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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一个儿童，就他存在于自身并为自身存在而言，很难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性别的人。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们的身体首先是一种主观放射，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儿童是通过眼睛和手，而不是通过性器官去认识世界的。男女婴儿经历了同样的出生与断乳过程，他们有着同样的兴趣、同样的快感。开始时，吸吮是他们最大快感的来源；后来经历了肛门期，从排泄功能获得最大满足。他们生殖器的发育过程是相似的，他们以同样的好奇、同样的冷漠，探索自己的身体，从阴蒂和阴茎得到同样朦胧的快感。当这种感受性发展到需要一个客体时，他们便转向了自己的母亲：那柔软、光滑、富有弹性的女性肉体，引起了性的欲望；而这些欲望表现为捉拿。和男孩子一样，女孩子在亲吻、抚弄和爱抚自己的母亲时，也表现出一种攻击性的姿态。他们对刚出生的弟妹，感到同样的嫉妒，并以相似的行为方式予以表现：狂躁、闷闷不乐和遗尿。而且他们用同样的小把戏撒娇，去讨大人的喜欢。直到12岁，小女孩还和她的兄弟一样强健，并且表现出同等的智力；在任何方面，她都可以和他相匹敌。如果说在青春期以前，有时甚至从婴儿早期，在我们看来她的性征就已经决定，那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的本能在直接注定她是被动的、爱撒娇的、富于母性的，而是因为他人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要素。于是她从小就受到灌输，要完成女性的使命。
刚出生的婴儿仅凭内在感受去领悟世界；他还像在黑暗的子宫一样，沉浸在整体的中心；
当他吸吮母乳或奶瓶时，仍被母体的温暖所包围。他一点点地学会了，把事物看做是与他自己不同而又相分离的东西，把它和他自己区别开来。在这同时，他被迫多少有些残忍地脱离了那滋养他的母体。对于这种分离，婴儿有时会作出强烈反应；不论怎样，当分离完成时，也许是在婴儿6个月左右，他通过模仿动作，开始显示出想吸引别人的欲望，而这种动作总有天会变成真正的炫耀。这种态度当然不是有意采取的，但也无须为它的存在设想出一种处境。婴儿直接经历了任何生存者都经历的基本的戏剧性事件，即他与他者的关系。人在经历被解放和被遗弃时，是极其痛苦的。于是，他逃避自由，逃避他的主观性，宁愿在整体的中心失去自我。这的确是他的宇宙和泛神论梦想的起源，也是他渴望遗忘、睡眠、狂喜和死亡的根本原因。一个人永远不会顺利取消他分出来的自我，但至少他希望将非我，en－soi［自在］，固定下来，使自己变成一个固定不变的物。尤其是在受到别人注视时，他感到自己是一种存在物。
必须用这一观点去解释儿童的行为：在肉体形式中，他发现自己是有限的、孤独的，被遗弃在一个陌生世界的荒漠中。他把自己的存在投入一个映像，努力以此补偿这种恶运，而这个映像的真实性与价值，则由别人来确定。看来，当他从镜子里认出自己的映像时（这段时间与断乳大体一致），便可能开始证实他的同一性：他的自我同这个映像完全一致，而且只有在被投射时才能形成。不论镜子实际上是否起了某种重要作用，可以肯定，孩子在接近6个月时，便开始模仿父母，并在他们的注视下，把自己看做客体。这时他已经是一个自主的主体，在向外部世界超越，但他只能以投射的形式遇到自己。
当儿童进一步成长时，他以两种方式反对他最初受到的遗弃。他试图否认这种分离：他冲到母亲的怀里，寻找她那宜人的温暖，要求她给以抚爱。他还试图用别人的赞许，去进行自我确认。在他看来，大人如神仙一般，因为他们有力量赋予他存在。他感受到他们注视的魔力，这注视，使他一会儿变成小天使，一会儿又变成小怪物。他的这两种防卫方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它们相互补充和渗透。他的诱惑企图一旦成功，自我确认感便会通过亲吻和抚爱在肉体上得到证实：这完全是一种儿童在母亲怀抱里、在她慈爱目光下所体验到的单方面的被动幸福感。在三四岁以前，女孩子与男孩子的态度没有差别，他们都想永远保持断乳以前的那种幸福状态；他们都有诱惑和炫耀的行为发生：男孩子像他们的姐妹一样，也想讨大人们的喜欢，逗他们发笑，被他们夸奖。
否认痛苦比超越痛苦更令人愉快，在整体的中心失去自我，比让别的有意识的自我弄得发呆来得更彻底：肉体结合比任凭别人注视所产生的异化更为深刻。诱惑和炫耀，同在母亲怀抱里的单纯放纵相比，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不容易达到的阶段。大人注视所产生的魔力是变幻无常的。孩子假装自已被人看不见了，父母也来玩这个游戏，假装真的看不见他，边找边笑。但他们突然说：“行了，你让我们玩得够心烦了，其实你还是看得见的呀！”孩子说了一句机灵话，父母被逗笑了；可是当他再说这句话时，父母却耸耸肩膀。这个世界和卡夫卡的世界一样，变幻不定且难以预料，每走一步，都会摔跟头，所以许多孩子害怕长大。如果父母不再把他们抱在膝上，或不再让他们睡在大人的床上，他们就会感到绝望。这种肉体挫折使他们会越来越感到，处在孤独凄凉和被人遗弃的境地是非常残忍的——人们面对这一情况永远不会无动于衷。
正是在这个阶段，小女孩第一次显得是个拥有特权的人。第二次“断乳”使母亲的身体从孩子的搂抱中撤了出来，和第一次相比，这一次不那么残忍，过程也比较缓慢。但尤其是男孩子，却一点点地失去了以往所常有的亲吻和爱抚。至于小女孩，则继续得到好言安抚，她可以紧靠在母亲的裙边，父亲则把她抱在膝上，梳弄着她的头发。她穿的衣服可爱漂亮，她的眼泪和任性受到宽容的对待，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的表情和撒娇让大人们感到快活——身体的接触和令人愉快的目光在保护着她，使她免受孤独之苦。相比之下，小男孩连撒娇的权利也没有，他努力进行诱惑，他弄姿作态的举动，只会惹人生气。人们对他说：“男子汉不需要别人吻自己……男子汉不需要拿镜子照自己……
＿．男子汉有泪不轻弹。”人们总想让他当“一个小男子汉”；如果他不依赖大人，自行其事，便会受到大人的赞许。如果他无意讨大人的喜欢，他们便会高兴。
许多男孩子，被作为惩罚送给他们的这种残忍的独立地位吓坏了，他们希望自己也是个女孩子。从前在很小的时候，他们穿的衣服和女孩子一样，后来，他们不得不把女孩子的衣服换成长裤，头发也要剪短，他们为此常常伤心得流泪。也有些男孩子十分固执，硬要做一个女性——这是同性恋倾向的一种表现。莫里斯·萨克斯在《安息日》里写道：“我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女孩子，我对作为一个男性的伟大十分无知，以至想蹲着撒尿。”
但是，如果说男孩子起初不如他的姐妹们受宠，那是因为人们期待他干一番大事业。人们对他的苛求，同时也意味着对他的高度评价。莫拉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他曾嫉妒他弟弟，因为母亲和祖母只对弟弟好言相抚。父亲拉着他的手，从房间里边走出来边对他说：“啊，我们毕竞是男人，我们还是离开那些女人吧。”男孩子终于相信，他们之所以受到更严格的要求，是因为他们是优越的。为了赋予他将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人们逐渐向他灌输了对男人身份的自豪感。这个抽象观念对他来说有一个具体表现：他的阴茎就是它的化身。他对他那又小又懒的性器官的自豪感，不是自发地体会到的，而是通过周围群体的态度体会到的。母亲和保姆一直保持着传统，认为男性生殖器和男性观念是一回事。不论因为认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爱情礼物，或是对女人的顺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还是因为见到它在他身上那副十分谦卑的模样，感到已经进行了报复，她们都非常得意地对待小男孩的阴茎。曾向我们叙述了高康大的保姆们对他阴茎的种种捉弄和评论，历史上也曾记载了路易十三的保姆们的类似做法。就连端庄的女人也给小男孩的性器官起绰号，和他谈到它时，仿佛在谈一个既是他又不是他的小人：就像前面说过的，她们把它变成了“第二自我，它通常比本人更聪明伶俐，更诡计多端”。
从解剖学上看，阴茎倒是很适合充当这个角色；它自由自在，突于身体之外，就像个天然的小玩物和小木偶似的。所以，大人们在赋予阴茎以价值时，也在提高男孩子的身价。有一位父亲告诉我，他有一个儿子都3岁了，还在蹲着撒尿，整天和他的姐妹和表姐妹们呆在一起，是一个又怯懦又郁郁寡欢的孩子。有一天，父亲带他上厕所时说：“我现在就让你看着男人是怎么撒尿的。”后来，这个孩子对站着撒尿感到骄傲，还嘲笑女孩子们“从一个小洞洞里撒尿”。导致他这种傲慢态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女孩子们缺少某个器官，而在于她们没有像他那样，被父亲单独挑出来予以指导。所以，阴茎并未在象征着一种直接优势，因而引起孩子的优越感，相反，对阴茎的高度评价似乎是对第二次“断乳”苦难的一种补偿，而这一补偿是大人们发明的，后来又为男孩子所热情接受。男孩子会因此受到保护，不再对自己失去婴儿地位和未变成女孩子感到遗憾。他以后会让他的性器官成为他的超越性和他引以自豪的主权的化身。
小女孩的命运则很不相同。对于她的生殖器，母亲和保姆们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值得敬畏和敏感的地方。她们不让她去注意那个除了覆盖物什么也看不见的、不能握在手里的神秘器官。在某种意义上，她根本没有性器官。她并未体会到这种欠缺是一种缺陷；她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十分健全的。但是，她又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与男孩子并不相同，而且她认为种种因素足以使这种差别演变成一种劣等性。
没有什么问题能比有名的女性“阉割情结”，更可以引起精神分析学家们的广泛讨论的了。
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今天都会承认，由于情况不同，阴茎嫉妒的表现方式也多种多样。首先，许多小女孩多年一直不了解男性的人体结构。对这样一个孩子来说，她觉得正如天上有太阳和月亮，地上有男有女其实是很自然的：她所理解的只不过是字面的意思，她的好奇心最初还不具备分析能力。对许多别的女孩子来说，这块悬在男孩子两腿之间的小肉，毫无意义甚至可笑。它的奇特，和有人穿的衣服或留的发型的奇特，没有什么两样。小女孩往往在刚刚出生的小弟弟身上第一次看到阴茎，正如海伦·多伊奇指出的：“在小女孩的年龄还很小时，她对小弟弟的阴茎并没有多深的印象。”她说，例如有一个一岁半的小女孩，第一次看到阴茎时无动于衷，觉得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时，阴茎甚至被看成畸形物：这种派生物悬在身上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途，和瘤子、乳房或肉赘一样，只能引起厌恶。当然，在许多情况中，小女孩对兄弟或小朋友的阴茎确实感兴趣，这也是事实，但这并不是说，她真的在性的意义上对它感到嫉妒，也谈不上她深受缺乏这一器官的影响。她希望自己也有一个阴茎，但这只停留在表面上。
毫无疑问，对于儿童们来说，排泄功能，尤其是排尿功能，是十分有趣的。尿床常常是对父母明显偏爱另一个孩子的一种抗议形式。有些农村的男人蹲着撒尿，也有些农村的女人站着撒尿；除了别的原因，这也是由于许多农民的习惯。但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习俗一般要求文人坐着或蹲着撒尿，而把站立姿势留给男性。这种差异对小女孩构成了最明显的两性差别。她撒尿时必须蹲下，露出屁股，因此要躲藏起来：这是一种既不体面又不方便的程序。
这种羞耻感，往往因女孩子，例如在笑得太厉害时，小便失禁而增强。一般来说，她的控制能力不如男孩子强。
对男孩子来说，排尿功能犹如随随便便玩的游戏，具有所有能行动自如的游戏所特有的魅力。阴茎可以操纵，能给人以活动的便利，而这是孩子最关。动的一件事。小女孩看见男孩子撒尿时会羡慕地喊道：“这可真方便呀！”尿流可以随意变换方向，并且可以射到很远的地方，从而给男孩子带来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弗洛伊德曾说过“早熟的撒尿便畅者野心勃勃”，斯特克尔则理智地讨论过这个公式，但的确如凯伦·霍妮所说：“无所不能的幻觉，特别是虐待狂者无所不能的幻觉，往往和男性的尿流有关”；这些幻觉，在有些男人身上长久不衰，对孩子则起着重要作用。亚伯拉罕说过，“女人在用水管浇灌花园时，获得巨大的快感”；
我的看法与萨特和巴切拉德的理论一致，认为把水管看成阴茎，并不一定是产生这种快感的根本原因，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明显如此。喷向空中的每一股水流，都好像是一种奇迹，是对地球引力的挑战：指挥它，驾驭它，是对自然法则赢得的一场小小的胜利。无论如何，小男孩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天天可以进行的、他的姐妹们所不能从事的娱乐活动。通过尿流，他可以与水、大地、兽药、雪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形成许多种关系。有些小女孩也希望能分享这些体验，她们仰面躺着，试着向上撒尿，或练习站着撒尿。根据凯伦·霍妮的看法，她们还羡慕男孩子撒尿时可以不怕别人看见。霍妮说：“有一个病人，碰见一个男子在街〔撒尿，突然叹道：‘要是我能向上帝乞求一件礼物，就让他送给我男人那种撒尿的能力吧，哪怕我这辈子就一次也好。”许多小女孩认为，男孩子有权触摸他的阴茎，就好像在玩弄一个好玩的东西似的，而她们的器官却是一个禁忌。
