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诗歌理论的传承

作者:阳建雄 刘晓林




  这是船山对于诗学一个独特的见解,诗人欲写悲伤之情,非必歪曲客观景物,强言凄风苦雨;欲写欢愉之情,非必强言客观物为姹紫嫣红。情景相融是为意境,但情与景亦可相反相成。可见,在处理情与景关系上,王船山与王国维有着心灵相通之处,都有着超乎前人的见识。
  
  三、从船山的“身所历目所见”,到静安的“入乎内出乎外”:诗人与现实的关系
  诗歌要有“境界”,其首要条件是诗人对客观生活的体验与认识,文学源于社会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永恒真理,因此,社会生活是创造境界最原始的本义。然而几千年来,历代文论家或割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或把文学看作是纯粹的精神的自我产物,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只有到了王夫之,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才有一种进步的唯物主义的认识,他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只于心目相取处得景得句,乃为朝气,乃为神笔。景尽意止,意尽言息,必不强括狂搜,舍有而寻无,在章成章,在句成句。文章之道,音乐之理,尽于斯矣”⑨。在王夫之看来,只有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才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亲身体验人生,感悟生活,才能写出真情实感的诗句,也才有可能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
  在诗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王国维在继承船山“铁门限”理论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在讨论怎样创造“不隔”的艺术境界时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⑩所谓“入乎其内”,就是说诗人要了解人生,对人生有深切的理解;所谓“出乎其外”,就是要了解社会,对社会生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实,一句话,就是要了解生活,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只有“入乎内,出乎外”,才能创造出有“生气”,有“高致”的艺术境界,这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当然,王氏所理解的社会生活与人生,是非常狭隘的,他曾经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同忧乐。”很明显,他的生活只是“风月”与“花鸟”而已,这是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我们不能超越时代而否定王国维诗学观的进步性。他终究清醒地认识到诗人对待“外物”应遵循的辩证法则,以及按照这样原则创作的艺术效果。这些观点与认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文艺理论的,也是王船山与王国维诗学理论超乎前人的进步性所在。
  
  四、从船山的“无适无不适”到静安的“造境与写境”:自然与文学的关系
  船山与静安都重视诗歌意境的创造,主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景是客观的,情主观的,由客观之景到诗人的主观之情,创作上有一个构思、提炼、取舍等复杂过程,用今天文艺理论观点说,有一个处理生活与艺术关系的过程。对于此,马克思文艺理论认为最高原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既不能违背生活的真实,又不是简单地照搬生活。对此,船山与静安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比较而言,静安更为明确深刻,应在船山之上。
  船山诗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诗歌创作要破除死法,打破陈规陋俗,大胆创新。要讲革新,就必然要涉及到自然与生活的关系,他在《诗绎》中说:“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乐,用之无穷,流而不滞,穷且滞者不知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读若雄豪,然而适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相为融浃。当知‘倬彼云汉’,颂作人者增其辉光,忧旱甚者益其炎赫,无适而无不适。”这里,王夫之提出打破做诗先规划词句对偶,然后遇题充用而发的陈腐旧套。因为这样写出来的诗也许词藻华丽,但决无境界可言,因为这些“诗材”、“诗料”都不是源于诗人对生活的真切体会和感发。在《姜斋诗话》中,做诗材料要“源于生活”之论颇多。
  王国维在船山诗料要源于生活的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高于生活”的艺术主张。如上所述,王国维从生活与艺术关系出发,把“境界”分为“诗人之境”与“常人之境”二大类。所谓“常人”、“诗人”之境,实质上还涉及到文学创作一个基本的规律,即“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生活是客观存在的,是人们都能感受到的,诗歌的创作必须源于生活,但又不是对生活简单的照搬,它有诗人自己的取舍。诗人在自己感情指向的统帅下,对生活进行一定加工改造,便成为了“艺术的真实”。诗人与常人的区别,就在于能把常人感受的境界上升为艺术的形象,也就是说,生活的境界不是诗,要上升到艺术的境界才是诗,诗歌创作离不开现实生活,但又不是现实生活的照搬照抄,必须有所取舍。在论述境界之时,王氏从创作方法角度出发,把境界又分为“造境”与“写境”二种,他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进而他又进一步阐明了二者的辩证关系:“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在王国维看来,“造境”虽然是虚构的理想之境,但必须向现实生活寻求题材,不能违背自然(现实)发展的规律去凭空虚构。“写境”虽然是按自然(现实)的实际去描写,但必须有所取舍,不是良莠并蓄。一句话,任何创作都离不开生活,但任何作品都必须高于生活。这些观点在今天已是人所熟知的艺术规律,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尚未推介到中国来的时代,王氏之见也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王船山与王国维二人关于诗歌“境界”的理论,是超乎现实与历史的进步观点,从以上分析中能明显见到二人相似相承之处。不论他们的诗歌理论有多少缺陷与错误,都不能否定二者在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批评史上的崇高地位,那就是王国维是古典诗论之集大成者,而王夫之则是承上启下的桥梁式人物,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阳建雄(1968- ),湖南衡东人,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刘晓林(1953- ),湖南衡东人,湖南商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①④⑦⑧⑩ 王国维.人间词话[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② 郭晋稀.文心雕龙注释[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③ 钱仲联.境界说诠证[J].文汇报,1962.
  ⑤ 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⑥ 王夫之.船山全书(十四册)·古诗评选·卷五·谢灵运《登上戍石鼓山》评[M].长沙:岳麓书社,1996.
  ⑨王夫之.船山全书(十四册)·唐诗评选·卷三·张子容《泛永嘉江日暮回舟》评[M].长沙:岳麓书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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