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性别角色的文化反思
作者：吕雅清
你是相当保守的女人，我是说，和时下的潮流脱节，但很可以信赖，很识大体。这样的人，在美国很少碰到。你很不实际，但是我很讲实际，我相信我们可以配合得很好。我需要一位太太，体谅而且照料一切，使我一心投入工作，毫无后顾之忧。这样，我在五十岁前就能赚够钱，从医师岗位上退休下来，转到政界去……
这段话鲜明地揭示出，受传统性别意识的影响，李大伟们的自强自立心理使他们考虑婚姻动机时就已潜意识地将女性置于附属地位了，认为女性只要吸引男性，将来是个贤妻良母就行，并不多挑女子的社会条件，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身外之物完全可以由他们自己创造。他们认为，贤惠温柔的女性不单单是男性的感情需要，更重要的是家庭生活的需要，并常常把女性的体贴、善良、贤惠的性情和婚姻的感情稳定性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女性仅被看成是依附于男性的附属“物”，因而婚姻是女性参与社会的惟一手段，必然左右着她们的生活幸福。
在陈若曦这时期的婚恋小说创作中，《纸婚》既深刻地反映了作家关于人类性爱困惑的探讨和性别角色的文化反思，又展现了作家对理想性爱的理解。《纸婚》描写的是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女子尤怡平，为获取“绿卡”，而与美国同性恋男子项·墨非结成“纸面婚姻”，并由此产生感情的婚恋故事。它所展示的病态的美国社会，给我们留下了深远的思索空间。我们不但看到了一幅幅人性的写意画，而且透过画面，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作家对于人类性爱的反思。“‘纸婚’作为性爱的一种奇特形式，不能不使人们感到惊奇和困惑。但同时，又迫使我们不得不坐在文化的镜子前”，对人类的爱情、婚姻进行反思。
《纸婚》所展现的婚姻完全不同于现实婚姻。项与尤怡平结成婚姻的动机首先就不符合法律规定，它仅仅是一纸契约，等尤怡平拿到绿卡，这桩婚姻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然而正是这种不符合人类法律制度的婚姻，使我们看到了一种超越于性机能之上的理性情爱。作家通过两人的纸上婚姻，所要表现的是“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情爱，是一种爱的绝对自由。双方都感受到了一种没有束缚、没有争吵的爱的自由感”。“如果说婚姻体现一种文明，还不如说它应该体现着男女之间平等互爱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性关系。”这就是陈若曦在《纸婚》中所要表达的关于理想性爱的理解。
在这四部长篇小说中，作家都没有用轰轰烈烈的爱情描写观照人物，而是用一种淡淡的笔调表达作家对于人类性爱的理解以及对人性的剖析。建立在现代文明的危机上，“它所触及的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现代意义上的人类情感归宿”。作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从社会性别的视角透视人类的爱情与婚姻。她超越了狭义的男女之情，也超越了婚姻的意义，表现的是作家关于人类性爱困惑及其对人性的反思，从中体现的是作家现代的社会性别观念，即男女平权思想。她超越了爱情与婚姻的范畴，表现了一种更加深层的思想，即社会应该建立在男女两性自由人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男女两性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拥有同样的、平等的权利。
三
八十年代末后，陈若曦在延续以往创作方向的同时，通过各类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的塑造，向读者揭示的是父权社会的性别文化模式既限制了女性的发展，又束缚了男性的自由这一社会历史与现实。她仍把女性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和人的问题放在同一层面来探讨，以此再次进一步引发我们对人和社会自身结构的反思。
陈若曦多年的海外生活，使她看到了男女两性事实上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台湾，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种不平等具有它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女儿的家》《重振雄风》《玫瑰和菖蒲》《美式离婚》《演戏》《第三者》都写到了“婚外恋”这一现象。“痴情女子负心汉”成为中外普遍的性别走向，这是中外社会的父系文化性质使然。在这里，作家的控诉看似软弱无力，实际上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她并没有把代娥的悲剧看成是女性择偶的偶然失误，也没有把范阿隆看成是男性中的个别现象，而是通过代娥母亲对男性“婚外情”的解释以及代娥对母亲观念的赞同，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以及父权社会性别文化观念的深远影响。而《美式离婚》透过不同种族的联姻，所要反映的并不是中西文化上的不同，而是揭示了不同民族间性别文化的相似性。《美式离婚》让我们看到的是，男主人公凯文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无论结婚还是离婚，甚至孩子由谁抚养，都是由他来决定。而女主人公美玉则处处显得被动，从结婚到离婚，她都只能听从凯文的。两人的关系体现了父权社会典型的性别角色模式：男人是积极主动的，女人是消极被动的。
作家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形象生动的深入探讨，她所展示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由男性控制社会家庭，仍是这个社会普遍的原则。女性历史与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并不是她们作为生命主体本身的错，而在于她们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状态。女性在父权阴影下已无路可走，她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而《美式离婚》中美玉最后的自救行动则表明了作家要更多表达的是：女性的出路在于提高主体人的自主意识和作为平等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女性的当务之急，不是乞求男人发扬风格，而是注重自我、完善自我，用自己的才能迫使男人正视女人、尊重女人。
