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浅析《风景谈》的和谐之美
作者：陈桂良
笔者以为，《风景谈》表现的不仅是讴歌延安军民的战斗生活和崇高精神，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茅盾对根据地这种和谐生活的热爱、向往和追求。失去了这一前提，什么“讴歌”“赞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变成缺乏感染力的概念化的东西。因此，《风景谈》的主题思想应该这样概括：文章通过描绘六幅内容不同而相互联系的风景画，深深地表达了作者对解放区和谐生活的热爱、向往和追求，讴歌了延安军民为创造和谐生活表现出的崇高精神。
动荡生活中的和谐追求
文章主题的表现，一般离不开一定的写作背景和作者世界观的制约，想办法弄清文章是作者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怎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处在怎样的心境之时写出来的，是我们探索散文主题的重要途径。《风景谈》一文写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此时的茅盾已离开延安置身于国统区重庆的白色恐怖之中，这里没有创作的言论自由，要讴歌延安抗日根据地军民更是不可能的。那么，是什么驱动作者不畏险恶环境，另辟蹊径，采用含蓄的艺术表现手法，抒发了对根据地军民和谐生活的赞美之情呢？这就是茅盾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动荡不安的生活后，对延安军民和谐生活的热爱、向往和追求使然。
有人说，与二三十年代的那些抒情散文相比，《风景谈》及其姐妹篇《白杨礼赞》，是茅盾抒情散文创作以及全部文学创作的新起点。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一九四〇年五月抵达延安，到同年十月离开延安，这五个月的新生活的经历，使茅盾有机会亲眼看到了新的社会、新的人民、新的精神面貌，亲身感受到这种新的和谐生活，尤其是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决定这一切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新的社会制度。这正是他十多年来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所苦苦追求的，因此，他不能不满怀激情地去讴歌它、赞美它。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成了蒋介石政府的通缉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开始了长时间漂泊动荡的不安生活。先是蛰居上海景云里，足不出户，整整十个月，对外则说：“雁冰去日本了。”当时他对于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认为“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①。为了维持生活，不得已卖文为生。这期间茅盾主要创作长篇小说《蚀》三部曲，抒情散文虽然只写了一篇《严霜下的梦》，却也表述了他对革命遭遇的悲痛而激愤的感情。文章采用象征的手法，凭借现实的折光——几个怪诞的梦构成象征形象，含蓄地抒发了作者对革命高潮的留恋，对反革命政变的鞭挞，对“左”倾盲动的唾弃，对光明前景的憧憬与向往。
第二年七月初，他亡命日本，陷入了苦闷、彷徨、焦灼、愤怒的境地，继续运用象征手法写作抒情散文。《雾》《虹》《卖豆腐的哨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文章的基调固然过于低沉，但我们仍然能够听到作者渴望光明和战斗的心声，看到作者并没有因革命落入低潮而沉沦。
一九三〇年四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领导工作。这期间抒情散文的象征性描写与前期相比，表现出既能准确地反映现实，又能充分展示前景，一扫苦闷、消极的基调，代之以信心十足的追求和开朗乐观的情怀。代表作有《雷雨前》《黄昏》《沙滩上的脚迹》等。
及至“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后，茅盾“带着一颗沉重的心”，离开上海，像一叶失去重心的小舟，浮荡颠簸，浪迹于长沙、汉口和香港。后应杜重远之请，茅盾全家离开香港前往新疆，去新疆学院任教。本想在新疆过个安稳的生活，没想到作为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的茅盾，仍然过着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动荡生活，并且差点葬身异域。这一时期，他几乎没有写抒情散文。
