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穿行于解构与建构之间的艰难之旅
作者:江腊生
摘 要:《故事新编》是鲁迅致力于文体创新的历史小说。他将神人和圣人还原为俗人,英雄被置于一个解构和建构的尴尬地位,历史被放逐,同时又努力营建一定的深度。整个文本体现了反讽和戏拟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故事新编》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新历史小说的精神资源和艺术借鉴。
长期以来,《故事新编》的解读,一直争论不休。鲁迅自己认为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①,有人认为是“一部非凡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②,有人说它是“历史小说”③,有人说它是“卓越的讽刺文学”④,有人说它是“一种以所谓历史小说的形式写出来的讽刺小说”⑤,有人说它是“以‘故事’形式写出来的杂文”⑥……同一文本的解读,出现如此众多分歧的定义,充分显示了《故事新编》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挖掘,个性自由的极力推崇,国家命运的倾心关注,使鲁迅小说透出一股逼人的激情,同时,个人命运的不济,国家时局的混乱,又使其文本表征出一种绝望而不停战斗的虚无。鲁迅历时十三年创作的《故事新编》,充分展示了他激情的战斗与绝望的虚无之间的精神矛盾,他徘徊于古代与现代之间,解构与建构相互扭结,形成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喧哗局面。本文立足于《故事新编》解构与建构之间的复杂性,摆脱以往的政治话语束缚,力图提供一种新的文化阐释方式,以切近文本的审美本身。
首先是“人”的还原与英雄的尴尬。鲁迅首先从人物外貌上将神人的缥缈、圣人的道貌岸然还原为一个个世俗形态的人。肩负造人和补天两大神圣使命的女娲,本该是神来神往,呼风唤雨的天神,也经常哀叹“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而代表中国文化的老子和庄子,一个“好像一段呆木头”,“没有牙齿,发音不清,打着陕西腔,夹上湖南音”。一个是有“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的“糊涂虫”,全然没有了古代文化中远离世俗而超脱飘逸的君子形象。治水英雄大禹,“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脚弯微曲”。这样一个乞丐式的人物才是民众化的真实形象。“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着,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一般的老茧。”禹这种不拘小节的俗人形象,既体现了他治水的艰难和辛劳,也距离传统历史中抽空的圣人很远。在这些人物身上,以往的文化遮蔽得到了消解,体现了一种浓浓的生活气息。作家让相距几千年,甚至远古神话中的先贤们生活在现代人中间。
赋予这些神人和圣贤以平凡人的世俗情感和行为,是小说解构的一个主要方面。抟土造人的神圣使命,是出于慵懒的女娲一觉醒来,身上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冲动与失落;而造出的“小东西”仅仅只是她性失落中打了一个呵欠之后,开始从海水中捞些软泥揉捏的产物。一方面女娲的神圣形象遭到了解构,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妄自尊大、雍容华贵的贵族阶级而言,也只是女娲手下随意揉捏出来的“小东西”,同样也遭到降格。《奔月》中的后羿,整天为三餐而奔波,献给嫦娥的只是一年到头的“乌鸦炸酱面”。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纷纷降格为一个个肉体凡胎的寻常人。
颠覆崇高、消解神圣,彻底地还原神与圣人以世俗的人的面目,其本质是鲁迅人的观念的体现,是鲁迅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一种追求和努力。他在颠覆各种压抑“人”的文化遮蔽物的同时,恢复了人的世俗存在的一面。对于鲁迅来说,不管是封建传统文化,还是政治意识形态,都构成了对个性的束缚和压抑。自由的人应是一个消解了文化压抑的个体,这与“具有某种几乎是无个性特征的生存状态”的后现代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吻合。可见,他将神圣降格为世俗,将英雄拉至凡人的地位,并非要凸显神圣的伟大,而是通过对他们的颠覆和消解,来展示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以探求“人”的真正内涵。