陈若曦看到，人是由具体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男女两性既相互依存，又互相制约。因此，她始终把男性的存在状态作为思考女性问题的参照物，而且，她并没有把全部的性别问题简单归结为女性问题。“事实上，人类两性的一方如果处于文化上的失常状态，那么另一方也不可能处于正常状态。”因此，不仅是“柔弱文静”的女性不能再忍受传统文化所赋予她们的性别角色规范，就是那些以“强者”著称的“男子汉”也不堪重负。这时期的陈若曦不仅探讨了女性的特定生存状态，而且对男性存在状况的历史与现状也作了形象生动的分析。
《我的恶梦》与《莽夫的告白》采用一样的叙述形式，以男主人公与隐含的人物之间的对话进行叙述。它向我们展示的男主人公身上的精神气质不再是人们常见的、也常要求于男性身上应具有的“英雄”气概和“男子汉”本色。《我的恶梦》中的男主人公赵耀祖内心中对女性充满了恐惧，他认为“女孩子一个个像本天书，高深莫测”。在精神上，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以致多次梦见自己举刀砍向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实际上象征着整个女性群体。如何解释他的恶梦呢？作家通过他对卜牧师的倾诉为读者析梦。从家庭环境来看，在他的家庭里，决定家中内外一切大小事情的是他的“舵手”妈妈。一九七九年全家搬到香港的决定和过程，“文革”期间的遭遇，都是妈妈维护了这个家，因而在家人的心目中，妈妈“不愧是女强人”。在家里，大小事情都是由妈妈说了算。这显然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女方服从于男方的性别角色规范不同。在父权文化的大背景下，女性应以“善”为主，“美”为辅，传统的“贤妻良母”“三从四德”的观念便是这种规范的体现。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应该像赵耀祖的女朋友阿虹一样，“做事有条不紊，不慌不忙，脾气特别温和”，“不但善良可爱，还会是男人的好帮手”。而妈妈在赵耀祖看来，并不“可爱”，她只是个“可敬”的女强人。他敬重妈妈，但更多的是敬畏她，因为妈妈对他特别严格。而妈妈虽说是个不同于传统女性形象的女强人，思想中却仍存在着浓厚的父权意识。正是对儿子的期望很大，她才严格要求他，甚至严厉到了让他觉得自己多余、认为妈妈不喜欢他的地步。而且单从名字上看，就可以看出父母对他这个儿子寄托的期望有多大：所谓“耀祖”，正反映了他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认为作为儿子，一个男性，就应该承担着传递香火、光宗耀祖的责任。他们既把台湾的餐馆交给他打理，又要求他为他们办移民。总之，作为儿子，他是父母后半生的依靠，即使远走加拿大，也摆脱不了身为儿子所要肩负的责任，这让他感到“责任重大，有些不胜负荷”。显然，父系文化对女性“可爱”的吹捧与对女性“可敬”的贬抑，造成了现代女性形象的分裂，使赵耀祖对女性充满了恐惧。而父系文化对男性“可敬”的怂恿，却保持了男性形象的相对单一和完整。妈妈对他的严格要求就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可敬”的男人，而这显然是不擅长做生意、想过自由生活的赵耀祖所无法做到的。可见传统父系文化的性别角色规范给女性带来不幸的同时，也使男性痛苦不堪。
可见，陈若曦八十年代末以来创作的婚恋小说明显地突出以现代社会的性别问题为题材，在承续以往婚恋小说创作主旨的同时，深入反思了现实社会由来已久的性别文化模式。她既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女性面貌的改变，又通过男女两性生存状况的形象刻画表明，传统的“女性精神”或“男性精神”既限制了女性，又制约了男性，极大地阻碍了他们人格的自由发展。打破人类精神中的藩篱，增大个体人自我选择、自我设计的自由度，使人的文化状态更加个体化和多样化，不仅对女性是势在必行，对男性来说，也是迫在眉睫。
总之，陈若曦在其创作的一系列婚恋小说中，通过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的正是作家对人性的追问与对人的解放的探寻，表现了作家对人类理想性别文化和人格的诠释和追寻，使我们认识到，重塑理想的文化和人格不仅是女性的归宿，更是人类全体的归宿。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海外华文作家，陈若曦的婚恋小说“给予我们的启示不只是艺术方面的，它们更倾向于文化意义上的文本案例”，从中我们看到了作家的困惑与理想，更看到了一个不断持续着生命热度与创作热情，如“逐日者”一般，不断从文化层面反思“人”的性别角色、反思人性的陈若曦。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吕雅清，女，硕士，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教师。
参考文献：
[１] 梁若梅：《陈若曦创作论》，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０－２１页。
[２] 谭琳、陈卫民：《女性与家庭——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６月版，第５９页。
[３] 纯人、铁燹：《人性：回归与超越——读陈若曦的〈纸婚〉》，文艺评论，１９８８年第２期，第８７页。
[４] 林宋瑜：《永恒的定义——〈远见〉〈二胡〉〈纸婚〉中的情爱主题》，海外华文文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第５２页。
[５] 周力、丁月玲、张容：《女性与文学艺术》，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月版，引言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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