由于这种种因素，许多女孩子似乎都渴望能有一个男性性器官，这一点已为精神分析学家做的大量调查和收到的隐私报告所证实。哈夫洛克·埃利斯援引S·E·杰利夫博士的病人齐尼娅的话说：“喷出来的水柱或水花，尤其是从花园长长的水管喷出来的，对找总是有很强的暗示性，使我想起小时候看见我兄弟，甚至别的男孩子撒尿时的动作。”一位叫个十的记者女士告诉埃利斯：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她非常想摸男孩子的阴茎，想像这种行为一旦与撒尿相关时的情景。有一天，她在花园里握住了一根水管。“简直如握住阴茎一样令人愉快。”
她断言阴茎对她没有任何性的含义，而且她也仅仅知道它有排尿功能。哈夫洛克·埃利斯讲的弗洛莉的例子非常有意思（后来斯特克尔分析了这个例子），这里我详细摘下一段：
这个女人非常聪明，喜欢艺术，很活跃，生理正常，不是同性恋者。她说，撒尿在她小时候起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与她的兄弟们一起玩撒尿游戏，他们尿湿了双手，一点也不嫌弃。“我对男性优越的最初想法，与撒尿有关。我自然感到愤愤不平，因为我竟然缺少这样一个又美又有用的器官。任何一个没有壶嘴的茶壶，都不会感到如此凄惨。我不需要任何人向我灌输男性重要和优越的理论。我面前就有永恒的证据。”她在乡间撒尿时感到极大的快感。
“没有什么声音能比尿流落在树林深处啪啪作响的树叶上的声音更动听的了，她仔细看着它往下渗。她尤其想往水里撒尿”［许多小男孩也是这样〕。弗洛莉抱怨，她的灯笼裤使她无法尝试她想做的各种试验，但常常，在乡间散步时，她想尽可能地强忍着，可到后来还是突然站着尿了出来。“我可以清楚地记得，这种不准许做的乐事给我带来的奇特而美妙的感觉，也记得我站着撒尿时的惶惑感。”根据她的看法，孩子们的衣服式样，一般对女性心理产生重大影响。“我烦恼的根本原因不仅是撒尿时不得不解开内裤，然后怕尿湿前面必须蹲下；撒尿时必须把下面的衣服移到能够露出屁股的地方，这在我早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觉得女孩子的排尿功能与屁股有关。在我的印象中，两性的最明显界线，两性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男孩子可以站着撒尿，而女孩子则必须蹲着撒尿……我最早的羞怯感，更多地不是与前面有关，而是与后面有关，大概就是因此造成的。”在弗洛莉的例子中，所有这些印象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她父亲常常把她打得血流满面，保姆也曾一度因要她站着撒尿而打她的屁股。她被受虐狂的梦和幻觉纠缠不休，经常仿佛看见自己在众目股股之下挨学校老师的揍，不得不违背意愿去撒尿；“这种念头给人以一种奇特的满足感。”15岁时，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在一条没人的街上，站着撒了尿。“在试图分析我的各种感觉的时候，我认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对站着撒尿，以及因此不得不尿得那么远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使这件事显得非常丢人现眼，即使用衣服遮盖着。按平常的姿势，撒尿时也必须避开人。我小时候也站着撒尿，那时不可能尿得多远。但我15岁时已经长高，这时一想到能不由自主地尿得那么远，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羞耻感（我敢肯定，那些在朴茨茅斯从厕所惊恐逃出来的女士们，一定会认为这种情形是非常下流的：一个女人跨过船形的陶瓷便池，然后叉开双腿，拨开衣服，站在那里撒尿，不知羞耻地让尿水就这样一直地落了下来）。”她在20岁时，又有了一次这样的体验，后来经常重复。想到可能被人突然撞见，想到无法停止这种做法，她便产生了一种羞耻与快乐相混合的感觉。尿水似乎是不随我意，自己从身上流出来的，然而却比我随意撒尿给我带来更大的快感［黑体是弗洛莉所加］。这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在受决定一个人行动的某种无形力量的左右——是一种纯粹的女性快感，一种微妙的诱惑……在那种以强大威力逼你就范的激流中，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后来，弗洛莉产生一种鞭笞性冲动，它总是与撒尿魔念有关。
这个例子十分有趣，因为它揭示了儿童体验的某种基础。但是，使这一基础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显然是特殊的环境。对正常发育的小女孩来说，男孩子的排尿特权的影响显然并不重要，不会直接引起自卑感。追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假定，仅仅由于发现阴茎，就会给小女孩造成心理创伤。这种假定极大地误解了儿童的心性。这种合性，远不如他们假定的那么有理性，它既分不清事物的种类，也不受矛盾的困扰。小女孩看见阴茎时宣称：“我也有过一个”，或“我也会有一个”，甚至“我也有一个”，这种判断并非是不可信的。存在与非存在并不相互排斥，如他画的图画所表明的，儿童并不那么相信他眼睛所看见的东西，而更相信他已完全排好的图形。他常常不看就画，所以任何时候他的感觉都受他置人感觉的东西的极大歪曲。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索绪尔援引了卢奎特的这个重要观察：“一张草图一旦被认为是画错了，仿佛它就不存在了。儿童实际上不再去看它，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一张取代它的新草图迷住，正像他毫不在意地在纸上偶然画出的线条一样。”男性的人体造型强壮而有力，经常吸引着小女孩的注意力，她实际上不再看自己的身体。索绪尔举了一个4岁小女孩的例子，她在想和男孩子一样站在大门口撒尿时说，她希望自己也会有“一个又长又小又会喷水的东西”。接着她又硬说，她以前也有过阻茎，不过现在没有了。这和皮亚杰所描绘的儿童“参与”意识相吻合。小女孩很容易相信，所有的孩子出生时都有一个阴茎，但后来父母把一些孩子的阴茎割掉了，使她们变成了女孩子。这种想法使儿童的人为论得到满足，女孩子把父母视若神明，如皮亚杰所说，“认为他们是她一切的来源”，最初并不觉得阉割是一种惩罚。
为了让小女孩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受挫感，必须让她由于某种原因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如海伦·多伊奇恰当指出的，像看到阴茎这样的偶然事情，本身不会影响心理发展。她说：“看到男性器官可以造成心理创伤，但只能在预期会造成这种后果的一系列早期体验先于存在的条件下。”如果小女孩发现不能用手淫和裸露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父母对她的自体性冲动（auto－eroticism）进行压抑，如果她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她兄弟那么多的爱和夸奖，她就会把这种不满投射到男性器官。“小女孩如发现自己的身体结构与男孩子有差别，就足以证实她以前所感到的需要；可以这么说，她使这种需要合理化了。”而阿德勒则明确坚持这一事实：父母和朋友作出的评价，赋予男孩子的尊严，在小女孩看来，都是阴茎引起的。人们认为她的兄弟是优越的，她的兄弟自己也为他的阳刚之物感到无比自豪。所以她嫉妒他，并有一种受挫感。有时她怪罪于母亲，偶尔也怪罪于父亲。或者，她可能责怪自己发育得不健全；或者，她可能认为，她的阴茎藏在身体里，总有一天会露出来的，以此聊以自慰。
但是，即使少女没有对阴茎感到十分嫉妒，缺少这一器官对她的命运也肯定会造成深刻影响。男孩子得到的主要好处是，由于有一个既能看得见又能抓得住的器官，他至少可以用它部分地确认他自己。他把他身体的神秘与威胁投到外面，从而可以和它们保持一定距离。
的确，他也觉察到了与阴茎相关的危险，他担心它被割掉。但是，这种恐惧和小女孩对她的“内部”所感到的无限恐惧相比，和往往会伴随一生的恐惧相比，还是容易克服的。小女孩非常关注自己体内发生的一切，在她的心目中，她从一开始就不如男性那么透明，更深地陷于生命的朦胧神秘之中。因为有一个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第二自我，小男孩可以大胆表明主观态度。而那个他把自身投射进去的客体，则变成了自主、超越和权力的象征。他测量自己的阴茎有多长，和小伙伴们比赛谁尿得更远。后来，勃起和射精会成为满足和挑战的理由。但是，小女孩身上的任何部位都不可能成为她自己的化身。要弥补这个缺憾，把自己看成第二自我，就需要给她一个外来的客体——布娃娃。应当注意，poupee［布娃娃〕这个词，在法语也有包扎受伤的手指的意思。一个被包扎的手指，和其他手指是有明显区别的，孩子既觉得它有趣，又为它感到自豪，在对它说话时表明了认同过程的迹象。但是，这个带有人面的小雕像，或者没有人的面孔的谷穗甚至一片水头，对女孩子来说，也极其令人满意地取代了那个替身，那个天然的玩物：阴茎。
这中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布娃娃一方面代表整个身体，另一方面又是被劫客体。所以小女孩和它完全认同，同时又把它当成无活力的特定客体。男孩子是通过阴茎寻找作为自主主体的自我的，而小女孩则在溺爱、打扮她的布娃娃，就像她梦想自已被溺爱和打扮那样。另一方面，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奇妙的布娃娃。通过赞美与责备，透过形象与言辞，她懂得了美与丑这两个词的含义；她很快就明白，要讨人喜欢，她就必须“美丽如画”。她想让自己如画一般美丽，她穿着花哨，对着镜子琢磨不已，和公主仙女比来比去。在充满孩子气的卖弄风情方面，玛丽·巴什基尔切夫提供了极生动的例子。她断乳很晚，大约在3岁半；因此她在四五岁时，强烈感到需要夸奖和为别人活着；这不是偶然的。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断乳的震动肯定非常强烈，她一定会更加热切地希望补偿这种强加于她的分离。她在日记里写道：
“5岁时，我穿上母亲的有花边的衣裳，头上插着花，到客厅去跳舞。我就是大舞蹈家帕蒂帕，全家人都在那里看着我。”
这种自恋在小女孩身上出现得是如此之早，对以后她做女人的生活所起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人们很容易认为它是出自神秘的女性本能。但是，如前面所说，实际上决定她态度的并不是解剖学上的命运。与男孩子显然不同，这是一个她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承认的事实。
拥有阴茎肯定是一种特权，然而，在儿童对它的排泄功能失去兴趣并开始进入社交生活时，它会自然贬值。如果儿童八九岁以后仍认为它有价值，那是因为阴茎已成为男人气质的象征，而这一气质为社会所重视。实际上，教育和环境在这方面的影响非常重大。所有的儿童都想通过诱惑和炫耀来补偿因断乳而造成的分离。男孩子只能超越这一状态，把注意力指向阴茎，因而才摆脱了自恋。而小女孩则更坚定了把自己变成客体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年龄较小的所有儿童中普遍存在。布娃娃倒是可以帮忙的，但不再起决定作用。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玩具熊，或者喜欢可以把自己投射进去的木偶。在他们的全部生活过程中，每一种因素，阴茎或市娃娃，都有其重要作用。
所以，作为“女性化”女人本质特征的被动性，是一种从她小时候发展而来的特性。但是，如果说它与生物学事实有关，那就错了。它实际上是教师和社会强加于她的命运。男孩子的很有利的地位在于，他的和他人相关的生存方式，使他能够坚持他的主观自由。他接受的生活训练的目的在于自由地向外部世界运动。他和别的男孩子比坚强，比独立。他瞧不起女孩子。他爬树、打架，玩粗野游戏。他觉得他的身体是支配自然的工具，是战斗的武器。
他为他的肌肉骄傲，犹如他为自己的性器官骄傲。在游戏、运动、打架、挑战和角斗中，他学会了有条不紊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吸取了暴力的严重教训。他从小就学会了挨揍、蔑视痛苦和有泪不轻弹。他行动，他发明，他挑战。当然，他也会考验自己，仿佛他是另一个人。他向自己的男人气质挑战，结果造成许多与大人和别的孩子有关的问题。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他对他客观形象的关心同他通过具体设计实现自我的意志之间，没有根本的对立。他是通过行动（doing）创造自身生存的，两者是一回事，是同一种活动。
相反，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being－the－other）
的冲突。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所以，她应当放弃自主的权利。她被当成活的布娃娃看待，得不到自由。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她认识、把握和发现周围世界的自由越少，她对自身资源的开发也就越少，因而就越不敢肯定自己是主体。假如在这方面受到鼓励，她会表现出和男孩子同样的活力、同样的好奇、同样的开拓精神、同样的坚强。如果把女孩子当成男孩子培养，有时的确会发生这种情形。
这时她会避免许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做父亲的更喜欢让女儿受到这种教育。在男人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女人，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女性缺陷。然而习俗却反对这样做。据我了解，在农村父亲强迫三四岁的小女孩穿裤子。别的孩子都在嘲笑这些小女孩：“她们到底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并提议用检查身体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受到挖苦的小女孩央求父亲能让她们穿女孩子的衣服。除非过一种非同寻常的孤独生活，否则，即使父母赞成，小女孩的男孩子生活方式，也会让周围的人和朋友、老师感到震惊。她周围总会有姑姨、祖母外婆、表堂姐妹在抵制她父亲的影响。在教育女儿方面，父亲通常只起次要作用。如米什莱所公正指出的，小时候交给女人摆布是沉重压在女人身上的灾难之一。男孩子最初也是由母亲带大的，但她尊重他的男性意识，而他很快逃避了她的影响。与此相反，母亲却一心一意地希望女儿能顺应女性世界。
