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写作：卡夫卡式的终极拯救
作者：吴金涛
摘 要:卡夫卡作品的主题一般可以概括为无助､无奈与反抗,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卡夫卡不相信实体的上帝,他通过写作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上帝,天堂也是卡夫卡式的｡在他看来,人类的存在是荒诞而又永恒的,也就是真实的,彼在的得救之所无人可以到达｡人的自救在于存在的过程中,由于困难重重,人们会有荒诞和悖谬之感｡而一旦通过反抗,超越了荒诞的存在,人就会获得终级拯救,尽管那只是愿景｡
几乎所有关于卡夫卡的评论都认定卡夫卡是一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因为他讲述了那么多关于徒劳､变形和毁灭的故事,他沉浸在孤独无助的体验中难以自拔｡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美国作家兼评论家欧茨独具慧眼,她发现卡夫卡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个观点是建立在对卡夫卡作品中喜剧性特点的认识之上的｡在卡夫卡看来,现世生活(包括对顺境的适从和对逆境的抗争)是通向天堂之路的过程,俗世体验就是天堂幻景｡至于最终由谁去体验那至高的得救的天堂,那是无关紧要的｡①在我们看来,卡夫卡的确揭示了人类存在的真相,人类得救不在虚无缥缈的幻景天堂,而在存在的每时每地｡尽管寻求拯救的努力总不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与困难,有时是自身的,有时是环境的｡但是,通过写作,艺术地创造一个现世天堂,寻找一条自救之路,不失为反抗荒诞的适当方式｡而当你反抗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接近上帝的终极拯救｡这是一个进入卡夫卡艺术世界的切实途径｡
一
卡夫卡是一个创造并相信自己的上帝的作家,他坚信,“如果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仰,人就无法活下去｡对于人来说,无论是这种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这种信仰,都可能是长期隐存的｡这种隐存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相信一个自己的上帝”(《箴言五十》)｡他视写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在他短暂的一生里,为了写作,他放弃了恋爱､健康､家庭以至生命｡写作对他而言,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即是他为把自己从“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所做的终极拯救,可以称之为一次重返天堂的拯救之旅｡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卡夫卡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精神状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生活中父亲的压抑｡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位粗暴､自负而成功的犹太商人,卡夫卡是他的长子,为此他曾对卡夫卡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继承自己的家业｡可卡夫卡内向沉静的天赋与秉性都与他要求的强悍､决断相去甚远,他的粗暴教育不仅是失败的,而且从幼年起就在卡夫卡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这种压抑甚至影响了卡夫卡的一生｡父亲在卡夫卡寻求拯救的过程中就是权威和困难的象征｡在卡夫卡看来,“权威是不应该怀疑的,也是不容怀疑的,否则怀疑者将难逃严厉的惩罚｡这不是一个合理行动的问题,不管有没有正当的理由,所有自主的决定都会受到无形或有形的惩罚｡权威常常否决人的尊严,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怀疑者不受到某种创伤而逃脱惩罚”②｡这种权威的形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并由物在的实体(《判决》《变形记》中的父亲)发展为一种纯粹精神的象征(《审判》《城堡》中无处不在的权力意志),正如卡夫卡在他那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所说:“我的作品是关于您的｡在其中我倾吐了那些我不能在您的怀抱中所倾吐的伤心事｡除非受到您的强制,在我能够自主的时候总是故意久久地远离您｡”
