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性别角色的文化反思
作者：吕雅清
关键词：婚恋小说性别角色文化反思女性意识
陈若曦，原名陈秀美，一九三八年出生于原台北县淡水河畔乡村的一个木工家庭。父亲陈阿川三代木匠，母亲张女世代佃农。尽管家计艰难，父母仍然支持她从小学读到大学，直至留学美国。出生在一个民族斗争精神空前高涨的时代，又有一个深明大义、爱憎分明的父亲，使陈若曦从小就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她的出身和教养决定了她以写“社会家常平淡之事”为己任，抱定了为社会中下层小人物写作的宗旨。
回溯陈若曦的小说创作历程，我们发现，她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着对女性特定存在的理性思考，并由此引发的对整个人类性别文化的重新思索和追寻。这一思考和追寻尤其集中体现在她三个阶段所创作的一系列婚恋小说中。
一
陈若曦对女性问题的探讨不仅与其社会背景、个人经历有关，还与其母的影响密切相关。据梁若梅在《陈若曦创作论》中介绍，陈母出身佃农家庭，祖籍福建泉州，七八岁就到陈家当童养媳。此后，她与陈阿川同甘共苦，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之余，还经常替人洗衣服以贴补家用。陈母具有中国劳动妇女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外柔内刚的传统美德，对子女体贴入微、平等相待。陈若曦一向认为母亲才是家庭中的精神支柱。“陈若曦这种‘独特’的心路历程，使她对善良、忍辱负重的中国妇女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偏爱，并且投入自己很多的创作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心理定势。”自创作起，陈若曦就不曾忘了给女性留下一片天空，她不断地通过与女性问题密切相关的婚姻、爱情、家庭这个中介，探索女性群体的特定存在。她由形而下的女性境况出发，探讨女性的出路问题、命运问题；她从现实出发，以女性特有的眼光挖掘社会性别文化的内涵实质，对人性进行反思。
陈若曦的小说创作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而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正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奠基期。台湾光复以前，女性作家很少。至四十年代末，随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迁往台湾的人员中，就包括了一批卓有才华的女作家，如林海音等。一开始女作家主要写怀乡的乡愁文学，继而写女性的命运，她们以纤丽的文字，委婉的情调，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在这一背景下，陈若曦早期的婚恋小说也流露出作家自觉与不自觉的女性意识，表现了“生为女子的悲剧”。
其最早创作的婚恋小说《灰眼黑猫》，就写到封建包办婚姻中一个美丽善良的女性——文姐的惨死，表现了女性创作中常有的控诉式的艺术风格。文姐美丽、善良而又心灵手巧，虽不同意父亲为了钱将她嫁给朱家恶少，却不做积极反抗，“对于未来的夫婿，她一句都不提，只是每天默默地、懒懒地缝着嫁衣”。“默默”“懒懒”，形象地点明了文姐对自身命运消极抵抗的心理，也揭示出文姐对传统女性意识的屈从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
《灰眼黑猫》中对文姐悲剧命运内在原因的揭示以及对结尾“我”出走的安排，虽是作家女性意识的不自觉流露，却也体现了作家一开始就具有的创作倾向——对女性的出路问题、命运问题的探讨。《灰眼黑猫》后的几篇婚恋小说则不仅探讨了传统婚姻家庭中女性一方所承担的不幸，以及社会传统道德给女性造成的压抑，还把笔触深入女性的心理底层，描述了她们对自身处境的思索与反抗。
如《辛庄》里，冷漠、无话可说的婚姻状态使云英对长脚高产生了恋情，以此反抗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关系。对情感自由的追求多少体现了云英身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燃烧的夜》中，安曼蔑视出轨的丈夫子光，追求女性人格上的独立。而《辛庄》《燃烧的夜》又都透过“化妆”这一细节，运用“镜子”这个象征物，暗喻女性一直以来被观照、被限制、被书写的地位。正是这种强大的父权阴影使云英、安曼们在追求独立人格时又背上沉重的精神枷锁，身心备受煎熬。传统社会道德压力与现代人主体意识的觉醒，特别是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的冲突，在“化妆”这一细节中尽现出来：
……细心地敷粉，头俯向镜前，脸上带着似是而非的浅笑……然后，她看见她左边的唇角微微翘起，两片唇逐渐展成弧形。似乎突然回忆起什么，她忍不住笑出来，低低的，挑逗的一声笑，眉毛跟着扬起。这笑声使她眯着的眼睛阖起来，连她自己也吃了一惊。她略带慌张地回头一扫，脸上飞上红晕。抓起木梳，她狠力梳起头发。