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母女关系是多么复杂：女儿对于母亲来说，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个人；母亲对女儿既过分疼爱，又怀有敌意。母亲把自己的命运强加给女儿：这既是在骄傲地宣布她具有女性气质，又是在以此为自己雪耻。这种心理过程，在鸡奸者、赌徒和吸毒者身上，在所有对自己属于某个特定团伙既感到自豪又感到耻辱的人们身上，也可以发现：
他们热情地劝人改变信仰，努力网罗新的追随者。所以，如果女孩子受到女人的培养，女人就会努力把她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女人，就会表现出交织着傲慢与怨恨的热情。即使母亲的心胸比较宽阔，真心实意地为女儿谋幸福，通常她也会认为让女儿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这样，就会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所以女儿只能和小女孩一起玩，她被交给女老师负责管教，她生活在年长的女人中间，如古希腊女人生活在闺房里。书籍和游戏都是为她特别选定的，以便引导她步入指定的领域。她耳中灌满了女性智慧的格言，人们强烈要求她有女性美德。人们教她烹饪、缝纫和持家，以及怎样保养容貌，怎样保持魅力，怎样才显得端庄。她的穿着浮华而又不便，必须处处留神；她的发式入时；人们还为她制定了行为规范：“站着时要笔直，走路时不要像只鸭子”；为了培养优雅的风度，她必须对自然的动作加以约束；人们告诫她说，她的举止不要让人以为她想做个男孩子，不许参加激烈的运动，更不许打架。总之，人们强迫她变成仆人和偶像，如她的女长辈那样。如今，由于女权主义的广泛影响，人们越来越普遍地鼓励少女受教育，投身于体育运动。但是，如果她在这些领域得不到成功，会比男孩子更容易得到谅解。要成功是很难的，因为她必须去完成另一项事业：无论如何，她必须同时做一个女人，不应当失去女性气质。
当年龄非常小时，女孩子会比较容易听任这种种摆布。儿童一般只限于做戏和梦想，假装是什么人，假装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一个人只关心想像中的成就，那么扮演什么角色和实际上是什么人是分不清楚的。小女孩可以用未来的希望去补偿男孩子的当前优越地位。这种希望是她做女人的命运所固有的，并且已经实现于扮演中。由于她至今还只了解她的童年世界，最初她认为母亲比父亲更有权威。她认为这个世界是母权的世界，她模仿母亲，用她来确认自己，甚至经常颠倒两个人的角色：“当我是大人，你是小孩时……”她喜欢这样对母亲说。布娃娃不仅是她的替身，也是她的孩子。这两种功能并不相互排斥，因为真实的孩子也是母亲的第二自我。每逢责备、惩罚布娃娃时，她又安慰布娃娃，她一边像在母亲面前似的替自己辩解，一边又让自己表现出母亲的尊严：她把母亲和女儿这两种身份集于一身。她向市娃娃倾诉自己的心事，她抚育着布娃娃，她对布娃娃行使着最高的权威，有时甚至撕掉它的肢体，打它，折磨它。就是说，通过布娃娃，她感受到主观的肯定和确认。母亲也往往参与这种想像生活：孩子和母亲一起扮演布娃娃的父亲与母亲，形成没有男人的一对夫妻。这里同样不存在天生的、神秘的“母性本能”。小女孩确认了照看孩子是母亲的职责，她就是这样被教育的；她听的故事，看的书籍，以及小时候的全部经历，全都证实了这一想法。人们鼓励她感受这种未来财富的魅力，送给她布娃娃，以便让这些价值今后能有具体的表现。她的“使命”深深铭刻在她的心中。
由于认为生育是自己的命运，也是由于她比男孩子对自己的“内部”感兴趣，小女孩对生殖奥秘尤其感到好奇。她很快就不再相信婴儿是从卷心莱里生出来的，是从医生的皮包里取出来的，是由鹳带到人间来的。尤其是如果有了弟弟和妹妹，她马上就会明白，婴儿是从母亲的身体里生出来的。况且，现代的父母不像以前把生殖搞得那么神秘。一般来说，小女孩不是恐惧，而是惊奇，因为她认为这种现象不可思议。她目前还不完全理解生理学上的含义。最初她没有意识到父亲所起的作用，只以为女人是由于吃了某种食物才怀孕的。这种假设是传说中的一个主题（在故事里，王后吃了某种水果，或吃了特殊的鱼，就生下了一个小女孩或一个可爱的男孩），后来这个主题使某些女人认为生殖与消化系统有关。这些疑问和发现都让少女十分感兴趣，有助于丰富她的想像力。我下面将举出荣格的一个典型实例。这个实例与弗洛伊德大约在同时分析的小汉斯实例，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安娜快到3岁时，开始问婴儿是从哪里来的。有一段时间她认为他们是小天使。她在4岁时有了一个新的弟弟，这以前她似乎没有注意母亲在怀孕。她在祖母家住了几天，回来后对这个刚出生的婴儿感到妒忌。她用各种方式捣乱，经常责怪母亲没有同她讲实话，因为她怀疑母亲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一直在说谎。
她问，自己会不会变成母亲那样的女人。她在夜里叫醒父母，说她听说过地震的事，很害怕，并且问了有关地震的问题。有一天，她直截了当地问，她弟弟出生前呆在哪里，为什么不早点出来，以及类似的问题。她似乎很愿意听到，她弟弟像植物一样长在母亲的身体里。但她又问，他是怎么出来的，因为他不会走路，是不是母亲胸脯上有一个洞，等等。后来她说，她知道是鹳把婴儿带到人间来的，但她不再为地震的事感到担忧。没过多久，她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就问他的身体里是否也长了植物。她梦想，这些小动物是从她的诺亚方舟下面的小洞里掉出来的。她把布娃娃放在裙子下面，然后让它“出来”。她对父亲的作用疑惑不解。有一天，她扒在他的床上，踢着双一腿，问爸爸是不是这样做的。后来，她把一些种子种在花园里，之后又问，眼睛和头发是否也是这样种在头上的。她父亲解释说，在孩子发育以前，它们像细菌那样存在着。她问她的小弟弟是怎样进到妈妈身体里的，是谁把他种在那里的，他是怎么出来的。她父亲问她是怎么想的。她指了指自己的性器官。父亲说她想得对。但是，她仍然想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于是父亲解释说，是父亲提供了种子。这回她似乎满意了。她在5岁时，差不多知道了所有的一切。后来她再不为这件事烦恼了。
这段经历很典型，不过通常小女孩对父亲的作用不会问得那么准确，或者父母会对此避而不答。许多小女孩把枕头放在裙子下面，装成怀孕的样子，或用裙摆裹着布娃娃散步，或把它放在摇篮里，还可能给它喂奶。和女孩子一样，男孩子对做母亲的奥秘也感到困惑不解。
孩子们都对“深处”想入非非，认为事物内部藏有神秘的财富。他们都对刀鞘之类的东西，对大布娃娃套着同样的小布娃娃，对大箱子套着小箱子，对大画里画着同样的小画，感到不可思议。他们都喜欢观看绽开的蓓蕾，出壳的小鸡和浮在水盆开着的“日本花”。当一个小男孩打开一个复活节彩蛋，发现里面塞满了小糖球时，会高兴地叫道：“啊，真像个母亲！”人的身体里居然可以有一个婴儿，这真像变戏法似的奇妙无比。母亲仿佛有了神奇的魔力。许多男孩子为没有这种特权感到遗憾。日后，如果他们偷走鸟蛋，践踏幼苗，发疯似的摧残周围的生命，那是对他们无法创造生命进行报复。而小女孩一想到有一天她会创造出生命，就会感到快活。
这种希望在与市娃娃的游戏中得以具体表现。除此之外，家庭生活也为小女孩提供了自我表现的其他可能性。大部分家务劳动是年龄很小的孩子力所能及的。如擦洗、扫地、剥菜、为婴儿洗澡、照着锅里煮的东西之类的活儿，人们通常不让男孩子去做，却允许他的姐妹去做，甚至要求她们去做。尤其是大姐，经常在这样分担着母亲的家务。不论是为了方便，还是由于敌视和虐待，母亲都因此摆脱了许多负担。女孩子就是这样被迫过早地顺应了严肃事务的世界。这当然有助于表现她的女性气质，但也剥夺了她的快乐和自由以及童年的无忧无虑。她过早地变成了女人，过早地知道了这一地位强加于人的种种限制。她进入青春期时已像个成年人，从而给她的经历留下了特殊的印记。一个孩子，如果承担过量的劳动，就很可能变成一个早熟的奴隶，注定要过没有快乐的生活。但是，如果让她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会自豪地认为自己和大人一样有能力，并且乐于分担大人的责任。这种分担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女孩到主妇没有多远的距离。一个职业上有所专长的男人，是在学徒期间离开童年阶段的。所以，小男孩觉得他父亲的活动十分神秘，他在心目中根本无法勾勒出他即将成为的那个男人，将有怎样的形象。相反，对女孩子来说，母亲的活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她的父母所说，“她已是个小妇人了。”有时人们也会认为，女孩子比男孩子早熟。其实，如果说她比较接近成人阶段，那是因为大多数女人的这个阶段，照传统看法仍多多少少是一个幼稚的阶段。实际上女孩子也意识到自己是早熟的，她为自己在更小的孩子们面前扮演小母亲的角色感到自豪。她很喜欢让自己变得重要。她说话通情达理，她发布命令，摆出一副优越于小弟弟的架势，她以平等身份和母亲谈话。
尽管有这些补偿，她在接受自己的命运时仍不无遗憾。她在成长时妒忌男孩子的活力。
父母和祖父母们，可能很难隐瞒他们想要个男孩子而不愿要个女孩子这一事实；或者，他们可能对男孩子表现出比女孩子更多的疼爱。有关调查清楚表明，多数父母更愿意要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人们同男孩子讲话时，态度更认真、更尊重，男孩子享有的权利也更多。男孩子自己也瞧不起女孩子；他们自己玩自己的，不许女孩子入伙；他们辱骂女孩子，比如叫她们“娇气鬼”等，于是又引起了小女孩的潜在耻辱感。在法国，男女合校的男孩子班级，有意欺负和刁难女孩子班级。
如果女孩子想同男孩子斗争，捍卫自己的权利，就会受到非难。她们之所以对特别属于男孩子的活动倍感妒忌，首先是因为她们自发他渴望展示自己征服世界的力量，其次也是因为她们对判给她们的低下地位表示抗议。例如，她们只能在不许她们爬树、登梯或上屋顶的规矩下受苦。阿德勒认为，高与低的概念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在空间上升的想法，暗示着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性，这点可以在各种英雄神话中看到；登峰造极，就是明显超越了事实的普通世界，成为主权的主体（自我）；攀登在男孩子当中往往是挑战的主要方式。而小女孩，则被禁止参加这类英勇行动，只能坐在树下或山下眼巴巴地看着胜利的男孩子高高在上。此时她必然觉得，自己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低于他们的。如果她在赛跑或跳高比赛中落后，如果在打架时被人摔倒或只当一个旁观者，她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她变得更成熟时，她的世界扩大了，对男性的优越地位也看得更清楚了。认同于母亲常常不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如果说小女孩最初接受了她的女性使命，那不是因为她想放弃自己的权力，相反，这样做是为了支配。她想当主妇，因为主妇群体似乎拥有特权。但如果她的伙伴、她的学习、她的游戏，她读的书把她带出了母性圈子，那么她就会看到，控制这个世界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这一意外发现远胜过对阴茎的发现，它不可抗拒地改变了她对自己的看法。
两性的对应等级，即两性等级制度，首先在家庭生活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逐渐懂得了，即使在日常琐事中没有感到父亲的权威，实际上这种权威也是至高无上的。只是因为它没有屈尊去处理日常琐事，它才显得更有尊严。即使事实上母亲作为一家之主在掌管家事，可一般来说，她仍十分明智地认识到，应当首先考虑父亲的愿望。在重大事情上，母亲都是以父亲的名义，利用他的权威来提出要求，执行奖惩。父亲的生活有着神秘的威望：他在家里度过的时间、他的工作房间、他周围的东西、他的追求。他的嗜好，都是神圣的。他养活着全家人，他是全家人所依靠的一家之主。他通常在外面工作，所以，家庭是通过他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他是那广大、艰难和不可思议的冒险世界的化身，是超越的象征，是上帝。这就是女孩子在父亲那高高把她举起的有力臂膀中，在他那她紧紧依偎的坚实骨架中，所具体感受到的。由于他，母亲被废黜了，就像伊西斯被拉神，大地之神被太阳之神废黜那样。
但是，女孩子此时的处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总有一天会成为和万能的母亲一样的女人——可她永远不会成为主权的父亲；把她和母亲联在一起的纽带是主动的竞争——而在父亲那里，她只能被动地等待着赞许的表示。男孩子以竞争感去考虑父亲的优越地位，然而女孩子在不得不承认它时，既无奈又羡慕。我已经指出，弗洛伊德的所谓恋父情结，并非像他猜想的那样，是一种性的欲望，而是对主体的彻底放弃，在顺从和崇拜中，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如果父亲对女儿表示喜爱，她会觉得她的生存得到了极雄辩的证明；她会具有其他女孩子难以具有的所有种种优点；她会实现自我并受到崇拜。她可能一生都在努力寻求那失去的充实与宁静状态。如果女儿没有得到父爱，她可能会以后永远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该受罚的；或者，她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对自己的评价，对父亲采取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况且，通往世界的钥匙不只是掌握在父亲的手中，在正常情况下，男人一般都享有男人的威望。