与父亲的压抑相对立的是卡夫卡的追求,这种追求既是对压抑的反抗,又是卡夫卡内疚和自责心理的流露｡在焦虑和痛苦的冲撞中,他把自己的反抗逐渐隐匿为精神的追求,于是这种精神斗争的外在表现——写作就不单单成其为写作,而成为卡夫卡摆脱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而在写作中,卡夫卡的孤独､焦虑､苦闷与绝望也在一次次的抗争中渐趋明晰｡正是在一次次对自己的审视和自省中,卡夫卡又把写作赋予了更高层面上的意义,将它作为自己重返天堂的终生的努力｡卡夫卡的这种重返天堂的想法明显地来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把人生分作三个阶段: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并把宗教阶段看作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和归宿｡在其代表作《或此/或彼》中他向往彼岸世界,同时提出回到天堂的困难和可能性｡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并不是基督式的宽恕一切的宗教｡“他所谓成为宗教的人并不是赏心悦目的乐事,它包含着双重的危险｡首先得承受一切内心的痛苦,他得放弃理性,其次他还得放弃世俗的一切｡‘你越亲近上帝,越和上帝纠缠在一起,则越对你不利｡’信仰上帝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投资,它是令人生畏的,宗教的人得从世间死去,而后被献为祭品,先有一支长矛刺穿心脏,继而遭人憎恨､唾骂并被上帝抛弃｡”③克尔凯郭尔的上帝在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中得到了验证｡卡夫卡坚持上帝为一种存在,“这个上帝并不否认对世间罪恶的责任,也不否认对,要不然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里的坏事的责任｡但他对这些罪恶和坏事的抱怨漠不关心｡这并不是由于在伦理道德观念上的两分法,而是由于它不受任何伦理道德评价标准的约束”④｡这个上帝在一定程度上与卡夫卡心目中的权威形象相混合,他们都有着不受理性羁绊的绝对意志和权力｡一方面沉醉于重返自己创造的天堂,一方面在不可企及的追求中陷入绝望,又在绝望中诉诸那无以名之的强烈而孤独的反抗｡这既是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也是卡夫卡的全部精神生活｡于是,终极拯救就成为卡夫卡写作的永恒的主题｡
二
卡夫卡终生都在体验着焦虑､孤独与绝望,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莫不如是,他们都迫切需要寻求救赎,希望跨进得救的天堂｡在《城堡》中,这种意愿得到了最为明晰的表现｡小说描写K初次踏入城堡脚下的村子,对城堡的印象既陌生又熟悉,既神秘又亲切,甚至令K想起了自己故乡的小镇｡这种感觉上的迷离和潜意识中的似曾相识,都使得“城堡”更像是一个天堂的隐喻,在无涯的寂静和沉默中向K——那个一心想进入它的凡人展示神迹｡正是在这种神迹的感召下,K开始了执著的探索｡在卡夫卡的小说世界里,反抗与追寻甚至已不再是生的需要,而成为生的目的和手段｡《审判》里的约瑟夫·K拒绝接受“诡称无罪开释”和“延期审理”,不能忍受耻辱地活着这一永恒的历史真相,坚持在法的帷幕下寻求公理的真义和生命的价值;《饥饿艺术家》里艺术家用生命体验荣誉的巅峰,即使被抛弃和厌恶,也固守住自己的坚持;《地洞》中那个不知名的动物,生存本身对于它而言就像是一场恐惧和躁动的预演,它的忧虑和绝望是此在世界的罪孽和诱惑,只有在卡夫卡心中的彼在天堂才能化解｡然而这种对彼岸生活的偏执的追求,又几乎无一例外是毫无结果的｡坚决的反抗带来的是彻底的异化,如《变形记》《地洞》,而更多的则是死亡,如《审判》《饥饿艺术家》《城堡》｡正像克尔凯郭尔所言:宗教的人得从世间死去｡卡夫卡的精神拯救尽管是强烈而令人震撼的,却也是绝望而悲哀的｡正如卡夫卡在“箴言八十四”中所说:“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在天堂生活,天堂为我们的享用而存在｡如今我们的使命已经改变了;天堂的使命是否也随之而改变呢,没有人说出｡”没有借写作而进行的天堂之旅,卡夫卡在父亲的阴影和生活的重压之下无法生存;而当卡夫卡在文学的世界中开始怀疑彼在世界的真实性时,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绝望和无奈｡
当卡夫卡的思想矛盾在激烈地冲撞时,反映他全部内心斗争的文学作品也呈现出特殊的风貌｡贯穿他全部作品的是永恒的精神拯救,是最坚决和最强烈的反抗,可这种反抗常常因预知无望的结局而被迫终止｡然后生命的需要又使它在某个角落复苏,重新投入宿命的抗争中,并因这种注定了的失败显得愈加悲壮｡这就造成了卡夫卡作品的一个鲜明的特色:悖谬性｡卡夫卡的小说总是讲述行为的不能实现,描写与生活秩序和现实法则不合的场景｡这成为卡夫卡小说与众不同的艺术风貌｡《变形记》的故事就是由一系列行为与目的的对立､消解推演而成的｡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甲虫”之后,伴随着格里高尔的心理活动,小说开始了对行为与结果的矛盾的叙述:希望这是一场梦——发现闹钟指针过了六点半,早已误了火车的时间;希望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起床穿衣——而公司协理却提出了解除他工作的威胁;希望就自己的困境向协理做出解释——发现协理被自己可怕的样子吓跑;希望得到家人的谅解和帮助——而父亲粗暴地将他撵进房里,使他受了伤;希望得到美味的食物——发现自己对甜牛奶和白面包反感;希望见到母亲——结果自己因为怕吓到她而躲在了沙发下;希望能逃回自己的房间——而父亲却凶狠地用苹果砸向自己,击中后背,嵌到了肉里;希望用不吃东西来暗示家人没有尽心照料他——最终却被家人永远抛弃了｡每一个预期的行为都被意料之外的反应所打断或阻止,格里高尔也在这一连串行为与目的的消解中走向了死亡｡在潮水一般的冷漠和绝望中,小说画上了句点｡这是就其细部情节生成而言的,就总的情节构思和布局来说也是如此｡《城堡》所描写的就是K进入城堡的愿望和努力一次次地落空,直至在一系列接近城堡的行为与目的的消解中完全失去与城堡联系的可能性｡《审判》的主干情节与《城堡》类似｡约瑟夫·K在恐惧与神秘力量的推动下,反抗法庭对他的控罪,在一次次的抗争下逐渐丧失了一切希望,最后屈辱地死去;伴随着抗辩这一行为的不能实现,小说逐渐进入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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