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如果你打开西方的媒体。那一定会发现，仿佛新冠疫情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媒体上充满着一种狂喜，这种狂喜针对一件事儿，拜登当选。
那么，拜登当选对西方媒体的影响有多大呢?举个例子，我自己所在的英国，有一个著名的谈话电台，其中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就在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要强忍住眼眶中打转的泪水，为你报道下面这个喜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对我这种吃瓜群众来说，这事儿到底新在哪里呢?我的观察是，丝毫不新。为什么?拜登当选，实际上就是一群政治寡头，取代了一个僭主。所以请问，这事的新意到底在哪儿?
英国首相约翰逊祝贺拜登当选
为什么说拜登政府仍旧是一个寡头政府?前些日子的新闻大家想必也看到了，他所提名的政府组成人员，有不少人其实就是奥巴马时代的老面孔。此外，克林顿家族的希拉里也被媒体爆出，将在拜登政府中担任驻联合国特使的职务。甚至，英国媒体还有消息称，奥巴马本人将担任未来美国驻英大使。
拜登本人就是一个老华盛顿政客，与民主党内盘根错节的各个政治家族利益联系紧密。他的上台，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大量恢复奥巴马时代的许多引发共和党选民不满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很可能进一步激发美国国内针对“深层政府”的种种阴谋论。这种对于政治寡头、裙带资本主义把持国家的强烈不满，恰恰是2016年促使特朗普当选的重要社会土壤。
把票投给拜登的人，有多少是真心觉得他能带来真正改变的呢?恐怕很难说。极有可能的是，在美国那种二选一模式下，选民用投票给拜登的方式，表达对特朗普的强烈不满罢了。就像2016年，人们用投给特朗普，以表达对希拉里代表的美国寡头政治的不满。
实际上，拜登是美国寡头政治形态下，民主党为了应对特朗普推出的最为安全保守的选择。作为一个政客，拜登的政治生涯开始于上个世纪。1968年，当西方世界左翼学生激进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26岁的拜登从纽约雪城大学拿到法律学位;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特拉华州的以白人中下层中产阶级为主的纽卡斯尔县，开始其政治生涯。
1972年，拜登正式当选为美国参议员，年仅29岁。可谓年轻有为，顺风顺水。彼时恰值美国社会就“busing”问题开展社会大讨论的时候。所谓“busing”，是指用公共交通运送黑人学生前往白人为主的公立学校就学的一个政策。这是在当时民权运动影响下，为了缓解美国黑人、白人学生在教育上的种族隔离状况而提出的一个社会改良方案。
拜登成为参议员后，“busing”问题便是他面对的第一个重要政治考验。当拜登宣布参选时，便有媒体问他对busing问题的看法，拜登给出的答案非常圆滑，巧妙地回避了问题。
他首先强调，busing问题是一个“pony issue”，是一个虚假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问题回避了背后真实的社会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白人不乐意跟黑人居住在同一个区域。言下之意，拜登暗示，仅仅通过用公共交通，把黑人小孩送到白人聚居学区的学校就学，无法真正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接着话锋一转，表示讨论一个假问题根本就是在浪费公共资源。
可见，拜登给出了一个符合当时自由主义左派道德立场的回复，又没有触怒那些投票给他的白人中下层中产阶级选民的利益。拜登这颗1970年代的政治新星，果然一出道，就显出了不一样的圆滑城府。
如果要理解1970年代这个busing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还必须回到1954年，看一个今天被写入美国官方历史教科书的判例，即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这个案子的争论核心是黑人和白人的小孩能否同校。最后，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是，不得以任何法律的形式，限制黑人和白人小孩同校接受教育。这个判例在当时美国社会具有相当重要的积极意义。
然而，我们能不能认为，自1954年最高法的裁决出来后，美国黑人白人的分校问题就此得到解决呢?当然不能太傻太天真。
黑白分校，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问题。美国社会的黑人白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经济鸿沟，客观上形成了黑人和白人小孩在教育上的种族隔离现实。有经济能力负担郊区别墅和私人小汽车的，绝大多数是白人，他们聚居的学区，自然会有更好的财政支持，也能负担更好的教育。相比之下，聚居在城市中心，大量依靠公共交通，大多从事底层劳动服务工作的黑人，他们的孩子在物理上就被局限在自己家庭附近那些经费来源不足、教育资源较差的学校里。到了1970年代，为了解决这种现实层面上的教育鸿沟，美国一些地区提出采用公共校车，将黑人学童送去白人聚居学区的公立学校就读。
因为这一政策，美国社会出现了大量讨论。拜登正在这场讨论中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在拜登当选参议员的头两年中，他的投票多倾向于支持“busing”。这和他最初在竞选参议员时，在白人选民面前表态，倾向反对busing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但同时，他又投票反对重新划分学区，反对通过法律政策手段，打破原来黑人白人由于聚居地不同而形成的公立学校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种族教育隔离的现实状况。
当媒体问及为何如此投票时，拜登给了一个非常堂而皇之的解释。他说，种族隔离分两个层面，第一是法律层面(dejure)，第二是现实层面(de facto);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法律层面上的种族平等法规，来解决现实层面上的种族不平等问题。单纯靠强制性重新划分学区，来回避造成种族隔离现状的社会问题，是不合理的。
可以发现，拜登再次用同样的话术完美回避问题。明面上，支持“busing”这一吸引大量左翼媒体视线的议题，但暗地里，在重新划分学区这一触及了中下层白人中产阶级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则毫不迟疑地站在自己选票的一边。
拜登当选参议员
拜登在其政治生涯之初的行事特点，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在当选参议员的头两年，他在公开场合面对白人选民时，关于busing问题，都暗示的是反对态度。但在议会投票上，他都追随民主党的同僚，投下支持票。到了1974年，当反对busing的白人社会团体影响越来越大时，拜登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在此后三年内，美国议会就busing问题进行20次投票;其中，拜登仅投过一张支持票，剩下19次都投了反对票。这种见风使舵的熟练职业政客，究竟有多少“改变时代”的动力呢?
还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拜登见风使舵维持现状的政治立场。1975年，拜登既不支持设置种族隔离的学校，也不支持重新划分学区、设置种族混杂的公立学校。当媒体问他什么态度时，他举了一个捣糨糊的例子。他说，有一个加油站，每天都有50名顾客来访，这50人中，有25人是白人，25人是黑人。加油站有一个厕所，每天都有人用，但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白人多少黑人在使用这个厕所，我们不会因为无法确定这个厕所是否被黑人和白人平等使用，就决定把整个加油站关停。我们只需要确保在加油站厕所门口不会有“黑鬼禁止进入”的字样就够了。
这句话充分反映了拜登作为一个法律出身的政客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实际上左右了他此后漫长的政治生涯。比如，拜登一面公开取悦美国国内自由主义左翼知识与文化精英，另一方面却是美国帝国主义战争的坚定拥趸。令许多中国人记忆犹新的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就与拜登关系密切。他当时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投票支持北约东扩与美国武装干涉南斯拉夫战争。
总的来说，一颗昨日之星，却被媒体赋予了引领未来变革的希望，这不免有些可笑，更有些悲哀。最近，我们更是看到，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与投票给拜登的选民之间甚至发生武力冲突，在未来4年内，这种两极化的政治将对美国、乃至美国国际秩序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而西方媒体与文化精英们现在溢于言表的喜悦，未免有点高兴得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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