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父亲的替身”。祖父、哥哥、叔叔、同伴的父亲、家里的男朋友、男教师、牧师、男医生，他们之所以强烈吸引着小女孩，其直接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男人。成年女人对男人表现出的热情关怀，本身就足以把他捧到受人尊敬的地位。
在小女孩的心目中，每一件事都有助于证实这种等级制度。她所属于的历史的和文学的文化，催她进入梦乡的歌谣和故事，都是对男人的喋喋不休的赞美。是男人建立了古希腊、罗马帝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是男人在世界上探险，发明工具，并开发世界；是男人在统治世界；最后，也正是男人用雕塑、绘画和文学作品，充实了世界。儿童读物、神话、故事和童话，全都在反映那种来自男人们的自尊与欲望的神话。所以，小女孩是通过男人的眼睛发现这个世界，看到自己在其中的命运的。
的确，男性的优越地位是压倒一切的：珀耳修斯、赫丘力斯、大卫、阿喀琉斯、朗斯洛、老法国勇士迪·盖克兰、贝亚尔和拿破仑——这么多的男人，却只有一个冉·达克可以与他们相媲美，可是在她背后，人们却看到了大天使长迈克尔的伟大男人形象！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女名人传记更乏味的了：与伟大的男人相比，她们只不过是些苍白无力的人物，而且，她们大多数人都沐浴在某个男英雄的光辉之下。造夏娃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给亚当做伙伴，她是用他的一根肋骨制成的。在圣经里，真正知名的女人很少：路德（Ruth）只不过是为自己找了一个丈夫；以斯帖为了让犹太人得救，跪在亚哈随鲁面前求情，但她只不过是摩德赛手中的驯服工具；朱迪思倒是比较勇敢，但对祭司百依百顺，而且，她的功绩也让人感到半信半疑，根本无法和年轻的大卫那确定无疑的辉煌胜利相比。非基督教神话中的女神，都是轻佻的或任性的，而且全都在朱比特面前瑟瑟发抖。普罗米修斯从太阳偷来了火种，可谓是一个壮举，可潘多拉却打开了盒子，把罪孽撒向世界。
的确，传说和故事中的女巫和女妖，握有可怕的魔力。此外，安徒生《天堂里的花园》里的风神母亲形象，令人想起最早的伟大女神：她的四个巨人儿子，全都服从她，在她面前诚煌诚恐；当他们行为不规时，她打他们，把他们装在大口袋里。但这些人物没有吸引力。
仙女、海妖和水精则更令人愉快，她们不受男性的支配。然而她们的存在却是模糊的，几乎没有个性。她们干预人间事务，却没有自己的命运：安徒生笔下的小海妖，从变成一个女人那天起，就懂得了爱情的束缚，于是受苦便成了她的命运。
和古代传说一样，在现代小说里，男人也是一位有特权的主人公。德·塞居尔夫人写的书是个奇怪的例外：她的书描绘了一个母权社会，丈夫虽然并非不存在，却在扮演着滑稽角色。但一般来说，和现实世界一样，父亲形象被神圣的光环环绕着。例。妇人冷的女性戏剧性人物，是在父亲的庇护下出场的，父亲在小说中虽然没有出现，却很神圣。在冒险小说中，周游世界的，作为水手进行航海旅行的，在丛林靠野果充饥的，总是些男孩子。一切重大事件，都是由于男人的作用才发生的。现实证实了这些小说和传说的说法。如果少女看到这些内容，如果她听到大人们的谈话，她就会明白，今天和以往一样，仍是男人在主宰着世界。
她所崇拜的政治领袖、将军、探险家、音乐家和画家，都是些男人。无疑只有男人才能在她心中激起热情。
这种威望也反映在超自然世界。通常，由于宗教对妇女生活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小女孩比她的兄弟更受母亲的支配，小女孩也比较容易受宗教的影响。西方宗教中的圣父是一个男人，一个有着男性明显特征的绅士：他蓄着非常漂亮的白络腮胡子。对基督徒来说，基督肯定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他留着长长的棕色胡须。根据神学家们的解释，天使倒是没有性别，但是有男性的名字和年轻男子的英俊容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罗马教皇，主教（人们吻他的戒指），以及做弥撒与布道的、人们跪在黑暗的小屋向他忏悔的神父，他们全是些男人。对虔诚的小女孩来说，她与永恒的圣父的关系，和她与世俗父亲的关系相似。随着前者在想像中的发展，她懂得了更近乎彻底的顺从。其中天主教给少女造成的影响最为混乱。圣母玛丽亚在听完坐在她膝盖上的天使的话以后，回答说：“看哪！主之婢女。”抹拉大的玛丽亚卧在基督的脚边，用她的泪水给他洗脚，用她的头发，她那女人的长长秀发，把脚擦干。
圣徒们跪在地上，表白着他们对杰出的基督的热爱。少女也跪在地上，身上散发着芳香，任凭上帝和天使去注视：这是一种男性的注视。人们往往坚持，在色情语言与女人讲的神秘语言之间，有着相似之处。例如，圣·泰丽莎就是这样写到耶稣：“啊，我最亲爱的，由于您的爱，我情愿在尘世上感受不到您那无法表达的亲吻……但我祈求您，用爱把我燃烧吧……啊，我愿变成您所爱的猎物……”等等。
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感情的流露始终具有性的含义。相反，事实是，女性性欲的发展，充满了女人通常从小就指向男人的那种宗教情感。的确，小女孩在忏悔神父面前所感受到的，甚至独自站在圣坛下面所感受到的颤抖，和她以后在情人的怀抱里将感受到的颤抖非常相似。这就是说，女性爱是这种形式的一种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有意识的自我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越有意识自我的人的客体。而这种被动的快乐，也是徘徊在幽暗教堂的年轻女信徒的一种享受。
当垂首捂脸的时候，她懂得了自我克制的奇迹：她跪在地上，却在向天堂攀登；她向上帝的双臂投降，却被保证和轻盈的云朵与天使一起升天。她正是用这样一种对奇迹的体验，去复制自己的世俗未来的。女孩子也能通过许多别的途径，发现这种未来：每一件事都让她沉湎于投入男人怀抱的白日梦中，以便被超渡到光荣的天国。她很清楚，要得到幸福，她必须被爱；而要被爱，她必须等待爱的降临。女人是睡美人、灰姑娘、白雪公主，她在接受，她在服从。在歌谣和故事里，我们看到，年轻男人为了追求女人而离家出走，甘冒风险。他杀死巨龙，与巨人搏斗。而她则被锁在塔楼中，关在宫殿里，囚在花园或山洞里。她被捆在岩石上，是个俘虏，正在酣睡：她在等待。
Un jbur prince viendra［我的王子总会到来〕……我爱的男人总会出现——民歌里的这些歌词，使她对忍耐和希望充满了梦想。
于是，女人的最大需要就是迷住一颗男性的心。这是所有女主人公所渴求的回报，虽然她们可能是勇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而最常见的却是，除了美貌，不要求她们有别的特长。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少女对自己的身体容貌的关注会如此入迷。不论是公主还是牧羊女，她们只有始终是美丽的，才能得到爱情和幸福。丑陋总是与邪恶残忍地联系在一起，当不幸雨点般地落在相貌丑陋的人的头上时，人们不禁怀疑，这是在惩罚她们的罪恶，还是在惩罚她们难看的容貌？年轻美丽的少女，虽有锦绣前程，最初却往往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布拉邦的热那维也夫（Genevieve of Brabat）和格里赛尔达（Griselda）所写的故事，并不像它们所表现的那么简单。爱情和折磨，在故事中令人不安地搅在了一起。女人只有先跳进不幸的深渊，才可以保证得到最美妙的胜利。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男人，小女孩都懂得，只有最彻底地顺从，她才能变得无所不能：她以受虐为乐，因为受虐答应她征服一切。其雪白的身体在狮爪下鲜血淋漓的圣·布兰丁娜，死一般躺在玻璃棺内的白雪公主，昏睡的睡美人，昏倒的阿塔拉，这一个个遍体鳞伤、被动、受伤。屈膝、受辱的美丽动人的女主人公，都在向她们的年轻姐妹们证明，那殉难、被弃、顺从之美所得到的令人神往的显赫。毫不奇怪，当少女的兄弟在扮演英雄的时候，她十分愿意扮演殉难者：异教徒把她扔给狮子，淫乱的男人拖住她的头发，她的国王丈夫把她放逐到密林深处；她服从，她受苦，她死去，可在她的头上却罩着神圣的光环。德·诺阿耶夫人写道：“当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我就想吸引男人们的爱，使他们感到不安，被他们拯救，死在他们的怀中。”在玛丽·勒·哈尔杜恩的《黑幕》里，我们发现了这些受虐狂的白日梦的典型例子：
7岁时，我不知道用哪根肋骨，造出了我的第一个男人。他又高又瘦，很年轻，穿着袖子拖地的黑缎子衣服。他的金发很长，卷曲得很厉害……我叫他埃德蒙……后来我送给他两个弟弟，查理和塞德里克；
这三个穿着和长相一样的兄弟，使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快活……他们的小脚和漂亮的小手，使我的心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我变成了他们的姐姐玛格丽特……喜欢完全受他们摆布，埃德蒙对我操有生死之权……他稍有借口，就抽打我……他一开口，我就惊恐不已，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是，我的老爷，”但有一种做白痴的快感……当我受的苦无法忍受时，我乞求他的怜悯，吻他的手，这时，虽然我的心终于破碎，我却进入快活得想死的境地。
更多的小女孩虽不那么早熟，却也在梦想，自己已经长大，可以恋爱了。到了9岁或10岁，她会喜欢化妆面部，把胸衣填得鼓鼓的，装成大姑娘的样子。但是，她并不想和小男孩有任何实际的性体验：如果她偶尔和他们躲在一边，玩“相互亮出什么”的游戏，那也只不过是一个性好奇的问题。然而，她的确在梦想某个成年男人是她的性伙伴，不管这个男人是纯粹虚构的，还是确有其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她会满足于默默地爱。我们可以在柯莱特·奥德里的回忆录《回顾》里，找到这种孩子气的白日梦的极好例子。她叙述自己在5岁时第一次发现了爱情：
当然，那和我小时候的小小性快感，比如我跨在一个椅子上，或在睡觉前抚摸自己感到的满足，毫无关心……这两件事，全是我小心地背着别人做出来的……我对这位年轻男人的爱，无非表现在睡觉前想他，虚构着美妙的故事……我相继爱上了我父亲的所有高级职员……他们离去时，我没有感到很伤心，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我梦想的一种借口而已……我上床时，我为自己太年轻、太胆小而报复自己。我做了细致的准备。我能毫不费力地让他浮现在我眼前，但我不得不改变我自己，以至在看到自己时，不再是“我”，而是变成了“她”。首先，我18岁了，而且美丽动人……我有一个精致的糖盒子……我的棕色头发卷得很短，我穿着薄薄的棉布长袍。我们分别了十年。他回来时一点儿也不显老，他一看到这妙不可言的仙子，就神魂颠倒了。她好像记不起他了，她非常坦然、冷漠和机智。我为这第一次相聚，编造了十分精彩的对话。紧接着是误会、非常困难的征服、对他产生失望和妒忌的残忍时刻。终于他被逼到绝路，坦率承认了他的爱。她默默地听着，就在他认为一切都完了时，她突然说她一直在爱着他，于是，他们拥抱了一会儿……我看见他们俩经常相依偎着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听到他们的喃喃细语，同时也感到他们身体接触的温暧。但是，以后的一切就无法想像了，我根本没想结婚那么远。第二天早晨，我在洗脸时想了一会儿。我欣赏着自己涂满肥皂的脸（虽然在别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并不美丽），觉得它很有希望，在把我诱向遥远的未来。但我不能不着急，一旦我把脸擦干，一切全都完了。我对着镜子又一次看着我那平凡而又孩子气的脸，再也引不起兴趣。
游戏和白日梦，把小女孩引向被动。但在变成女人以前，她是一个人。她已经知道，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女人，就必须变得顺从，让自己不健全。如果说顺从还有吸引力，那种不健全则实属可恨。男人和爱情，尚处在遥远而朦胧的未来中。当前，和她的兄弟一样，小女孩也在追求主动和独立。自由的负担对孩子们来说并不沉重，因为它不意味着责任。他们知道，他们在大人保护下是安全的：他们不打算逃走。对生活的强烈自发冲动，对游戏、欢笑和冒险的喜爱，使小女孩认为母性领域是狭窄的、令人窒息的。她很想避开母亲的权威，避开那种在运用时比男孩子不得不接受的任何权威都更亲切、更平常的权威。母亲的权威如柯莱特所生动描绘的“西多”那样，是理解人的、考虑周全的，这种情况的确很少见。在接近病态的情况下，母亲如同野兽，在孩子身上满足自己的支配欲和虐待欲。撇开这种很常见的情况不谈，女儿在母亲面前是一个有特权的客体，母亲在女儿面前要求成为主权的主体。这一要求引起孩子的反抗。柯莱特·奥德里叙述了一个正常的孩子对一个正常的母亲的这种反抗：
我不能和她讲实话，不论看起来我是多么无辜的。因为我在妈妈面前从未感到过无罪。她是一个大要人，而我对她怨恨不已，至今也没排除。我心底有一种残忍的未愈合的伤口，我敢肯定，它一直在发作……我倒不是认为她太严厉，超出了自己的权利，我只是想拼命地说：“不，不，不！”我责怪她，不是因为她的专权、她的命令和禁令，而是因为她想挫伤我的欲望。这种欲望，有时是她直接说出来的，有时是我从她的眼神和语气感觉到的。当她告诉来访的太太们，孩子受罚后更肯听话时，她的话哽咽在我的喉中，使我无法忘却：我既不能把它们吐出来，也不能把它们咽下去。这种愤怒，在她面前是我的罪过，在我自己面前也是我的耻辱（因为她毕竟把我吓住了，而我只能用讲点不恭敬的话，作九点无礼的姿态，来进行报复并引以为荣），但不论怎样，这也是我的光荣：只要这伤口还存在，只要一重复挫伤、听话、惩罚、蒙辱这些字眼，我心里就会充满无言的狂怒——
我不想受到挫伤已有很久了。
