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小说《信使之函》的修辞学解读
作者：姚建新
“不论在历史里，还是在眼下，你是第一个向我致意的人。”
“不仅如此，我也是最后一个向你致意的人，因为我是耳语城唯一的致意者。”
这个致意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前面的引文只会使人感到更加迷惑和玄虚。文中有一段富于玄想和似是而非的介绍性的话语——“致意者是个来历不明的人，在耳语城，致意者必须是一位丰富词汇的占有者，同时必须是一位沉默寡言的木讷的智者。航海家早年传奇般的冒险生涯赋予他以广博的见识和孤僻的性格。他向我回忆他的第一个夜晚，欺骗是我的最初感觉。”——词汇占有者和知识广博的智者身份，令人不辨真伪的言谈和带给人的欺骗印象的感觉，最终也无法说清“致意者”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可以确认的身份，因此，我们只能将其看作是对虚构的认定。“在历史里”和“在眼下”形成了语义的对比和延伸，“你是第一个向我致意的人”与“我也是最后一个向你致意的人”，相互之间又制造出对称的结构和语义的效果。
利用反义词制造迷宫式的语言效果，也是《信使之函》留给人的深刻印象。
“从某种意义上看，你我是同一类人，信使在陆地上漫游，而航海家则在海上。我甚至认为，信使也是一个致意者。”
“那样，我们可以互相致意。”
“不，我们相互向对方致以敌意。”航海家微笑道。
上面是信使遇到致意者后两人之间的一段对话。其中对“信使”和“航海家”共同具有漫游属性的阐释，看上去也合情合理，相互的对话似乎在将两个陌生人的关系拉近。“致意”一词相对稳定的含义就是双方见面相互致以敬意，这样一种尊重的表示，是在社交场合极为普遍的一种交际方式，而现在，惯于将辞藻玩于股掌之间的致意者就将语义颠倒了过来:“我们相互向对方致以敌意。”那么这个“致以敌意”是否就是确定将两者的关系由友化敌了呢?后面矛盾的描述又否定了这样的猜测，“致意者微笑道”，这便补充说明将“致意”本义歪曲为“致以敌意”，并没有实现词义的彻底转化，作者不过是借人物之口，利用词语的转义特性在做语言游戏而已。
(二) 对语言逻辑的背离。语言是与思维相联结的，若使所选用的词句与客观事物形成严格的对应而不产生歧义，就要考虑语言的逻辑性问题。只有遵循逻辑规律，才能保证思维的正确性，达到交际的效果。如果句意之间缺乏逻辑线索，偷换概念和判断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由已知条件无法推导出正确的结论，只会造成语言交流的混乱。文学语言恰恰可以利用这种模糊性甚至逻辑上的错误，产生独特的修辞效果。
“据说，你在宫中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这很难说，这要等我写完全书才能知道。人不能凭空断定什么，我们至少还要凭借纸上的字。”
“那么，你的书中往事从何而来?”
他露出僧侣的微笑:“从写作中来呀?”
……
“你能让我读几段你的手稿吗?”
“你想读哪方面的呢?是女人和丝质的披巾，还是酒和纸牌，或者秋季与扫兴的蟋蟀的郊游?”
“哪方面都行，依你。”
“依我，那就不必读了，因为我想你最好从最关键的山中故事读起，但那节我还没写呢。”
这段对话更是试图混淆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一个例子。
僧侣对自己是否在宫中生活过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他认为不是现实生活为虚构提供切实的依据，而是现实要靠虚构证明其是否真正存在过，这显然是违背客观规律和生活逻辑的，但却可以成为小说的逻辑，也就是说语言的违背事理的矛盾，可以成为小说自身的组成部分，作者就是借此在使语言凸现，在暗示小说虚构的本质。目的还是加强扑朔迷离的效果。
“你们。是迟到者吗?”一个少年僧侣拦住我们的去路。
“不，我来找一个人。”我上前作答。
“现在，你找不到任何人，所有的人都给神话中的人物送葬去了。他们要到午夜之后启明星出现之前方能返回。”
“能让我去看看么?或许，我会碰见我要找的那个人。”
“好吧。”他无可奈何地说:“我还从来不知道，活人是那么固执。你沿着这些相互关联､彼此相像的街道去找吧。也许，你能赶上他们。”
“他们是朝哪个方向走的?”
