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论古希腊戏剧“歌队”之功能及其在阿瑟·米勒剧作中的再现
作者：王 华 李一坤
维长老无力向大将军阿伽门农施以援手；所罗门只是华特、维克多两兄弟矛盾的一个旁观者，他无力使两兄弟放弃宿怨， 握手言和。阿耳吉维长老义正词严地对克氏进行“直截了当”的斥责抨击，态度严肃，语气凝重；所罗门则迂回得多，语言幽默诙谐。他对这个世界有一段精彩的论评：（他对维克多说）“你知道现在什么东西最有价值吗？用完就丢的东西。能用完就丢的东西才是好东西，才受人欢迎，才被认为有价值。车、家具、老婆、孩子——什么都得是用完就丢的。你看现在大家都在干什么？在购物。以前要是一个人不开心，找不到出路，他会去做礼拜，或掀起一场什么运动。而今天，你要是不开心，怎么办？去购物。”表明上看他在告诉维克多这些家具太结实，谁买了就再不需要去逛商店，与当今潮流相悖因而不值钱；但这番话里实际隐藏着人生的智慧，体现出他对世事的洞察，同时也揭示此剧的主题思想。他虽然不能如所罗门王那样“仲裁”两兄弟的冲突，但他以他的幽默引发观众对人生、世界的思考。幽默是这位耄耋老人的处世之道和生存机制。此外，他的幽默也是对两兄弟冲突的缓和，使剧情发展有张有弛，富有节奏。
三
歌队的主要作用是介绍剧情，发表见解，进行评述；从效果上看，剧作中引入“歌队”或“歌队人物”有助于制造“审美距离”，有利于审美活动的开展。
依据悲剧“心理距离”学说的理论，戏剧欣赏是一项审美活动，而距离是审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观众在观看戏剧演出之际即以审美主体存在，演出即是审美客体。没有距离，审美活动无从谈起，更无从开展。距离过度意味着审美主体对客体兴味的丧失；而距离不足或缺省而意味着审美主体丧失审美的立足点，不能以适宜的冷静客观态度进行审美活动，有将自己的主观感觉过度投射于客体之上的危险。为了实现这一“距离”，戏剧中有诸多手法，歌队的引入是其中之一。
歌队是“桥梁”“中介”，“桥梁”“中介”同时意味着“距离”的存在。他们使观众（审美主体）与戏剧演出（审美客体）之间产生距离，观众能更客观、冷静地思考、分析、评价而不至于盲目地以感情代替理智。如席勒所说，歌队是“悲剧在自己周围筑起来的一道活的墙，用它来隔断与现实世界的接触，保持自己理想的领域和诗的自由。希腊合唱（歌队）远在戏剧情节之外，主要目的是给人以抒情的宽慰”。席勒的话同时说明，歌队对观众的情感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如尼采所说：“敏感的希腊人深切体验到世界史的可怕浩劫”，“大自然的残酷的惨重痛苦，就用歌队来安慰自己。”俄开阿诺斯的女儿们对普罗米修斯的怜悯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剧情所带来的恐惧。由于我们的天性一般是同情善良，所以对悲剧中的坏人，有时会感到一种道德的义愤，而剧中如果有人用语言表达出这种感情，就能使我们觉得痛快。阿尔菲耶里律师、商人罗伯逊以及所罗门等歌队人物，作为观众与剧中主要人物之间的中间人，他们的存在促成了“审美距离”的形成，他们的话语将“理性”带入了剧场。
综上所述，“歌队”这一古老的戏剧要素在“衍变”中自古希腊存活到了现当代戏剧。无论其组织形式为何，或寡或众；也无论其表演形式为何，或言或歌，其中心作用不变，他们是观众与舞台之间的纽带，介绍剧情，代表“理性”“正义”发表见解，进行评论。也鉴于此，他们多以智者的形象出场。同时，从审美角度上看，他们的存在使得审美距离产生。演员陈强曾讲过，“为演黄世仁这个角度，他好几次死里逃生。”因为台下的观众战士对黄世仁痛恨到了极点，会突然站起来向他瞄准。我们姑且不论陈强的“真实”表演，也不论观众的义愤填膺和冲动，假设剧中有一位“歌队人物”替这些战士“出气”，制造出审美距离来，陈强或许不至于总是心有余悸。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王华，李一坤，均为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①诸多手法：如空间和时间的遥远性：人物、情境与情节的特殊性质；艺术技巧与程式，如情节的统一是非写实主义的；抒情成分；超自然的气氛；舞台技巧和布景效果。参见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３页，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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