当母亲失去自己的威信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种反抗会更加激烈。她是这样一种人：
等待、服从、哭泣和发脾气。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任何尊重。作为受害者，她被人瞧不起；作为泼妇，她令人憎恶。她的命运仿佛是迅速周而复始的典型：
生命在她那里只能不断地重复，不会走向任何地方。她被牢牢地固定在主妇角色上，停止了生存的扩展，变成了阻碍和消极的象征。她的女儿不希望做她那种人，而是崇拜摆脱女性奴役的女人：演员、作家和教师。她渴望参加运动和从事研究；她爬树，撕破衣服，想和男孩子们一争高低。
她通常有一个最知心的好朋友。这种友谊和爱情一样，是排他性的，经常涉及分享性秘密。小女孩们相互交换和讨论她们所能得到的这方面信息。而形成三角关系，其中一个小女孩喜欢上了她朋友的兄弟，这种事屡见不鲜。如在《战争与和平》中，索尼娅就是这样既是娜塔莎最要好的朋友，又在爱着她的哥哥尼古拉。这种友谊在任何情况下都笼罩着神秘色彩，人们普遍会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喜欢有秘密。故弄玄虚经常满足了女孩子的好奇心，作为对这种做法的反应，她把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变成了秘密。拥有秘密也是能让自己显得重要的一种方式，这是她千方百计想得到的：她努力干预大人的事；为他们编造连她自己也半信半疑的故事，而她在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等等。在伙伴们当中，她假装着不起男孩子，就如男孩子看不起她那样。她和她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分离的群体，她们咯咯地傻笑，拿男孩子来开心。
但是事实上，当男孩子平等待她时，她是很高兴的，她想得到他们的赞许。她很想变成那个特权等级的一员。原始部落女人反对男人支配的行为，也通过拒绝接受她的命运，同样表现在每一个新入门者的身上：她的超越性在谴责她荒谬的内在性。她不喜欢受传统礼仪的威胁，不喜欢为衣饰所困扰，不喜欢受家务事的束缚，不喜欢突然停止展翅高飞。在这方面的许多调查，几乎都得出同样的结果：所有的男孩子，和当时的柏拉图一样，都宣称害怕做女孩子；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对自己不是个男孩子感到遗憾。据哈夫洛克·埃利斯统计，每l00个男孩子当中，只有一个愿意做女孩子；75％以上的女孩子，都愿意改变性别。卡尔·皮帕尔的研究（勃杜恩在《儿童的心灵》曾引用过）表明，20个12岁到14岁的男孩子，有18个说，天下什么人他们都愿意当，就是不愿意做女孩子。22个女孩子，有19个想做男孩子，理由是：“男孩子处境好，他们不必像女人那样受罪……我母亲会更爱我……男孩子的工作更有趣……男孩子更愿意学习我会开玩笑吓唬女孩子……我再也不必害怕男孩子了……他们更有自由……男孩子的游戏更有意思……他们不为穿什么而烦恼。”这最后一条，经常重复出现：
大多数女孩子都抱怨，她们的衣服使她们心烦，她们没有行动自由，为了不弄脏自己淡颜色的衣裙，她们必须处处小心。
在10岁或12岁时，大多数小女孩的确是“garcons manques”［男孩子气的女孩子〕。就是说，她们是缺少男孩子的某个部位的孩子。她们不仅觉得这是一种剥夺和不公道，而且还认为，她们被迫处于的那种状态是很不健全的。在女孩子们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了压抑，无所事事的活力变成了神经质。她们的过于娇气的工作，无法耗尽她们的过于旺盛的精力。
她们变得厌倦，由于厌倦并为了补偿自己的低下地位，她们任凭自己去做那忧郁而浪漫的白日梦。她们尝到了这种轻易逃避的甜头，失去了自己的现实感。她们屈服于自己的情感，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她们不是在行动，而是在聊天，在聊天时又把严肃的句子和无意义的词汇混在一起，变成了大杂烩。由于被忽视、被“误解”，她们在自恋的幻想中聊以自慰：她们认为自己是小说中的浪漫式的女主人公，孤芳自赏而又自我哀怜。她们十分自然地变得娇气十足。装腔作势，这些弱点在青春期尤其引人注目。她们的不适，以急躁、发脾气和流泪的方式表现出来。她们之所以喜欢大哭（许多女人后来仍保留着这一癖好），主要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这不仅是对她们严酷命运的抗议，也是引人爱怜的一种手段。小女孩有时对着镜子大哭，以获得双倍的快感。
大多数少女的戏剧性事件，都和她们的家庭关系有关。她们想割断与母亲的联系：她们时而表现出对母亲的敌意，时而留住对得到她保护的强烈需要。她们很想垄断父爱，她们妒忌、敏感、苛求。她们常常编造故事，想像她们的父母并不真的是她们的父母，她们是被收养的孩子。她们把秘密生活归因于父母，冥想他们的关系。她们经常想像，父亲是被误解的、不幸的，他觉得妻子不是理想的伴侣，而女儿却可以成为他这样的伴侣。或者相反，想像母亲认为父亲粗俗、残忍是对的，母亲害怕同他发生一切肉体关系。幻想、表演、孩子气的悲剧、虚假的热情和古怪的行为——所有这一切的起因，不应当到女性的神秘灵魂中去寻找，而应当到女孩子的环境、她的处境中去寻找。
对一个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超越的主体的人来说，发现自身的劣等性原来是固有的先天本质，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对任何把自己看做此者（the One）的人来说，明白自己具有他性和相异性，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当小女孩开始学习在世界上如何生活，领悟到在世界上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时，产生的正是这种体验。她所属于的那个领域，处处受到男性世界的封闭、限制和支配：不论她把自己抬得多么高，到多么远的地方去冒险，她的头上总是有一块天花板，四周总是有墙挡住她的去路。男人供奉的众神在天上是如此遥远，以至对他来说，众神实际上不存在：小女孩却生活在人所扮演的众神中间。
这种处境并不是唯一的。美国黑人就知道，他们被部分融化于一种文明，虽然这种文明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低劣的等级。在理查德·莱特的《土生子》中，比格·汤姆斯在早期生活中所痛苦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决定性的劣等性，这种该诅咒的相异性，而这是他的肤色所注定的：当他看到飞机飞行时，他知道自己作为黑人是不被允许上天飞行的。因为自己是女人，小女孩知道，人们不许她去航海、到极地探险，不许她有丰富多彩的冒险生活和数不尽的快活：她天生与此无缘。在黑人和女人之间有着一个重要的差别：黑人在服从时会有一种反抗感，没有任何特权会补偿他们的严酷命运；而在女人面前却有一种共谋的诱惑。我早就想到过这一事实：和想获得主权自由的主体的真实要求一起出现的，还有生存者对顺从和逃避的非真实渴望。被父母、教育者、书籍与神话，以及女人与男人所虚构出来的被动快活，似乎很值得少女向往。她从小就受到教导要享受被动的快活。这种诱惑越来越阴险。随着她的超越的飞翔撞到更坚硬的障碍物上，她必然更加不幸地屈服于那种快活。
但是，女孩子如此接受她的被动角色，也就等于同意不加反抗地服从从外部强加于她的命运，这种灾难使她恐惧。年轻的小伙子，不论他是有抱负的，还是无所用心的和胆怯的，都会面向开放的未来。他会当一名海员或工程师，他会留在庄园或跑到城市，他会周游世界和变成富翁；他会感到在面对充满未知的未来时，自己是自由的。少女会成为妻子、母亲和祖母。她会像母亲那样理家，像小时候自己受照顾那样去照顾她的孩子——她只有12岁，可她的故事已在天国里写好了。她用不着虚构，每天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故事。当她沉思这种每个阶段都可以预见的、每天都在不可抗拒地向之迈进的生活时，既感到奇怪又感到恐惧。
这解释了为什么小女孩比她的兄弟，对性神秘更为关注的原因。的确，男孩子们对这些事情也很感兴趣。但是，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将来他们要担任的丈夫和父亲的角色。而对女孩子来说，结婚和做母亲却会涉及到她的整个命运。从她开始隐隐感到它们的秘密那时起，她的身体就仿佛受到了可恶的威胁。母性的魔力已经消失：不论女孩子得到消息的途径是否得当，不论是早还是晚，她总会知道，婴儿并非是偶然来到母体的，也不是由于挥舞魔杖才出现的。她会不安地扪心自问。通常，她不再会觉得自己体内生出一个寄生体有什么美妙，反而觉得可怕。一想到这怪异的隆起，她就会充满恐惧。
婴儿是怎么生出来的？即使没有人告诉过她分娩时的哀嚎和痛楚，她也会偶尔听到这类议论，或读过圣经的这句话：“你将在悲痛中生出孩子。”她对这种无法想像出细节的折磨，有一种预感。她设想在肚脐附近动个奇怪的手术。如果她假定胎儿是从肛门生出来的，她便会因此感到不安：据了解，当小女孩们自以为发现了出生的过程时，她们会患心理性便秘症。
准确的解释也将无济于事。隆起、撕裂和出血时的情景，将会始终缠在她的心头。少女的想像力越丰富，就越会受这些情景的折磨，而且没有一个少女能在它们面前不瑟瑟发抖。柯莱特说，她母亲在读完左拉对出生的直白的、细致的、令人震骇的描写后，发现她晕了过去。
即便是大人们一再作出保证，也不会使孩子安心。因为她正在长大，她懂得不要再相信大人们的话，而且往往在生殖这类问题上，她还发现他们在说谎。她也知道，他们认为最可怕的事情是正常的。如果她受到某种强烈的肉体打击——切除扁桃腺、拔牙、割开瘭疽——
她会把这些铭刻在心的痛苦，投射到未来的分娩上。
怀孕和分娩的肉体性质，会马上让人联想到夫妻之间发生的“某种肉体上的事情”。经常出现在“同血儿”、“纯血儿”、“混血儿”这类说法中的“血”字，有时会给孩子们的想像以启示。比如，他们可能会假定，婚姻包括输血的某种庄严仪式。但更常见的是，认为“某种肉体上的事情”和大小便器官有关。孩子们尤其倾向于认为，男人把尿撒进了女人的体内。
性行为被认为是肮脏的。这使被严禁做“肮脏”事情的儿童感到极其困惑：大人们怎么会认为这种事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最初，儿童对所发现的荒谬无动于衷：他弄不懂他听到的、读到的或写下的东西的意义，在他看来，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在卡森·麦库勒斯的那本非常有趣的《参加婚礼的人》中，年轻的女主人公撞见一对房客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可是这种十分反常的情况，并没有让她觉得有多么重要：
那是一个夏日的星期天，玛罗夫妇的房门敞开着。她只能看到房间里的一部分，只能看到部分衣服和上面有玛罗太大胸衣的那个床腿。然而，安静的房间里，有一种她无法分辨的声音。她走到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不禁大吃一惊，撒腿就往厨房里跑，并且大声喊道：“玛罗先生发疯了！”贝林尼丝急忙穿过房厅，朝前房看了一眼，然后噘着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弗兰基想问贝林尼丝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贝林尼丝只回答说，他们是普通人，还说，既然家里还有别人，他们至少应该懂得把门关好。尽管弗兰基知道这个别人指的是她，可她还是不理解。他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疯？她问。但贝林尼丝只想回答：小家伙，那只是一种很平常的疯。弗兰基从她的口气知道，对这件事，她还有别的设告诉她。后来，她只记得玛罗夫妇是普通人……
当人们警告孩子们不要接触陌生人，或向他们解释性事件时，很可能会提到病人、躁狂者和精神病患者。如果女孩子在电影院被坐在旁边的人摸了一下，或者在路上看见一个裸露自己的人，她会认为她碰到了一个疯子。当然，遇到精神病是件令人不快的事：癫痫的发作、歇斯底里的爆发或大吵大闹，会扰乱成人世界的秩序，看到这些的孩子会感到受威胁。然而，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正如存在着一些乞丐、残疾人、浑身长疮的病人那样，也存在着一些反常者也不能加以扰乱的社会基础。只有父母、朋友和老师被怀疑暗地里搞恶魔崇拜时，才确实会把孩子吓坏。我们不妨从李普曼博士的《青春与性》中，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我第一次听说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时，由于这可能涉及到我的父母，我否认会有这种事存在。我把他们想得太高尚了，不相信他们会干出这种事。我认为，这种极其令人恶心的事，我永远也做不出来。不幸，没过多久，我就听到父母正在干这种事的声音，我终于醒悟了……那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我用被单蒙住脸，捂住耳朵，恨不得离他们有千里之遥。
从想到衣冠楚楚而又受人尊重的人们在告诫别人要正派、要有节制、要过一种理智的生活，到想到两个赤身裸体的动物在面对面地躺着，这种转变实在是太突然了！的确，这是大人在败坏自己的名誉，在动摇自己的受人尊重的地位，在今天空布满乌云。女孩子往往不愿意接受这一发现：“我爸爸妈妈才不会干那种事！”她坚持说。或者，她想为自己设想出一幅体面的性交图景，如一个小女孩所说的：“当想要一个孩子时，父母就去医生诊所；他们脱光衣服，蒙住自己的眼睛，因为他们不应当相互看；然后，医生使他们俩贴在一起，注意让一切进行得顺利。”她把做爱行为变成了一次外科手术，当然令人不快，但和去看牙医一样，这是一种正当行为。然而，无论怎样否认和逃避现实，不安和怀疑还是会悄悄爬进了孩子的心田，产生出犹如断乳一般的痛苦效果：这已不再是把女孩子同母亲肉体分开的问题，而是她在周围借以防御的一切都崩溃了的问题。她发现，自己头上已没有屋顶，被绝对孤独地遗弃在黑暗的未来面前。
