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底层”的介入与现实的批判
作者：祁丽岩
摘 要：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以采访调查作为获取写作资源的可靠途径，他对底层经验的表述，不是自上而下的审视与批判，更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与同情，而是充分介入到对象内部经验世界与情感世界之中，自觉地站在民间的立场，对现实中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发出强烈的愤慨与控诉，对利益至上和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秩序之种种不合理处进行了合理的批判。
进入新世纪以来，“底层”逐渐被视为当代文学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关注底层、表述底层成为一部分有良知和道德责任感的作家自觉承担的现实使命，湖北作家陈应松是最早参与“底层叙事”的重要作家之一，近年推出的以《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等为代表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创作，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对底层人的深挚的人道关怀，对苦难命运的深刻悲悯以及为弱势民众鼓而呼的强烈道德责任感。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创作以介入现实的勇气，面向底层的姿态和立场充分地介入到对象内部经验世界与情感世界之中，为新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一、沉下去：题材与素材选取的独特姿态
新世纪以来，现实的极大丰富性及底层生活体验的缺失性使愈来愈多的关注底层的作家陷入了“写什么”的苦闷中，陈应松也曾一度陷入这种焦虑之中，他感到“没东西写，生活的库存没了”，于是，二〇〇〇年，他主动要求到神农架林区政府办公室挂职，归来后，陆续发表的《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等描写神农架的中篇小说在文坛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并多次获奖。从某种程度上说，陈应松的成功是题材选择的成功，是神农架生活体验的馈赠。
陈应松告别了过去“在一本县志上看到一句话就可以弄出个中篇”的依靠虚构和想象完成小说的创作方式，选择了踏踏实实地去寻找、去挖掘，他相信“好的小说素材蕴藏在民间，你必须用自己的脚当锄头去刨才能刨到”。他以一个作家的细腻去观察、记录，以记者般的敏锐去采访、调查，以农民般的坚忍和冒险家的勇气走进神农架的高山和密林深处。大量调查采访得来的神秘传说、生存经验、奇闻轶事都成为他作品中的一部分，小说中荒诞的故事、惊心动魄的情节、鲜活逼真的人物形象大都存在生活的原型：《松鸦为什么鸣叫》来自陈应松从朋友处听来的真实故事，为了解故事细节他采访了多个人，其中一位双手被炸残曾从峡谷的破车中救过十一条人命的人物后来成为小说主人公伯纬的原型;《狂犬事件》来源于神农架的一张旧报纸上报道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乡疯狗肆虐咬伤人畜的消息，陈应松为此调查了闹过疯狗的村子、当年的村支书、乡长、被咬过的人以及防疫站，各种传闻通过采访滚滚而来，这些或者成为小说中的细节，或者成为小说的人物;为批评家称道的《马嘶岭血案》的基本情节源于神农架一个真实的凶杀案，为使细节更加真实，他多次去地质大学、地质馆采访，了解勘探金矿的有关知识;富有浓郁诗意的《云彩擦过悬崖》也非源于作者的想象，为了描写小说中奇异多变的云海，他先后多次出访……
显然，这种采访和调查的方式为陈应松提供了丰富的小说创作素材，在神农架挂职的一年中，他采访了无数农民、采药人、猎人、伐木工，所积累的有关神农架的素材达数百万字，这成为他神农架系列小说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但是这种采访调查的价值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在采访调查的过程中，一幅幅令人震撼的底层生存图景触发了他描摹、构筑底层世界的灵感，激发了他底层叙事的欲望，为他介入底层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思维的向度。同时，在与底层经验和底层民众的亲密接触中使他更清晰地看到贫富两极分化的客观现实，由此，作家开始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进而确立了他以《马嘶岭血案》《太平狗》《母亲》等作品为代表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写作模式。尤其是当作家深入底层生活后，底层苦难世界的触目惊心使作家更强烈地意识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从而进一步促使作家进入现实问题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自身明确的底层代言人身份和民间化的现实批判立场。
