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穿行于解构与建构之间的艰难之旅
作者：江腊生
鲁迅将传统文化置于解构的位置，历史的意义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线性的中国历史发展轨迹，似乎在鲁迅的笔下成了一个虚无的轮回。他曾经叹道：“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⑨现代就是历史，历史也是现代。历史既然无法存在，将来也注定走向虚无。对于这些遭到消解了的历史人物，他认为：“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⑩将来无法为他提供一个光明的方向，返观历史也就只能进一步堕入虚无。《奔月》中的羿也是一位改天换地的英雄，但他辉煌的战斗历史给他带来的是无用武之地的困窘，只能和嫦娥吃“乌鸦炸酱面”。此时弟子逢蒙落井下石，造谣诬功，直至剪径暗害，而爱妻嫦娥终于受不了生活的艰苦偷吃仙药独自奔月而去。这种种冷透魂魄的英雄末路的苍凉感，正是鲁迅几十年来对人生、对世界产生的一种虚无的苍凉感的写照。因此，鲁迅对历史的消解，不仅仅体现了鲁迅对封建传统的解构和批判，更体现了他对人生的虚无状态的深刻体验和思考。
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感消解之后，“关于过去的这种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和时代，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纸、文件袋。”[11]鲁迅在消解历史的同时，注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寻求的是个人化的精神出路。历史的消解之中同时有一种寻求精神家园的努力。钱理群在《<故事新编>解说》中写道：“鲁迅《故事新编》对中国传统中的神话英雄(从女娲到后羿、夏禹)和圣贤人物(从孔子到庄子、老子、墨子以至伯夷、叔齐)进行了重新审视，把他们从神圣的高台拉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揭示了他们真实的矛盾，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并透露出鲁迅内心深处的深刻绝望。对‘神圣之物(人)’的这种反思(还原)，显示了鲁迅思想的彻底。”[12]鲁迅“借古事的躯壳”寻求出路，却无法自持地落入历史的消解之中，他踯躅于历史的解构和建构的中间状态，正是他努力寻求走出虚无却又不得的状态写照，体现了他对人生体验的更内在把握。从这点上看，仅仅从借古讽今、借古喻今来阐释《故事新编》都是不全面的。
最后一个特征是反讽和戏仿。《故事新编》是鲁迅“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而成，历史的人物与事件往往与现代互为文本，构成一种反讽的张力。“当缺少一个基本原则或范式时，我们转向了游戏、相互影响、对话、会话、寓言、反省——总之，转向了反讽，这种反讽以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为先决条件。”[13]在《故事新编》中，反讽体现在古人和今人之间的游戏性对话，在古代和现代之间产生一个反讽式的审美距离，二者互相拆解，形成不确定性的互文状态。《采薇》《出关》《起死》三篇写的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圣贤巨哲，长期以来他们都是身上罩着圣洁、神秘的光环，受人们的顶礼膜拜，鲁迅却将他们置于一个反讽式的境遇，让其自显荒诞之处。“不食周黍”的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然在阿金的叙述中，他们每天喝着鹿奶，还想杀死母鹿吃鹿肉；老子想“无为而无不为”，然而当他“有所为”──给孔子解惑后，却不得不避出函谷关，想“无所为”而悄悄溜出关外，却又不得不在关上讲学、编讲义。《理水》中大禹在外不辞辛劳地为百姓治水，而官员和学者们却在讨论大禹究竟是一条龙还是一个人；百姓吃的是榆叶和海苔，而学者们吃的“面包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鱼也不缺”。而小品文学家笑道：“是之谓失其性灵。”这些不同人物之间构成一个反讽式的张力，使文本本身呈现多义性。
戏拟(parody)是对以往小说的宏大历史叙事予以无情的解构，并探索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历史的游戏性反讽，其意图实际上直指传统经典文本或者权威成见，它竭力通过戏仿及改写传统经典文本等滑稽方式，来瓦解其在历史中的尊贵地位，以弥合高雅/通俗、历史/现代之间的鸿沟。《非攻》是对《墨子·公输》的戏拟，《理水》是对《尚书》《史记》等历史文本的戏拟，《出关》是对《庄子·天运》的戏拟，八个故事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历史传说或神话，他们之间形成互文结构。文本与文本之间相互融合又相互消解，形成一个不确定性的语义场。也正是这个原因，对《故事新编》文体的界定，一直是文学研究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小说”、“卓越的讽刺小说”、“寓言式作品”等等，这种复杂现象正是《故事新编》戏拟文本的表征，因此各种文本的特征都能从中掘取。
除了文本之间的戏拟之外，更多地表现为话语的戏拟，即通过各种话语的相互杂糅，来消解既往的历史演义小说平实庄重的风格和浪漫悲喜剧式的话语形态，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言说方式和表现形态。《理水》中“文化山”上有关吃面包、说“OK”、“古貌林”之类英语的情节，水利局考察大员的考察宴会以及“时装表演”、“募捐”和“莎士比亚”的议论；《采薇》中小丙君的“为艺术而艺术”和小穷奇的“海派会‘剥猪猡’”；《出关》中关尹喜、账房先生和书记的“优待老作家”、“提拔新作家”、“稿费”以及“恋爱故事”等等都属于古今杂糅。这些不同的话语在一个语义场内展开跨时代的对话，既消融了古今的界限，也消解了高雅、庄严与世俗、戏谑之间的对立，达到对古代历史和神话的消解。
对于戏拟，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谈到他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其实“油滑”正是《故事新编》具有后现代主义特色的一个表征，是鲁迅看待世界和历史的一种特殊感受方式。“油滑”将这些历史的戏拟小说带入一个具有民间色彩的狂欢广场。在这个广场上，反讽、戏拟既是鲁迅消解历史的一种方式，也是他内心陷入虚无后的一种化解途径。
毋庸置疑，《故事新编》是鲁迅文体探索的结果。他将传说、神话和史书置于一个解构和建构的矛盾氛围下，代表主流话语的正史得到了消解，而被压抑的一切因素得到了释放。他在给我们传达一种深刻人生体验的矛盾心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对待历史和世界的感受方式。这种感受历史和世界的方式，历经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随着后现代思维的影响，直接成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历史小说的精神资源和艺术借鉴。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江腊生，文学博士，江西九江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① 鲁迅：《自选集》自序[A].鲁迅全集[M]，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唐弢：《故事新编》的革命现实主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1.
③ 吴颖： 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J].上海：文艺月报，1956.9.
④ 李桑牧：卓越的讽刺小说——《故事新编》[J].武汉：长江文艺，1954.5.
⑤ 周凡英：论《故事新编》的社会意义[J].武汉：江汉学报，1964.2.
⑥ 伊凡：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N].北京：文艺报，1953.14.
⑦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A]，鲁迅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⑧ 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A]，两地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⑨ 鲁迅：鲁迅全集[M]，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⑩ 鲁迅：记谈话[A]，鲁迅全集[M]，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 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A].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