而令小女孩倍加苦恼的是，她实在是无法看清压在她身上的暧昧祸根的具体形式。她得到的信息是不连贯的，书上讲的东西相互矛盾，连专门的解释也不能驱散重重的疑虑，数不清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性交时疼吗？性交是令人愉快的吗？它会持续多久——5分钟还是一夜？有的书说，女人在一次拥抱之后，便会成为母亲；有的书却说，她在数小时的性快感之后，还没有怀孕。人们天天都在“干那种事”吗？还是只是偶尔为之？为了找到答案，女孩子就去读圣经，查词典，问朋友。她就这样在原俄和厌恶中摸索着。在这方面，李普曼博士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资料。下面就是少女们在她们最初对性行为的认识这个问题上，给他的一些回答：
在我的古怪而模糊的想法中，我继续走向歧途。
没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无论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老师。没有哪本书能完全解释这个题目。在性行为的周围，笼罩着一种危险而邪恶的神秘气氛，而起先在我看来，这行为是很自然的。12岁的大女孩们，用一些粗俗的玩笑，消除她们和我的同学们之间的鸿沟。
然而，那一切仍是模糊的、令人厌恶的。我们争论到婴儿是在哪里形成的。既然结婚是人们非常激动的理由，也许那种事在人们身上只发生过一次。我15岁时来了月经，这又让我感到惊讶……
性发动！这种事在我们家决不准提起！……我在书中搜寻着，但费尽精力，也没有找到途径……对我的老师来说，这个问题好像根本不存在……有一本书终于告诉了我真相，我的过度激动消失了。但我十分不幸，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真正的爱情仅仅是由性冲动和性行为构成的。
我的发动阶段：（l）3岁半到11岁，开始有疑问和不满足的想法……没有答案……7岁时，我心爱的兔子有了小兔子，母亲告诉我，动物和人的幼体，都在母亲体内生长，后来从胁腹中生出来，在我看来，这不合乎情理……保姆告诉我有关怀孕、分娩和月经的事……后来，对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他起什么作用？父亲用雌蕊和花粉的含糊比喻来回答。
（2）11岁到13岁，有些自我发动的尝试。我翻阅了百科全书和医学书籍……只得到用奇怪而重要的词汇传递的理论信息。（3）13岁到20岁，拥有了一些习得知识：（a）通过日常生活；（b）通过科学书籍。
8岁时，我和一个与我一样大的男孩子一起玩。
我向他重复了我母亲告诉我的话：女人的体内有许多卵子……只要母亲非常想要孩子，其中一个卵子就会生出……他说我是个笨蛋，并说如果屠夫和他的妻子想要个孩子，他们就要上床子那种下流事。我惊呆了……我12岁半时，家里有个女仆。她对我讲了各式各样的丑事……出于羞耻感，我没有向妈妈透露过一个字。但是，当我问她坐在一位先生的股上会不会生孩子时，她尽可能清楚地对我解释了一切。
我是在学校得知婴儿来自何处的，我觉得这是件可怕的事。但婴儿是怎么出世的呢？我们俩对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怪念头。尤其是在这件事之后：冬天的一个早晨，天还没有亮，我们碰到一个男人把他的性器官亮了出来，问我们它是否好，是否值得吞掉。我们觉得十分恶心，的确想吐。直到21岁，我还认为婴儿是从肚脐生出来的。
有一个小女孩，问我是否知道婴儿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她说我是笨鹅，还说，婴儿是来自女人体内的，为了造出婴儿，她们必须和男人一起做某种非常令人讨厌的事。然后，她详细叙述了这件事，但我无法相信这件事会存在。有一次，我睡在父母的房间，不一会儿就听到了我认为不可能发生的那种事的声音，我为父母感到羞愧。这一切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觉得我在精神上痛苦得要死，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家伙，因为我现在知道了这些事情。
应当说，即使明确的指导也不会解决这一难题。即使父亲和教师有天下最美好的意愿，也不可能把性体验诉诸于文字和概念。只有实际经历它，才可以理解它。任何分析，不论多么严肃，都免不了有可笑的一面，都无法表现事实真相。从花之授粉、鱼之交合，到鸡、猫和羊之交配，乃至人类之性交，人们都可以非常清楚地从理论上阐明其生殖之神秘——但是，性快感和爱情的神秘，却仍然是不完整的。
对尚无情欲的儿童，该怎么解释由亲吻或抚摸产生的快感呢？家里人经常互吻，有时吻的部位甚至在嘴唇上。为什么粘膜的那种接触，有时会产生令人眩晕的效果？这犹如在和盲人讲解颜色一样。如果没有对赋予性欲功能以意义与统一的兴奋与欲望的直觉，构成性欲功能的各种因素就会显得令人震惊和怪异。当小女孩认识到她是一个处女，是封闭的，而要变成女人，就必须让男人的性器官插入她的体内时，她尤其感到厌恶。由于裸露癖是一种很常见的性变态，许多少女都见过动起的阴茎。不论怎样，她们都见过雄性动物的性器官，而且很不幸，马的性器官常让她们目不转睛。这很可能令她们感到恐惧。对分娩的畏惧，对男性性器官的畏惧，对威胁已婚者的那种“危机”的畏惧，对下流行为的厌恶，对毫无意义动作的嘲笑——所有这一切都常使小女孩宣称：“我永不结婚。”这也许是保护自己不受那种痛苦。
蠢行和猥亵威胁的最可靠的途径。要想向她解释，总有一天她会认为无论是处女性的破坏还是分娩都不是那么可怕，成千上万的女人已经历了这一切，并认为这不是一种很糟糕的经历，这是徒劳的。当女孩子对外界发生的某种事情感到畏惧时，我们可以使她摆脱这种事情。但如果我们预言她以后会很自然地接受这种事情，那么，她会对在遥远的未来所碰到的、变了模样的、走入歧途的自己感到害怕。毛毛虫先变成蛹，后来又变成蝴蝶，这让孩子感到不安：
在长眠之后，它还是那条毛毛虫吗？长出了美丽的双翅，它还能认出自己吗？我认识的一些小女孩，一看见蛹就陷入可怕的幻想中。
然而，这种身体变化的确在发生。小女孩并不理解它的含义，但注意到，在她和世界、和自己身体的关系中，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她开始发觉她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触觉、味觉和嗅觉；她的脑海掠过奇怪的图景；她在镜子中几乎不认识自己了；她感到“不舒服”，似乎样样事都让她“不舒服”。理查德·休斯在《天真地旅行》中描写的小埃米莉就是这样：
那天是她10岁生日……埃米莉为了凉快，浸在水里，水漫到了她的下巴。数百条小鱼，用它们那好奇的嘴，把她浑身蹭个遍，简直像轻吻似的，说不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总之，她最近变得讨厌别人碰她——但这一次最让她讨厌。她终于忍无可忍，爬到了上面，穿好了衣服。
连玛格丽特·肯尼迪《永恒的宁芙》中的文静的泰莎，也感到了这种奇怪的骚动：
她突然变得十分悲哀。她向下注视着那黑暗的门厅，月光透过敞开的门把它分成两半儿。她无法忍受了，一跃而起，愤怒地小声叫起来：“哦！我多么地恨这一切！”……她跑到山上把自己藏起来，她害怕。
愤怒，被那宁静的房子似乎充满的凄凉预感所缠扰。
她磕磕碰碰地向山口爬去，不断地响前自语：“但愿我能死去！但愿我能死去！”
她知道自己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她根本不想死。
但这种激烈言辞，似乎使她感到满足……
在卡森·麦库勒斯的《参加婚礼的人》中，详细描写了这一骚动的时刻：
就在这个夏天，弗兰基对自己是弗兰基，感到腻味、厌烦。她恨自己，变得游手好闲，非常讨人嫌，在夏天围着厨房逛来逛去：她肮脏、贪心、自私、忧伤。除了自私得要死，她还是个有罪的人……那年的春季很长，让人心烦。事物开始变化，而弗兰基不理解这种变化……4月的绿树和鲜花，使弗兰基感到莫名的忧伤。她不明白为什么忧伤，但由于这种奇怪的忧伤，她开始觉得自己应该离开这所小镇……她应该离开小镇，到很远的地方去。因为那年晚春过得太慢、太温柔了。那春意盎然、迟迟不去的漫长下午，那绿色的温柔，都使她感到厌倦许多事让弗兰基突然想大哭一场。有时，她想起得很早，在院子里久久地站着，看那日出的天空。仿佛她心中有一个问题，而天空又无法回答。她以前从未介意的事情，开始刺伤她：傍晚在路边看到的屋里的灯火，巷子里传来的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她想注视那灯火，倾听那声音，而她心中好像有什么在变僵，在等待。但灯火会熄灭，声音会消失，她虽在等待，可一切全都结束了。她害怕这些事情，因为它们会突然使她想知道，她究竟是谁，她究竟要做什么人，此时此刻她为什么站在这里观望灯火，倾听声音，或仰望天空，而且独自一人？她很害怕，心中感到一种奇怪的紧张。
……她在城里四处游荡。她看到的、听到的东西，似乎都没有完结，而她心中的紧张也不会消除。
她想急急忙忙干些事情，但她做的事总是错的……在春季漫长的黎明之后，当弗兰基在城镇路旁闲逛时，一种不协调的忧伤震颤着她的神经，她的心僵硬了，几乎停止了跳动。
在这骚动期发生的事情是，女孩子的身体开始变成女人的身体，开始有肉感。除非腺的功能发育不良，仍停留在幼年阶段，孩子的青春期危机会在十二三岁时来临。这一危机，女孩子要比男孩子来得早，引起的变化也更大。少女不安地、沮丧地面临它。乳房和体毛开始发育，她的心情有时是骄傲，但基本上是害羞。女孩子突然变得羞怯，甚至不愿意在自己的姐妹或母亲面前裸露自己的身体；她察看自己的身体时，又惊又怕；她看见这坚硬、微微发痛的乳核在变大时，非常痛苦，这乳核在乳头的下面，眼下还像肚脐一样不让人讨厌。她不安地感到，她有一个很容易疼痛的地方。这地方的疼痛，与烧伤或牙痛的疼痛相比，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论是受伤还是得病，疼痛总归是不正常的事情。而人们都知道，正常情况下未发育成熟的胸脯，不是一个容易发癌的部位。这是在暗示，在生存法则里的某种变化正在发生，它虽然不是一种病，但仍具有挣扎和撕裂的性质。女孩子当然是从幼年期发育到青春期的，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育：日复一日地，她的身体依然如故，是定了形的、健全的，然而现在她却在“发育”。这个词似乎令人生畏。生命现象，只有在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像花一般鲜艳、玉一般光滑地达到完全固定的外貌时，才会让人安心。但女孩子在乳房发育时，却觉得“有生命”（liVing）这个词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她既不是金子，也不是钻石，而是一种奇怪的物质形式，永远在变化且含糊不清，内部的不洁成分在被提炼。她习惯于头上飘拂一束丝一般的细发，但在腋下和阴部新长出来的体毛，让她变成了某种动物或海藻。不论她事先是否得到足够警告，她在这些变化中都预感到，彻底失去自我已成为定局：
她看到自已被抛入生命的循环之中，而这循环淹没了她个人的生存发展；她预感到依附，这依附使她注定要属于男人和孩子，注定要死亡。她的乳房，就本身来说，好像是一种无用的、强加于人的增生。胳膊、腿、皮肤、肌肉，甚至还有那丰满的臀部——至今这一切都显然有各自的用处。只有她的性器官，除了无疑是用来撒尿的，作用还有点暧昧，但它是隐秘的，别人看不见。罩在毛衣或外衣下面的乳房，却在炫耀自己，女孩子过去一向认为它们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则认识到它们是肉体。这肉体变成了别人观察和注意的对象。有个女人告诉我：“两年来我一直穿着斗篷遮住胸部，我真为它感到害臊。”另一个女人说：“我还记得，当一个和我同样大但发育得比我好的朋友，弯下腰拣球时，我从她的胸衣开缝的地方，看到了两个丰满的乳房，这时我感到奇怪的慌乱。看到这个身体的年龄和我如此相近，想到我的身体也会变成这般模样，我不禁羞愧难忍。”还有一个女人这样告诉我：“13岁那年，有一天我穿着短裙，露着双腿出去散步。有一个男人笑我的小腿长得太粗。第二天，母亲让我穿上长袜和长裙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别人看见我裸露时我感到的震惊。”少女觉得，她的身体正在与她脱离，不再是她个性的直接表现；它变得与她无关，同时，对别人来说，她变成了一种物体：在路上，男人的眼睛紧紧盯住她不放，甚至对她的身材说三道四。她很想让别人看不见，害怕变成肉体，也害怕展示肉体。
这种厌恶，在许多少女那里通过希望变瘦表现出来。她们不再想吃东西，如果强迫进食，她就会间歇地呕吐。她们随时注意自己的体重。另一些少女则变得病态胆怯，对她们来说，走进客厅，甚至连上街都是一种折磨。精神病时常由此开始产生。雅内（Janet）在《强迫观念与精神衰弱症》中，借娜佳的情况描述了此类人的典型病例：
娜佳是一个时髦、喜欢艺术、有音乐天赋的年轻姑娘。她的家庭很富有而且有知识。但她从小就固执，爱发脾气。“她要家里人和仆人给她过分的爱，但她非常苛求，非常专横，很快就和人们疏远了。当人们用取笑来改变她时，她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羞耻感。”而且，她对爱的需要还使她希望永远是个受宠的孩子，使她害怕长大……早熟的青春发育增加了她的烦恼：“既然男人喜欢丰满的女人，她宁可永远是瘦的。”阴毛和变大的乳房，加重了她的恐惧。她从11岁就觉得，大家都在盯着她的腿和脚。月经的出现把她逼得快疯了。她认为自己是天下唯一长阴毛的怪物，于是直到20岁，她还在煞费苦心地拔毛，去掉这“野蛮的装饰”……她十分害怕变得丰满——那时她“将羞于露面”，以至试图用一切祈祷与诅咒阻止正常发育，因为“如果她变胖，就没有人喜欢她了”。最后她决定不吃东西，让自己“永远是一个小女孩”。由于屈服于母亲的恳请，她吃下了一些东西。
她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写下誓言又把它们撕掉。她五岁时死了母亲，于是她强迫自己严格节食，以至由于过度饥饿，啃自己的手帕，在地上打滚。她长得很美，但她却认为自己面部浮肿，长满丘疹，并坚持说医生看不见它们是因为对她的处境缺乏了解。她离开家庭，躲进一个小公寓里，再也不肯露面了。她大部分时间都在黑暗中生活，因为她认为自己的相貌丑陋之极，见不得人。
