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茅盾《夜读偶记》及其后记的语调与心态
作者：周兴华
也许茅盾意识到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他所反对的“公式化概念化”虽然是两个问题，但在思想的深处却存在着可以察觉到的悖论，因此，他没有重复别人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也没有过多地指责秦兆阳等人对现行文艺政策的激烈态度，而只是临近终篇时轻描淡写地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继承了旧现实主义的传统，却完全是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因此认为毋须另立新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只要称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就可以了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它抹煞了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的思想基础的迥然不同，也模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原则。”
这是以学术语调所作出的最为直接的政治表态，他仍在淡化大批判的火药味，既尽文艺领导之责，又表文学家的良苦用心。其字里行间及在现实语境参照下所显现的矛盾意味，仿佛冰山的一角，表征了茅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小心翼翼走钢丝的神态和心态。
四
二十年后，沉默了十几年的茅盾在终于又有机会发表看法的时候，却忽然就当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争问题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提出来的。斯大林是肯定这个口号的。斯大林死后，苏联修正主义者阴谋从文艺方面先打开缺口，刮起了一阵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黑风。这股黑风也吹到中国。何直写了一篇文章叫《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就是拣的苏联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破烂货，这篇文章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极大愤慨，一时批判此文的文章就有几十篇之多。这就表示，文艺界长年受毛主席的教导，是有点进步的。事实上也表明，犯错误的当时只是个别人。
在思想尚未完全解放，拨乱反正尚未完全展开的时候，这些与当年定论完全一致的言说散发着历史的气息。它带给我们的沉重并不限于这个具体的评判，而在于它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后果。对许多人来说，沉默并不意味着思考的停止，可是茅盾的个人思考在这十几年的沉默中已被代表主流意志的声音所置换(即使不是全部也已是大部)。当年他以学术语调表述的话题，已被他习惯性地转换成了的政治评判，意识形态舆论力量之强大，足已让知识分子在不假思索中被完全体制化并因而失去自己。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周兴华(1960- )，文学博士，黑龙江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教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研究。
参考文献：
[1] 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2] 《夜读偶记》，初刊于《文艺报》1958年第1期，载《茅盾全集》第25卷。
[3] 殷国明：《二十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
[4] 《公式化、概念化如何避免?》，《文艺学习》1957年第9期，《茅盾全集》第25卷。
[5] 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页。
[6] 参见茅盾1957年6月3日及6月13日致叶子铭的信。见《茅盾全集》第36卷。
[7]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
[8] 《<茅盾文艺评论集>序》，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茅盾全集》第27卷。
[9]《新的现实与新的任务》，《人民日报》1953年9月26日，《茅盾全集》第24卷，第267页。
[10] 茅盾认为，“‘三突出’、‘三陪衬’一类的创作‘规则’，可以说是从历史博物馆里偷来的古典主义的唾余：妄图强迫生动丰富的现实生活去服从某些人为的僵化的艺术框框”。参见《漫谈文艺创作》，《红旗》杂志1978年第5期，《茅盾全集》第27卷。
[11] 《文艺创作问题》，《人民文学》第1卷第5期，《茅盾全集》第24卷。
[12] 《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民文学》1978年第1期。《茅盾全集》第27卷，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