同时,消解和颠覆后的“英雄”在鲁迅的笔下处于一种尴尬地位。一方面,面对一个纷乱的时局,他渴望有一批足以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出现。尼采的“超人”形象、“脊梁式”的人物是他的追求。“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⑦因此,他塑造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舍身为眉间尺报仇的黑色人、为避免生灵涂炭而奔走的墨子等英雄人物。他将他们从传统文化的光环中拖曳出来,恢复他们人性的真实存在。后现代主义将主体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没有中心的个体。他们丧失了理性,没有追求,没有动机,只是存在着。而鲁迅则是在解构中寻求个人主体的真实存在,这是对长期以来压抑性专制文化的一种极端反抗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将文化遮蔽之下的个体解放出来,可见,解构之中蕴涵了建构,建构体现了解构。
然而他在建构英雄的时候,又处于一种怀疑的心态中。他一面思考英雄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对英雄能否出现、如何存在表示怀疑。为了避免战争,墨子不畏艰辛替百姓奔走,鞋底磨破了,脚起茧了,却“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外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墨子历尽艰辛,为民众赢得了不战之机,却没有受到民众的爱戴,反而受到不该有的“礼待”。鲁迅在这里质疑英雄的命运,实际是对英雄的出现作出一种怀疑性的消解。英雄存在的质疑,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国民劣根性的针砭,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时代,对人性的真切把握。
如果说墨子的英雄行为没有被民众理解,反而遭到迫害,那么大禹身上,则体现了传统文化对英雄的消解性同化。大禹抛弃前人的传统,以“导”代“湮”,制服了洪水,“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而随后的大禹呢?“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勤俭朴素,为民众谋平安的英雄,变成了一个注重吃穿的官员。英雄被极为“合理”地消解在传统的礼教文化之中。大禹被传统礼教文化“合理”同化,墨子则被民众和官方不予认同,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丧失了英雄的主体性存在,甚至个体的生存也遭到了威胁。鲁迅在对英雄的解构和建构之间,将英雄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英雄的尴尬,进一步体现了鲁迅对人的命运的一种独特思考。他所关注、思考,并用生命去探索和论证的,是一个几乎被全民族遗忘而极其严峻的个人人格的生存问题。这里有其自身的人生体验,也有他对国民性的独特看法。一次次的人生打击,将原先满怀启蒙热情的自我置于一个怀疑甚至虚无的状态。他曾对许广平说:“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⑧这种矛盾的心态直接影响了鲁迅对英雄存在的思考。一方面,他期盼英雄的出现,并且自身也在努力实践着;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英雄的命运。可以看出,鲁迅在这里并非执意要塑造出救民于水火的英雄,而是处于一种解构和建构之间徘徊、矛盾心态。这种心态,既来源于他自身面对社会的人生体验,也体现了他对人生生存状态的切实把握。
其二,历史的消解和深度的寻求。《故事新编》的主旨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历史是他建构小说文本的一个凭借物,也是消解历史意识的一个立足点。从对《故事新编》所依据的历史文献的考证来看,鲁迅在创作过程中对史料的处理是非常严谨的,确实做到了“言必有据”;但另一方面,他所采用的史料又都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做更为深入的考证,没有挖掘出新的史料纳入小说文本之中。这正体现出《故事新编》独特的历史观念:他的历史小说不偏重于历史与现实任何一方,而着眼于二者之间的临界点,通过现实生活情节的介入,用小说的叙述对历史进行重新建构,从而实现了对在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具有神圣性及崇高意义的观念、人物、历史话语的消解。《补天》一文,古奥的《尚书》语言,和女娲的现代语言并置一处,消解了这一历史,将人物置于现代、古代之间的荒谬地位。《出关》中老子在函谷关讲学时,讲述内容使用《道德经》原文,而且造成“大家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一个签子手打了一个大哈欠,书记先生竟打起瞌睡来”。代表道家学说精华的《道德经》居然成为一部传统文化宣讲的闹剧。更有甚者,讲课之后账房和书记先生请老子补发讲义,鲁迅竟让他们讲起了吴方言考察《故事新编》的文本,鲁迅一方面以“博考文献”的方法,编织一个可供消解的历史文本;另一方面,又以大量现代生活情节构成的现实文本的介入,展开对历史的重构,二者相互消解,使读者在对文本的解读中逐渐失去对历史本身的信任度。这样,历史意识只是作为作家个人意识的折射,消解在历史文本与现实文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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