父母的态度，往往可以使女孩子经常产生对自己容貌的羞耻感。有一个女人对斯特克尔这样说：
我对自己的身体的自卑感十分强烈，经常痛苦不堪。而家里人的不断唠叨，加重了这种自卑务……我母亲由于过分自尊，希望我的仪表尽善尽美。她总是找出许多毛病，需要让裁衣匠“遮掩起来”。比如，肩膀下垂了！臀部突出了！背部太平了！胸部太显眼了！等等。对四肢的姿势，我尤其感到烦恼……我的步态经常是他们唠叨我的原因……每种批评都有一定道理……但有时我感到十分尴尬，尤其在我“尚未涉足社交界”那个阶段，以至我不知道该怎样走动才好。假如我碰见了一个人，我第一个念头是：“要是我能把脚藏起来，那该有多好啊！”
这种羞耻感使女孩子的行动笨拙，经常感到害臊。而这害臊使她更加胆怯，而且它本身就含有一种病态的恐惧。斯特克尔在谈到一个女人时说：“作为一个女孩子，她害臊得如此反常、强烈，以至一年来，她借口牙疼在脸上缠着绷带。”
有时，女孩子在所谓的“前青春期”阶段，也就是在月经出现以前，还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她为变成女人感到骄傲，得意地看着隆起的胸部。她用手帕垫在衣服里面，在大人们面前引以自豪。她还不理解她身上所发生变化的含义。她第一次出现的月经揭示了这种意义，于是她出现了羞耻感。如果这种羞耻感已经存在，以后就会变得更加强烈甚至过分。
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不论孩子事先是否得到过警告，这一事件对她始终是可恶的、蒙羞的。
母亲往往忽略把这种事事先告诉她；有人曾注意到，母亲更愿意向女儿说明的，是怀孕、分娩乃至性交的神秘，而不是来月经的事实。她们本人好像对这种女性负担既厌恶又恐怖。这种恐怖反映了古代男人对神秘的恐惧，现在母亲们又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后代。当女孩子在内裤发现了可疑的污迹时，她会认为自己是患了腹泻，或是患了致命的出血症，或是患了某种可耻的疾病。据哈夫洛克·埃利斯1896年的研究报告，一所美国中学的125名学生当中，有36人在月经初临时，对这种事一无所知，39人仅有模糊认识。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人对这种事是无知的。在海伦·多伊奇看来，1946年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企图自杀的例子时有所闻。当少女觉得自己的生命之血也许是由于内部器官受伤流出来的时，她被吓坏了，这的确是很自然的。即使明智的指导免除了她过分强烈的焦虑，女孩子也还会感到羞耻、受污染。
她会急忙找个脸盆来，想把她的脏内裤洗净或藏起来。柯莱特·奥德里在《回顾》里，详细描写了一种典型体验，摘要如下；
一天晚上，在脱衣服时，我觉得自己肯定是病了。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希望早上会好起来……四周后，它又发生了，而且这次更过分，我把内裤放进装脏衣服的篮子里。母亲来到我的房间，把这些事情讲给我听。我记不得她的话对我起了什么作用，但我妹妹出于好奇往里看时，我心烦地把她给轰了出去。我让母亲去惩罚她，因为她没有敲门就闯了进来。我母亲的那副安然而又满意的神态，几乎把我给气疯了。
她出去了，而我却彻夜痛苦不堪。
突然，我想起两件事：有一位老医生在路上碰到我们时说：“夫人，您的女儿正在长大成人。”我突然不知为什么会非常讨厌他。没过多久，基基看见母亲把一包小布片放在抽屉里，便问这是做什么用的。母亲以大人们那种吞吞吐吐、故弄玄虚的神气回答说：
“这是为柯莱特准备的，她不久就要用。”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却提不出半点疑问。我恨透了母亲。
那天夜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这怎么会可能！我会振作起来的，妈妈错了，它会过去的，并且会一去不复返的……第二天，身上悄悄起了变化，弄脏了内裤，我必须正视这些异物。我恨妹妹，因为她在不知不觉间竟突然优越于我。我也恨男人们，因为他们永远不会经历这种事，却很了解这种事。我还恨女人，因为她们非常轻松地接受了这种事，而如果她们知道了我的情况，一定会开心地想：
“现在总算轮到你了。”……我走路时心里很不安，可又不敢跑……事情总算过去了，可我又在愚蠢地希望，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一个月后，在证据面前我不得不低下了头……从此以后，“以前”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而我余下的生活，仅仅是个“以后”。
大多数少女都发生过类似情况。许多少女一想到她们的秘密会暴露在家里人和同伴们面前，就心惊肉跳。我的一个朋友，没有母亲，和父亲及保姆住在一起。她告诉我，在她的情况被发现以前，她整整三个月又羞又怕，把弄脏的内裤藏起来。人们都以为农妇对动物生态的原始方面习以为常，然而甚至连她们也对这种祸根感到恐怖，因为月经在农村仍然是一种禁忌。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农妇，她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她那不可告人的秘密，整个冬天，都是在刺骨的溪水里偷偷洗她的内裤的，甚至没干就又穿在身上。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公开承认这一惊人的不幸，也不等于得到了解脱。毫无疑问，极少有哪个母亲会在野蛮地侮辱女儿时说：“笨蛋，你还太年轻。”但不只一个母亲会显得不高兴，大多数母亲没有给孩子提供足够的信息，于是孩子对第一次月经带来的新情况忧心重重。她很想知道，将来是否有更痛苦的意想不到的事在等着她；或者，她会认为，今后只要和男人一见面或一接触，她就会怀孕，于是对男性产生了真正的恐惧。即使明智的解释使她可以免除这种精神折磨，她也还是不会很容易平静下来。以前，小女孩有点自欺，可能认为自己是个没有性别的人，或者可能根本没想过自己。她甚至也许在梦想，自己一觉醒来会变成一个男人。但是现在，母亲和阿姨们小声地恭维说：“她现在是个大姑娘了！”女人群体得到了胜利：她是这个群体的一员。
于是，她无可挽回地被置于女人这一边。也许她为此感到自豪，认为自己已经变成大人，而这将使她的生活发生彻底的变革。例如，蒂德·莫尼埃在《自我》中说：
我们几个人是在假期中变成“大姑娘”的，而别的女孩子是在在校期间进入那种状态的。当时我们鱼贯而入地到后院厕所去“看血”。她们宛如登基似的坐在马桶上，仿佛女王在接受臣民们的朝拜。
但小女孩很快就会醒悟过来，因为生活一如既往，她根本没得到新特权。唯一的新鲜事，就是这每月出现一次的不洁之物。有些孩子，在认识到她们注定要受这种命运的惩罚时，痛哭不止。而令她们更为深恶痛绝的是，男人也知道这一可耻的污点。她们希望，这一使她们蒙受耻辱的女性状况，至少对男性仍具有神秘的色彩。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父亲、兄弟、表堂兄弟，家里所有的男人全都知道，有时甚至以此开心。于是，女孩子产生或加剧了对自己过于肉感的身体的厌恶。虽然初潮的震惊已经过去，但月经的烦恼并没有随之消除。每当月经重新出现时，女孩子都重新感到对身上发散出来的那种淡淡的难闻气味——一种沼泽地或枯萎紫罗兰的气味——的厌恶，对那种血的厌恶。这种血不像她小时候受伤时那么红，因而更可疑。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她必须记住换卫生带，必须留意自己的内裤和床单，必须解决许许多多实际的而又令人生厌的小问题。在经济不太富裕的家庭，卫生带每月都要洗，用干净手帕包起来放回原处。她必须把这些被经血弄脏的衣物，交给专门洗这些东西的人来处理：洗衣妇、女仆、母亲或姐姐。杂货店里卖的、有着“Modess”或“EdelweiSS”之类古怪名称的卫生纸，用过以后就扔掉了。但在旅行、访友或游览时，要把它们扔掉并非很容易，尤其是在厕所里明文禁止扔掉这些东西时。少女在行经时，可能很害怕把卫生带给露出来，因此，除非在黑暗处，甚至在姐妹面前也不愿意脱衣服。这一令人烦恼的讨厌东西，在剧烈运动时可能移位，而这比在路上掉了裤头更让她蒙受耻辱。这种可怕的情景，有时会导致心理变态。由于一种自然的恶作剧，有些疾病和疼痛往往只在月经过后才开始，最初可能未被留意就过去了。少女的月经尚无一定规则：她们散步、上街、访友，都冒着被突然袭击的危险，如德·谢弗勒兹夫人那样，冒着弄脏衣服或坐垫的危险。有些女孩子由于这种可能，经常处在惊恐之中。少女对这个女性污点越是觉得可恶，她越是倍加提防，以免由于意外事件或别人得知她的秘密，而使自己蒙受奇耻大辱。
W·李普曼博士在《青春与性》中，除了别的以外，还记录了他在研究青少年性问题期间得到的这方面的如下陈述：
16岁时我第一次感到不适。一天早晨，我发现来了月经，这可把我吓坏了。说实话，我知道它迟早会来。但我对它深感耻辱，以至一上午都躺在床上，不论别人怎么问我，我都说不能起床。
我12岁时第一次来了月经。当时我惊呆了。我非常害怕。母亲只说了句“它每个月都要来”，我则认为这是件十分下流的事；我拒绝承认男人不会发生这种事。
母亲曾对我讲过月经的事。有一天我感到不适，兴冲冲地跑去叫醒母亲说：“妈妈，我有月经了！”可她只说了句：“就为这事何必把我叫醒！”我大失所望。然而，我还是认为，这件事是我生活中的一次真正革命。
当第一次来月经看见经血流了几分钟还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我吓得要死。可我没对任何人说。我刚刚15岁，而且，我只感到一．点点疼。只有一次我疼得很厉害，昏了过去，在我房间的地板上躺了3个小时。可我仍不肯说这件事。
我快13岁时第一次来了月经。我和同学们议论过这件事，我为变成大人感到非常自豪。我郑重其事地向体育老师解释说，今天我不能上体育课，因为我身体不适。
母亲没有警告过我。她到19岁才开始来月经，因害怕由于弄脏内裤而受责备，她跑到田野把内裤理了起来。
我第一次来月经是在18岁，事先没有任何预兆。
那天晚上，我流了许多血，严重痉挛。早上我向母亲哭诉，求她指点。可她因我弄脏了床，只把我狠狠骂了一顿，没再说什么。我很痛苦，想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这个实例来自柏林的贫困家庭。〕我已经知道了有关月经的事儿。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它的来临，因为我希望那时母亲会告诉我，婴儿是怎么产生的。那重要的一天终于来到：但母亲什么也没说。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认为：“现在你也能生个孩子了：你也是个女人了。”
这一危机在年龄还很小时就发生了。男孩子进入青春期时只有十五六岁。女孩子向女人的变化则出现在十三四岁。然而，他们在体验方面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这种年龄差别；给女孩子的体验带来震撼力的也不是那种生理现象：青春期对男女孩子之所以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是因为它向他们展示了不同的未来。
不错，男孩子在青春期也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难堪，但他们从小就对自己是男人感到自豪，此时更是得意地把这个阶段的发育的投射到男性气质上面。他们相互炫耀大腿上长出的毛，这是男人的特征。他们的性器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比较与挑战的对象。变成大人，这是一个具有威胁的变化：许多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一想到苛求的自由即将来临，便会感到苦恼；但他们仍高兴接受做男性的尊严。
相反，小女孩要变成大人，必须局限于她的女性气质所强加给她的范围。男孩子从他生出的毛发，惊讶地看到未来的模糊前景，而女孩子则对决定她命运的“野蛮而指定的戏剧性事件”羞愧难忍。正如阴茎从社会方面获得了一种特殊评价，让月经变成祸根的也正是社会方面。这个象征男性气质，而那个则象征女性气质。正因为女性气质具有相异性和劣等性的意味，所以它的表现才受到耻辱的对待。在女孩子看来，她的生命始终是由那种模糊的本质决定的，而这种本质，由于没有阴茎，不可能具有积极的形式：但她从两胯之间流出的经血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要是她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处境，她就会兴奋地欢迎月经的来临——“你现在是个女人了！”如果她一直拒绝接受她的处境，这血的判决就会让她受到强烈打击。她往往会犹豫不决：这每月来一次的不洁之物，使她容易产生厌恶和畏惧的感觉。“‘做女人’原来就是这个意思！”那至今隐隐从外部压迫她的既定命运，现在正伏卧在她的腹中。她无法摆脱，只觉得在劫难逃。
在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女人将把月经只看成是进入成年生活的特殊方式。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身体都有其他令人不快的需求需要关照。但这些都容易适应，因为大家都有这些需求，它们对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一种污点。月经之所以在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当中引起恐惧，是因为它把她划入一种劣等的、有缺陷的类别。这种社会地位的降低，使她感到沉重的压抑。假如她没有失去做人的自尊，就会对流血的身体仍感到骄傲。而如果她能够顺利地保持这种自尊，她对自己肉体的羞辱感，就会大为减弱。一个通过体育、社会、智力和宗教活动，为自己开辟超越道路的少女，将不会认为她的性特征是一种发育不健全的表现，并且会很容易超越它。如果少女在这个阶段经常出现神经病的状况，那是因为她在让自已经受无法想像的折磨的命运面前，感到无依无靠。在她看来，她的女性气质意味着疾病、痛苦和死亡，她深深地为这一命运所困扰。
