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底层”的介入与现实的批判
作者：祁丽岩
三、合理的批判：介入的意义之维
当作家对底层现实的介入成为可能后，紧随其后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介入的效果与意义如何?当小说叙事被作家以强制性的话语表述所干预的时候，是否仍然能够发出它应有的批判的声音?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作品为我们作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在神农架系列中，作家把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与冲突作为揭露与批判的核心，作品由此切入，折射出一系列值得人们反思的社会问题。《马嘶岭血案》描述了一起凶残的农民杀害知识分子的案件，作品的重心不在于向读者描摹一个血腥的杀人事件，而是侧重展示酿成这一杀人事件背后的深层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复杂原因：来自城市作为知识分子的勘探队员在两名挑夫面前怀有天然的知识、经济和心理的优势，这种优势滋生的冷漠和不理解加重了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膜;作为农民的九财叔自始至终都处于被孤立、轻视的地位，无法交流的痛苦和严重的心理失衡滋生出怨恨的情绪，因丢失矿石被祝队长罚掉相当于十年特产税的二十块钱事件使怨恨情绪逐渐升温进而演变成一场有预谋的凶杀。小说不仅揭示出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等层面的巨大差异，批判了现代社会人性之冷漠，更重要的是探寻了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以预言的形式说出了城乡由于巨大差距和隔膜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在《太平狗》和《母亲》中，城乡对立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更加尖锐，《太平狗》以复调的形式叙述了农民程大种为生活所迫到城市寻梦，最后被残酷的城市吞噬了生命的过程，小说展示了卑贱如狗无任何立足之地的农民工在城市的不幸遭遇，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当下严峻的社会现实;《母亲》用浓郁的甚至有些激愤的情感笔调讲述了一个五兄妹因贫苦而丧失人伦毒死久病瘫痪在床的母亲的故事，作品不仅昭示出生存与伦理的对立矛盾关系，更探寻了造成矛盾和悲剧的深层社会原因，即城乡经济及医疗水平的严重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神农架系列并不单纯是对城乡现实问题的批判和苦难现实的描绘，作家还将笔触深入到人性深处，用敏锐的眼光洞察到闪耀在艰难困境中的人性之光和可贵的品格：为践行诺言不惜历经磨难冒着生命危险将同伴尸体背回故乡的诚信(《松鸦为什么鸣叫》);日夜坚守在通往地狱的路口，只为救人不图任何回报的善良(《松鸦为什么鸣叫》);在艰难的生存境遇中仍然没有放弃对生命尊严维护的自尊(《火烧云》);忍受着巨大的孤独坚守在神农架山顶长达二十六年的坚忍(《云彩擦过悬崖》)……所有这些可贵的精神和品格正是因为有苦难生存背景的映衬，才闪耀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辉。在商业化和欲望化的现代社会，这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已逐渐为人们所疏远和淡忘，但是陈应松却以写作的方式将它们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其目的并不限于简单的展示，而是通过提炼穷人人性中高尚、纯洁的善的观念和美的品格，对现代商品社会人们对利益的过度关注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感淡漠和人性美的缺失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从这一点来看，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有着更深远的现实意义。
检视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在他对人物、事件的多样化的描述中，始终萦绕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批判的声音：他自觉地站在民间的立场，对现实中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发出强烈的愤慨与控诉，对利益至上和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秩序之种种不合理处进行了合理的批判。虽然作品中的批判并没有显示出它足够的深度和力量，但是已足以促人反思，催人警醒。这种用“‘无情的真实’揭示现存的社会弊病、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写作方式，一方面是作家负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对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和传统的有意识的延续和承继。
陈应松执著地以他强烈的悲悯之心和充分介入底层的姿态书写着底层人的苦难和不幸，尽管在他的底层写作中仍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诸如：苦难的过分堆积、语言表述和情感抒发的无节制、“穷人绝对正确的非理性逻辑”、“为了写作才去追寻”的急切而功利的书写态度等等。但是，他在神农架系列小说创作中所凸现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毕竟是可贵的，他以批判的态度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审视也足以激发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在文学已被时尚和欲望主宰的、到处弥漫着庸俗和委靡之气的当代文坛，他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底层民生疾苦的关注，对公平和道义的呼唤，尤其显得高尚和珍贵。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祁丽岩(1971-)，文学硕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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