一九四〇年五月，茅盾离开新疆来到延安，就像是来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一样。他呼吸着清新的革命气息，目睹了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景象，很快融入到延安的新生活中，并激起了对根据地新生活的热爱。他原想在延安住下去，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因为延安的新生活正是他多年动荡奔波所追求的和谐生活。然而，组织决定让他去重庆国统区开展工作，那里更需要他。延安之行虽然短暂，但在茅盾的人生历程、写作历程中却产生了转折点的作用。这在他后来抒情散文的象征性描写中可以得到验证。如《风景谈》《白杨礼赞》《开荒》《雾中偶记》等。在这里，作者把象征性描写和哲理的思辨熔于一炉，表现出一种乐观向上、充满信心的思想情感。如果说，在这以前茅盾在动荡生活中追求的和谐生活还是比较模糊的，理想化的，那么，此时已是具体明确的，并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取得最终胜利充满信心；如果说，在这以前写的抒情散文还含有悲观、消极的情感，那么此后的抒情散文所抒发的则是一种乐观向上、革命必胜的积极情感。尽管此后的工作生活从重庆到香港，从香港到桂林，从桂林到重庆，从重庆再到香港，辗转反复，动荡不安，尽管他在后来的诗文中常常表现出对北方抗日根据地和谐生活的向往：“落落人间啼笑寂，侧身北望思悠悠。”“桓桓彼多士，引领向北国。”②但这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和谐的生活而努力。
风景画中的和谐之美
《风景谈》与《白杨礼赞》虽然同是赞美延安根据地人民精神风貌的，但相比较，《风景谈》则更富于生活的情趣和新生活中所闪出的诗情画意。文章从《塞上风云》影片引起的联想开篇，借助丰富的艺术联想，纵横驰骋，给我们描绘了六幅和谐优美、寓意深邃的风景画。
第一幅画沙漠驼铃，写的是猩猩峡外沙漠的“风景”。作者先从沙漠的荒凉，“茫茫一片”，没有一个“坎儿井”，“纯然一色”，“寂静”等方面，将大自然最单调最平板的一面展现在读者眼前，这是“风景”的背景，是静景。接着采用由静而动、由远而近的笔法，描绘了人类驾驭着“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阵，安详然而坚定地”行进，“而且大小丁当的谐和的合奏充满了你耳管”的动景。作者在这空旷荒凉、四顾苍茫的画幕上，在用“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队”进行配色的同时，特别注意描绘了“领队驼所掌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旗”。原来单调平板的画面，由于有了这“一杆长方形猩红大旗”，而变得富有生机、充满活力。红色是一种暖色，它能表达出作者内在的坚定和有力的强度，它能让人感受到一种鲜活摇曳的生命力。作者借这一“猩红大旗”含蓄地表达了对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取得最终胜利的热烈、坚定而又严肃的情感，也使画面充满和谐与生机。在贫瘠单调的沙漠背景与安详然而坚定行进的驼队映衬中，在死寂荒漠与“猩红大旗”色彩的调配上，画面虽有边塞诗中的苍茫荒凉，却没有征戍者的幽怨缠绵，相思忧伤，有的是“昂然高步”，“安详然而坚定地”去创造新的社会、新的生活的斗志和信心。
应该说“沙漠驼铃”写的还不是真正的根据地的风景，后面的五幅画才真正写出了富有根据地特色的和谐优美的风景。如第二幅画高原晚归，写的是延安人种田晚归的“风景”。这实际是一幅“剪影”，是一幅蓝天明月下伴着粗朴歌声出现的晚归种田人的“剪影”。这幅“剪影”在高原夜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美丽。你看，在三五明月之夜，“在蓝的天，黑的山，银色的月光的背景上”，“远看山顶的谷子丛密挺立，宛如人头上的怒发”，可谓丰收在望。这时候，晚归的种田人掮着犁，赶着牛，后面还跟着小孩，哼着粗朴的短歌，姗姗而归。这可说是一幅优美的田园风俗画。这样的田园生活不仅是一般隐士所向往的，也是一般老百姓所追求的。然而，在这里，作者的命意绝不同于“田园诗人”的感受，而在于赞美那些创造新生活的人，用自己的勤奋在秃顶的山上，造起层层梯田，种上“颀长而整齐”高秆植物，不只是为自己，也为他人创造一种和睦新生活的精神风貌，从而表达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创造和谐生活的向往之情。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