二、激情的吁请：介入现实的叙事姿态
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以深切的悲悯之情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苦难者的悲剧故事，为我们描摹出一个又一个挣扎在神农架蛮荒世界中的苦难生命的鲜活形象：《狂犬事件》中为保住家中唯一的财产而将几亩救命田换来的疫苗分给了一头牛最后落得人牛皆亡的汤六福;《火烧云》中在天灾与人祸重重苦难中煎熬的贫苦山民;《马嘶岭血案》中被贫穷扭曲人性不惜残杀无辜的挑夫……面对这姿态各异的生存图画和苦难景观，陈应松既没有丝毫旁观者的好奇，亦没有无足轻重的关怀，更没有煞有介事的评判和审视，而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参与者，入乎其中，深层介入，与人物、故事融为一体，以浓郁的主观情感笼罩全篇。
这种介入现实的叙事姿态首先是通过视角的选择来实现的，视角的切入为小说通往现实标明叙述的坐标。按照叙述学的理论，小说的视角分为三大类型：非聚焦型、内聚焦型、外聚焦型。从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创作看，其视角的选择主要是内聚焦型，他的《马嘶岭血案》《豹子最后的舞蹈》《云彩擦过悬崖》等第一人称的作品是典型的内聚焦型视角，它完全按照作品中主人公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
今年的秋天，九财叔来找我，让我跟他一起去当挑夫。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一个月三百块钱呀，不少了!尽管是到很高很远的马嘶岭。
——《马嘶岭血案》
我看着那只豪猪，在这样多刺的山头它变得更加怒气冲冲了。我能征服它吗?我看着它毛刺倒竖的样子，我压根儿就没征服过它。可是，我想着它一身刺下的美味皮肉。
——《豹子最后的舞蹈》
而在《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火烧云》《母亲》等作品中，叙述者虽主要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叙述故事，但采用的却是故事中的某个人物的视角，并将这一特定的视野范围贯穿于作品始终：
伯纬甩了一记羊鞭，怕羊群在人群和沙石堆里走散了。还有一些临时工棚。他很高兴。他看了看那些已经砌好的护墩，先用石头，再周边用一个框子灌水泥砂浆。因为那些木框子就摆在路边，很大很大的一个，简直像些棺材。不过伯纬掂量这样的墩子是否能阻挡得了出事的汽车。
——《松鸦为什么鸣叫》
得知妈中风了，青香的腿一下子软了。来人说，妈的半边身子已不得动，那就是偏瘫。偏瘫，妈怎么办呢?她把儿子交给另一个老师——乌云堡小学就两个老师——急匆匆地赶往牛家坳。
回到坳子，大嫂告诉她，妈送到镇医院去了，说二哥和弟弟都去了，青香又往镇上赶。……
——《母亲》
这种采用第一人称或人物的内聚焦型视角的最大好处是“更有真实和亲切感”，更“能充分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激烈的内心冲突和漫无边际的思绪”。与非聚焦型和外聚焦型相比，它更方便作家对现实的介入，无边的底层生存世象通过作家设定的现实主义视窗被完整清晰地显示出来。
然而，仅有视角的切入是不够的，为进一步介入现实，叙述话语还选择了特有的语调、色彩，叙述者以强烈的主观色彩对故事和人物进行干预，这种主观化的叙述方式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有意识地借助叙述人或故事中角色人物之口表达底层生存的艰辛以及对苦难现实的不满、对城乡贫富两极分化现状的愤恨、对底层未来命运的忧虑与绝望：“村里人从冰块里爬出来，看着这个可怕的世界，就知道今年的日子又难了”(《望粮山》);“城里的风像刀子，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一个可躲的茅棚或山洞。而你无处可去。高楼高得望断颈子，无数个窗口和门，那不是你的”(《太平狗》);“妈，可您活不了了，他们不叫您活了没有钱来治您，谁叫咱们是农村人咧……”(《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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