云英大胆追求幸福，却又心存顾虑。这一段描写把云英喜悦而又烦躁不安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出神入化。
安曼又在化妆了。端坐在镜子前，上身微向前倾，专神凝注地在鼻尖上扑粉……突然，她若有所思地瞧着镜子里的自己。口红继续抹着上唇，只是迟缓地，心不在焉地抹着。像一片雾笼罩上秋水，她眼睛的光彩霎时无踪。蓦然忆起一件伤心恨事似的，额头忧愁地蹙起……幽怨、抑郁浮上整张脸，顽强地，掩饰不了地，一一盘踞在每个角落里。她迟缓地、神经质地抹着上唇……她瞪着镜子，瞪着，眼光迷离了。口红‘嗒’一声从指缝间滑落；泪珠缓缓地滚下两颊。她把头埋在梳妆台上。
作家用了很多笔墨细致地勾勒安曼化妆的细节，目的正在于以此表现安曼内心正经历着的煎熬和痛苦。
从《辛庄》里的云英和《燃烧的夜》中的安曼身上我们发现，陈若曦早期的婚恋小说已流露出作家明显的、自觉的女性意识。同一时期的《乔琪》全篇心理刻画展现的女性对自我价值的痛苦思索，表现的正是女性对自身主体价值的主动探寻，并由此展开对人性的反思。可见，在早期创作的婚恋小说中，陈若曦已表现了受传统女性意识束缚和处于传统女性意识与现代女性意识冲突下的女性的生存状况，初步显示出陈若曦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与主题——从女性的特定存在出发，从女性的角度对女性再认识。
二
承接了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婚恋小说创作，陈若曦于八十年代发表了以《突围》《远见》《二胡》和《纸婚》为代表的长篇婚恋小说。同是对女性特定存在的思考，陈若曦这时期的婚恋小说创作更多的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对人类的性爱困惑和性别角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家所特别关注的写作主题以不同的形态展现在这四部小说内容中，表现了创作主体关于性别角色和婚姻的审美理想。
作为社会“人”，男女两性对爱情、婚姻的理解自然离不开他们（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在这四部长篇婚恋小说中，陈若曦不仅反思了人类的性爱困惑，更重要的是从社会性别文化的角度出发，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揭示出左右男女两性婚姻期待、婚姻感受与婚姻行为的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背景。
《突围》中，林美月虽不爱骆翔之，却极力挽救婚姻。当她的满腔热情被丈夫拒之门外时，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并想借此脱离婚姻的牢笼，重新开始独立自主的生活。不料丈夫的一通电话，让她“所有的焦躁、烦恼和悲哀，忽然都无影无踪了。她只感到满足而且安全”。在她看来，“丈夫需要她，女儿更是离不开她。熬了几年，熬到这一刻，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终于得到确认”。昨天急于逃脱的婚姻，明天又将继续。这不仅仅是因为美月害怕自己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更是由于她对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自觉接受。在她看来，丈夫与女儿对她的需要，正是对她的“存在和价值”的确认。可见她自觉认同了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妻子和母亲是女人惟一价值的体现。她决定保持现有婚姻，正是因为只有在婚姻中，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价值才能实现。婚姻对她来说，意味着作为女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体现。而《远见》中的安妮，由于对婚姻缺少把握，性情变得异常乖戾，喜怒无常。高兴时，她会把半新不旧的衣服、化妆品送人；生气时，不给人情面，当着丈夫和孩子照样发作。仅仅因为丈夫送廖淑贞回家，她也能让廖淑贞吃上好几天苦头。对于安妮的这种心理和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安妮的嫉妒心，而更应该将其视为是安妮对婚姻的极端重视，以致到了被其束缚、为之焦虑的地步。现代女性安妮也将婚姻看作是女性幸福生活的决定因素，她的追求“在于改善自身的条件以便赢得一桩‘好’的婚姻”，因为“一桩‘好’的婚姻对于女性往往可以和生活幸福划等号”。为了拴住丈夫的心，她不断地生孩子，尤其希望生男孩，以此提高自己在丈夫家族中的地位；见丈夫时，她总是衣着光鲜、浓妆艳抹，甚至晚上也不轻易卸妆见丈夫，以保持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作家安排安妮死于难产，则更进一步反映了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对女性的深远影响，也暗示了在这一性别规范下女性的必然的悲剧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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