“四面八方。”
这样的对话按照逻辑思维来理解是荒谬的。少年僧侣拦路的行为按照通常的思维习惯推测，应当产生小说情节的转折和变化，使阅读者进一步产生对故事发展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显然落空了，拦截的行为并没有发生戏剧化的转折，寻找之路竟然是通向四面八方的，这在现实之中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在虚构的小说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意味着小说情节线索的中断，所以，可能产生的意义完全被消解了。再如人群给神话中的人物送葬，这也是极其荒诞的，神话中的人物本来就是虚构的，无所谓生死，送葬又从何谈起呢?作者在这里营造的语言迷宫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说明，跳跃的意象令人迷惑。其实，阅读者不需要去推敲语句背后的所谓含义，这在现实世界中绝对是荒谬的，而在想象的世界中却有存在的理由，也只有语言的艺术可以利用谬论和荒诞去再造另一种现实——虚构的现实。
到了小说的结尾处，这种矛盾和否定就到了更加彻底的程度:
我无法逃避信使的结局，便在通往遥远的古代的驿道旁，就着如血的残阳挑选了一个企图逃避结局的开端:
“信起源于一次意外的书写。”
到底有没有结局?这本来是信使送信的一个过程，在结尾处却仍回到起点，“信起源于一次意外的书写”，这说明这是一封没有写的信，是一个幻梦，但梦也曾经在人的记忆中停留过，它只能是一个虚构。语义的丰富性的确为小说修辞提供了可以施展的空间，这种模糊和多义恰恰说明了人的确既是有理性的但也常常处于非理性之中，人与世界的复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语言的多重性上，小说作为语言的艺术提供了另外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三) 对俗套用语的处理。俗套用语是指以固定不变的语言形式重复使用的表达方法。这种表达方法是与陈词滥调和平庸相连的，也是与文学语言的独特性相左的。一般而言，作家总是避免使用这类词语。俗套用语之所以大量存在，源于日常生活中交流的需要这种描绘是建立在对社会和文化标准认可的基础之上的。波兰作家阿施认为: “俗套用语具有简化功能，简化印象，是认识周围环境，建立清晰而有意义观点的第一步。” 它可以帮助人们应对由于信息过量摄入导致的混乱状态。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语言的发展，一些老生常谈似的用语也不断被新创制的用语取代，但是，由于传媒的广泛影响，使得信息得以大量繁殖，新鲜语句又会落入俗套。完全避开俗套用语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此类用语作家往往采取两种态度:一是尽力避开并有所创新，二是故意把俗套用语加以夸张的使用，使其在具体的小说语境中获得一种新的表达效果。后者在后现代小说中使用得较为普遍，通过对现实俗套语言的引用和戏拟，达成一种反讽的效果，这也与后现代主义改变传统叙述的常规，模糊各种文学体裁之间的分野，以及拒绝确定意义的表达和具有通俗化倾向有关。孙甘露对俗套用语也采用了两种方法:
第一是加以改造使其呈现陌生化效果。如:
“我真是爸爸的背运秀了。那地方节日挨着节日，连换气的机会也找不到。诞辰，忌日，命名日，纪念日，周年，百周年，千周年，万周年，甚至还有休息纪念日，天五十六百三年一，没个清净的时候。爸爸的，我跑回来了，我是回来度假的。我要像个人那样休息!”这个鬼魂大口大口地吸着新鲜空气。我估计是“锯木作坊”里太闷的缘故。
“爸爸的”是日常用语中的粗话“妈妈的”的变体，使用在这里显然有些戏谑的意味，致意者这个还未写出的小说《我的宫廷生活》的作者，因为信使要让另一个人物出场，就让他突然死掉了，这个来历不明的人莫名其妙地死掉，又莫名其妙地出现，成了一个鬼魂，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说的“那地方”，就是那本还未写出的书中所说的宫廷。这个“爸爸的”也像这些没有来龙去脉的混乱事件一样，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这大约算是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是与语言营造出的奇怪异常的氛围相吻合的。后面的“百周年，千周年，万周年，甚至还有休息纪念日”，还有将通常说法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颠倒为“天五十六百三年一”也都具有相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