庭、宗族意识逐渐边缘化。这种亲情的解体，使得各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呈现在阳光底下。因而，缺乏温情包裹的乡村就越发显得凋敝和丑陋。试想连母子关系都可以用金钱买断的乡村还有什么值得期待呢？陈应松在他的创作谈中以特有的诗化语言表达了乡村摆脱贫困、拒绝被遗忘的渴望：“她还在望着，望见了人们所渴望的东西，望见了大地的最壮丽色彩，饱满喧嚷的声音，成熟的季节。”然而作者也对乡村的未来有着透彻疼痛的预感，作品浸润着挥之不去的寒意。在以城市文明为方向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日益凋敝，严重失衡的乡村社会现状不能不令人堪忧。
乡村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道德的沦丧。如《独摇草》中习惯了度假村中的红男绿女龌龊之事的村民见了面，不是习惯性地问“吃了么”，问的是“你知道木桶房吗”。这种后现代消费文化的负面影响浸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更主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势必造成农民之间的隔膜。亲情的撕裂、欲望的无节制膨胀最终导致人的疯狂。而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常是由大多数人的情绪决定最后的走向，特别是一些偶然性的突发事件。这种日益堕落、颓败的情绪若得到某些因子的激化，将成为社会的破坏性因素。生活贫富悬殊的矛盾就是这些诱因之一。
早在1990年代中期，陈应松就表现出对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担忧。《乌鸦》中先富起来的七叔就一字一顿地对孩子说：“穷的穷。富的富，总有一天会出事的。”而《一个，一个和另一个》中因贫富差距拉大，主人公心理失衡而产生压抑与绝望的情绪，结果利令智昏的杀人者最后反而被杀。在这篇意蕴丰富的小说中，至少有着作者对1990年代繁荣景象背后阴暗的担忧。令人欣慰的是，陈应松在小说中往往不局限于乡村社会贫富差距这个表层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他能看到在这一表层的诱发下乡村伦理、农民人性的沦丧与堕落。在《马嘶岭血案》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乡村伦理的堕落与农民人性的裂变。这是写两个挑夫砍杀了七个踏勘队员的故事。小说显示了作家对农民复杂心理的把握，细腻而深刻地刻画了在城市巨大阴影的挤兑下农民心理的焦灼与裂变。它着力描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如何滋生出仇恨并最终酿成悲惨血案的过程。小说在人物复杂心理的深度开掘中，不动声色地切入到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这一话题。生活中的贫富差距，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膜，愤怒不平、愚昧落后和贪欲引发的人性疯狂等，在现实生活中的每一角落，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然而，现实的纷乱和忙碌让人的精神及内心都无法平静，而这些随处可见的阴暗画面，若用浮躁之心根本不可能追问到事物的本质，它们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作为新闻或单一的案例警示般地宣传教育，而放弃了对人性恶的根源的追问。《马嘶岭血案》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故事的可读性，而且在于隐藏于作品之下的精神探讨。这种由贫穷催生的不满，由不满积聚成犯罪的冲动，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人心的变化叵测。
陈应松对乡村社会激烈批判的同时，还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和对农民命运的牵挂，如《大寒立碑》中对“父亲”平凡一生真挚的怀念。他对乡村社会充盈着挥之不去的同情，对乡村伦理的堕落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里的乡村是惨烈的乡村，自然环境也破败不堪。陈应松描述着当下乡村的衰败和乡村伦理的裂变，书写出心中形形色色的悲愤。“今天中国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落差性，以及它在同一时空平面上共生性的奇观，无疑给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极大的价值困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应松的乡村小说在深层次上触及了乡土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价值困惑，准确地把握了乡土中国含混而复杂的当代性脉搏。
三、底层关怀的复杂情感
我国正处于前现代社会的结束和真正意义的现代社会诞生的时期，并且在一段特殊时期还不时有后现代文化因子的侵入。“这样的时期具有多层面的变化和发展不平衡以及一个新时代喷薄欲出所伴随的分娩阵痛之特点。”新世纪以来陈应松书写的空间转向了农村，着力点更加下沉，人物的把握上直接书写“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底层农民。为孤苦无告的农民四处呼告，替“失语的村庄”奔走呐喊。
马尔库塞说：艺术“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力量，揭示着在现实中被压抑和排斥的人与自然的向度”，并且“在其先进的立场上，它是大拒绝——抗议现实的东西”。可以说，陈应松在新世纪“神农架小说系列”中延续了小说批判性的追求，并且加入了更多的小说复杂性精神元素，从而揭示这个多元社会的事实真相。陈应松说：“深山农村的现状对我内心产生了强大冲击——她的美好，她的苦难，她的一切一切，都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醒和滋养。我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指‘神农架小说系列’——笔者注）表达了我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忧虑，并且以预言形式，说出了城乡由于巨大差距和隔膜可能会导致的社会危机，对我们社会孤儿般的农民给予了椎心泣血的同情与理解。同时，我也想用我的作品和深入底层的姿态，对文学界，对作家给以呼吁：希望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精神家园——农村，我们的兄弟姐妹——农民，我们的生命根基——农业。”通过这段引言我们至少明白：首先，对于农村的书写是源于作者与农村难以割舍的感情。不过与传统乡土叙事不同的是当下乡村不再是诗意的家园。这与迟子建、张炜、张承志等人的乌托邦乡土叙事明显不同，后者或以想象拯救乡村、或回归乡土、或以乡土为载体遁入宗教的家园。陈应松在对乡村的深深眷恋中审视乡村，在批判中蕴涵着浓郁的同情。其次，结合小说创作，我们可以看出陈应松强烈的介入现实的冲动，对于同时期部分作家漠视人民苦难，局限于自我世界浅吟低唱的“冷漠美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甚至愤怒。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才从小说中看到他对当下三农问题的探讨。普通读者才将他的小说置于新华网的首页，企图引人注意，甚至最终影响着中国乡村改革的方向和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