海伦·多伊奇所描述的一个叫莫莉的病人，是说明这种焦虑的典型例子。摘要如下：
莫莉在14岁时，开始受心理紊乱的折磨。她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第四。据说，她父亲极其严厉，心胸狭窄。每当吃饭时，他总是对孩子的仪表和举止说三道四。母亲忧心重重，很不快活。每遇到这种事，父母常常说不到一起。一个兄弟离家出走。莫莉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小家伙，踢踏舞跳得很好。但她胆怯，把家庭纠纷看得很认真，害怕男孩子。她对姐姐怀孕的事很感兴趣，知道了详情，并且听说女人常在生孩子时死去。她照顾那个婴儿两个月。当姐姐离开家时，家里又大吵一场，母亲晕了过去。莫莉的想法大多与分离、晕倒和死亡有关。
母亲说，莫莉在几个月前开始有月经。她对这件事感到很难堪，对母亲说：“它来了。”她和姐姐一起去买卫生纸，路上碰到一个男人，她便低下了头。总之，她显得“很讨厌自己”。她在经期从不感到难受，但总想对母亲隐瞒这件事，即使母亲看见了床单上的污迹。她对姐姐说：“现在我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可能会怀孕。”姐姐告诉她：“要发生这种事，必须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回答说：“我不是正和两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吗？——我的父亲和你的丈夫。”
父亲不许他的女儿们夜晚出JI，因为镇里驻扎了些士兵，常有强奸的传闻。这些担心更使莫莉认为男人是非常可怕的东西。自从第一次月经来到以后，她对怀孕和生孩子时死去的焦虑，越来越严重，以至不久她拒绝离开自己的房间，现在，有时终日躺在床上。如果她出去玩，一想到离开家附近，就会“浑身发抖”。她总是十分警觉，对声音细心倾听，担心有人会闯进家门。她经常流泪，做白日梦，还提笔写诗。为了不致昏倒，她断断续续吃些东西。她害怕上汽车，不能上学，不能过正常生活。
南希的病史与此相似，但涉及的不是月经初潮的问题，而是小女孩对自己内部的焦虑。
这个小女孩快13岁时，跟姐姐的关系非常亲密。
当姐姐偷偷订婚后来又结婚时，她对自己能得知这个秘密很是得意：分享天人的秘密，就等于被大人们承认。她和姐姐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当姐姐对她说，她要“买”一个婴儿时，南希对姐夫和即将出世的婴儿感到嫉妒：人们还是把她当成孩子对待，在她面前故弄玄虚，这叫她如何忍得下去。她开始感到体内不适，想去做切除阑尾的手术。手术倒是做得很顺利，可南希在住院期间一直狂躁不安。她对她不喜欢的护士大发脾气；她试图勾引医生，说她“什么事都知道”，要他和她一起过夜——也许心里明知他不会同意，但希望他能承认她是一个大人。她责备自己，说她应当对几年前小弟弟的死负责。她尤其一口咬定自己的阑尾未被切除，或没有切除干净。她声称她吞下了一枚硬币，目的可能在于让人务必给她拍X片。
这种对做手术的欲望，特别是切除阑尾，在这一年龄阶段经常可以碰到。少女们用这种方式表现她们对强奸、怀孕和分娩的幻想。她们感到身体内部有隐隐的威胁，希望外科医生从势必发生的莫名危险中，把她们救出来。
并非只有月经的出现，在向女孩子宣告她身为女人的命运的降临。在她那里还出现了其他暧昧现象。直到目前，她的性冲动感还表现在阴蒂。很难搞清楚女孩子手淫是否不如男孩子那么普遍。她在出生后的头两年，甚至从头几个月起，就开始手淫。她放弃手淫似乎在两岁左右，后来又重新开始。从解剖学形态上看，植根于男性肉体的阴茎，比隐蔽的粘液区摸起来更诱人。但偶然的接触——孩子爬绳爬树，或骑自行车——衣服的摩擦，游戏时的触摸，甚至同伴、大孩子或大人们的教唆，都可以经常让女孩子意识到那种她努力用手再现的感觉。
无论如何，这种快感一旦得到，就成为一种独立的感觉：它具有一切儿童游戏所具有的那种轻松而天真的性质。女孩子几乎没有把这种个人享受同她的女人命运联系在一起。她同男孩子的性关系即使存在，也主要是出于好奇。这时她觉得自己慌乱、激动、身不由己，简直不认识自己。她身上的性感应区的敏感性在发展，而女人的性感应区是如此之多，以至可以把她的整个身体看成是性感应区。这一事实，通过家里人的抚摸，无恶意的亲吻，裁衣匠、医生或理发师的无意触摸，通过朋友放在她头上或后颈上的手，向她展示出来。在性游戏中，在和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扭打中，她逐渐懂得并常常有意追求强烈的刺激。吉尔伯廷在香榭丽舍大街与普鲁斯特的扭打，就属于这种情况。当她在母亲毫无猜忌的目光下跳舞时，她在舞伴的怀抱中感到一种奇怪的柔情。于是，连受到严格保护的处女，也经历了比较具体的体验。
在“有教养的”圈子中，大家对这种感到遗憾的事情，一致保持沉默。然而，家里的朋友、叔舅、表堂兄弟的抚摸，更不用说祖父外祖父和父亲的抚摸，极少如母亲所想像的那样是无害的。教师、牧师或医生，可能是鲁莽的，不得体的。关于这类体验的叙述，可以在维奥莱特·勒迪克的《窒息》、S·德·泰瓦哥尼的《母亲的怨恨》、亚絮·戈克莱勒的《蓝色的桔子》和卡萨诺瓦的《回忆录》里发现。此外，斯特克尔认为，祖父外祖父往往是很危险的人物。
那年我15岁。在葬礼的前一天，祖父到我们家来住。第二天早上，母亲起床后，他过来要上床和我玩。我马上起身，没有理他……从那时起，我开始害怕男人。
另一个少女对她在8岁或10岁受到的严重打击记忆犹新。当时她的外祖父，一个70岁的老头子，用手指插进她的生殖器，胡乱摸了一阵儿。这个孩子感到非常疼，但不敢提起这件事。从那以后，她对与性有关的一切事，都十分惧怕。
对这类事，小女孩通常由于羞耻闭口不谈。况且，即使告诉了父母，他们的反应也往往是责备她：“别提这事了”，“你可真下流”。她也对陌生人的某些古怪行为保持沉默。一个女孩子向李普曼博士谈了下面的情况：
我们向一个鞋匠租了一间地下室。当我们的房东独自在家时，他常常来找我，把我抱在怀中，久久地搂抱着我，前后抽动。而且，他不是吻我的表面，而是把舌头伸进我的嘴里。由于他的这种举动，我非常讨厌他。但我对这类事只字不提，我非常害怕。
除了胆大妄为的伙伴和不正经的朋友，小女孩还会在电影院碰到有人用膝盖顶着她；晚上坐火车时有人的手顺着她的腿滑动；小伙子在她走过时嗤嗤地傻笑；男人在路上尾随她；
有的人搂抱她，也有的人偷偷摸她。她对这些冒险举动的含义浑然不觉。15岁的女孩子的脑子里，经常是乱糟糟的，因为她的理论知识与这些实际体验无法结合，她已经体验到被刺激的感官和欲望的所有强烈冲动，但她认为，如同弗朗西斯·雅姆笔下的克拉拉·戴荣伯瑟那样，男人的吻就能让她做母亲。克拉拉虽然在生殖器结构方面有比较准确的知识，但在舞伴拥抱她时，却认为她的激动是由偏头痛造成的。
无疑，少女们的知识，现在比过去更丰富。但有些精神病学家认为，有不少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对生殖器的排尿功能以外的功能，仍是无知的。总之，她们几乎没有看到她们的性冲动与生殖器的关系，因为没有男性勃起那样明显的迹象在指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她们对男人们的罗曼蒂克式的白日梦，即爱情，和她们所知道某些粗俗事实之间，存在着难以填平的巨大鸿沟。蒂德·莫尼埃说，她和一些朋友发誓要搞清楚男人的身体构造，然后相互报告：
我故意没敲门就闯进父亲的房间，于是我做了如下报告：“它看起来像个羊腿形的袖筒；就是说，像个滚筒，上面有个圆形的家伙。”要说得明白很难。
我画了一张图，实际上是画了三张。每个人抢走了一张，缩起脖子，一会儿看一眼，哈哈大笑，然后沉入梦想……像我们这样天真无知的女孩子，怎么能把这样一个东西，与感伤的歌曲、美丽浪漫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在那里，爱情完全是由尊重、羞怯、叹息和吻手构成的，因此被升华到阉割的地步！
然而，通过阅读、谈话和耳闻目睹，少女还是使她肉体的骚动具有了含义。她变得非常动人，充满欲望。在她的兴奋、极度激动、湿润和隐隐的不适当中，并通过这些，她的身体展示了新的令人不安的一面。年轻男人公开欢迎自己的性冲动倾向，因为他高兴接受他的男性地位。他的性的欲望，本质上是攻击性的、贪婪的；在那里他看到了对自己主观性和超越性的肯定；他在同伴们面前夸耀它；他的性器官仍然是他引以自豪的化身。那驱使他接近女性的冲动，与驱使他面对世界的冲动，属于同一个类型，而他是在这两种冲动中认识到自己的。相反，小女孩的性活动始终是隐秘的；她的性冲动一旦变化并侵袭到她的全部肉体，它的神秘性就会变得极其令人痛苦：她深受这种骚动的折磨，如同在忍受某种可耻的疾病。它不是主动的，而是一种即使在想像中也不可能自主消除的状态。她没有梦想过占有、塑造和侵犯，她的角色是等待和渴望。她感受到依附，她在她异化的肉体中嗅到了危险。
由于她的漫无边际的希望，她对被动幸福的梦想向她揭示了，她的身体显然是一个注定要属于另一个人的客体，于是她乐意只根据它的内在性去实现性体验。她所渴求的，是另一个人的手、嘴和肉体的接触，而不是这个人的手、嘴和肉体本身。她把性伙伴的形象留在暗处，或丢在理想的迷雾之中。然而，她无法摆脱他的形象对她的缠扰。她对男人的幼稚恐惧和反感，比以前更加暧昧，更加令人痛苦。以前，这些情感来自她童年的机体与她成人未来的彻底分离；现在，它们的根源在于少女在她肉体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复杂性。她认识到她注定要被占有，所以她渴望被占有，同时她又讨厌自己的欲望。她对那种情愿充当猎物的被动性，既渴望又恐惧。赤条条。出现在一个男人面前的想法，使她极其兴奋；但她又认为，那时她在他的注视下将是孤弱的。那只抓住、触摸她的手，比他的眼睛更专横、更强求：她更加胆战心惊。然而，肉体占有的最明显、最可恶的象征，是被男性的性器官插入。少女一想到有人居然能像在皮革上戳一个洞一样，在她所认同的身体上戳一个洞，或像撕破一块布似的把它撕裂，就恨恨不已。但是，比起这种伤害及随之而来的疼痛，更让少女反感的是，她应当承受这伤害和疼痛。一位少女曾对我说：“想到被一个男人刺穿，真是太可怕了。”并非是对男性生殖器的畏惧引起了对男性的恐惧，但这种畏惧是这种恐惧的证实与象征。在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里，“插入”的想法取得了猥亵的、使人屈辱的含义。反过来，这一含义又是这一想法的主要成分。
少女的焦虑，表现在折磨人的梦魇与缠扰人的幻象当中：她在心中感到有一种阴险诱人的意愿之时，正是她在许多情况下被强奸的想法纠缠不休之时。这一想法，通过多少有些定型的象征，在梦境和行为中表现出来。在临睡之前，女孩子察看床下，唯恐发现某个居心不良的盗贼藏在那里。她似乎听到家里有窃贼的动静；一个恶棍破窗而入，手持尖刀要刺她。
男人多多少少让她感到惧怕。她开始对父亲感到某种厌恶；他的香烟味儿变得无法忍受，她十分讨厌在他之后到洗澡间去。即使她对父亲仍充满深情，这种生理反感也常常会感到。孩子装成生气的样子，仿佛她已对父亲怀有敌意，这种情形常常发生在妹妹们那里。精神病学家说，他们经常发现年轻病人在做某种梦：她们幻想，自己当着一个年长女人的面被某个男人强奸，这个女人也允许这么做。显然，她们在以象征方式，要求母亲同意她们屈服于欲望。
这是因为，她们受到的一个非常可恶的压抑，即虚伪的压抑。正当少女在自身中，在周围各处发现生命与性的神秘骚动时，人们却要求她“纯洁”、“清白”。她应该洁白如雪，晶莹如玉。她穿的是薄薄的蝉翼纱，她的房间布置得很高雅，她走近时声音要放低，不许她看淫书。然而，没有一个“好女孩”能不沉迷于“可恶的”念头和欲望之中。她努力向最要好的朋友隐瞒它们，甚至对自己也隐瞒。她希望只依照规律去生活与思想。她对自己不信赖使她显得狡猾、不快活、愁容满面。而后来，对她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克服这些抑制更困难的了。
同时，不论她怎样抑制，仍感到被不可名状的越轨想法所击溃。她不仅是在羞耻当中，而且是在悔恨当中，经历这个变成女人的过程的。
可以理解，对女孩子来说，未成熟的青春期将是一个痛苦的骚动期。她不想仍做一个孩子。但成人世界似乎是令人望而生畏和讨厌的。如柯莱特·奥德里所说：
因此，我盼望长大，但我从未认真想过过一种我所见过的大人那样的生活……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想，要是既能长大，又能永远不接受成人的那种地位，那该有多好。我可不想加入父母、管家、主妇和家长的行列。
少女想摆脱母亲的束缚，然而又强烈感到需要她的保护。这种庇护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一系列越轨行为。如手淫、暧昧的友谊和读不正当的书籍，给她造成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被海伦·多伊奇引用的下面这封信，是一个15岁的女孩写的，它很典型：
母亲让我穿一件礼服去参加W家的盛大舞会——这是我穿的第一件礼服。我不肯穿，她很惊讶。
我求她让我最后一次穿穿粉红色的短装。我非常害怕。这礼服使我觉得，仿佛妈妈要出远门，而我却不知道她何时才会归来。这不蠢吗？有时她看着我，就跟我还是个小女孩似的。啊，要是她知道该有多好！
她会牢牢把我拴在家里，并且会看不起我。
在斯特克尔所著的《女人的性冷淡》中，我们会发现对女性童年的很好叙述。书中有一位维也纳姑娘（巴克费奇），她在21岁时提出的详细自白，具体综合了我们分别研究过的所有现象。下面是摘要：
“5岁时，我选择理查德做我的伙伴，他是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很久以来，我一直想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分辨一个孩子是男还是女。有人对我说，根据耳环……或根据鼻子。这似乎使我感到满足，不过我总觉得他们在向我瞒着什么。突然，理查德说他想撒尿……于是我便想把我的便盆借给他用……我一看见他的器官，那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就兴奋到了极点：
“你那里长着什么？天啊，多漂亮啊！我也想长个这样的东西。’于是我抓住了这器官，亲热地握着它……我舅妈的咳嗽声惊动了我们……从那天起，我们的行动和游戏，都很小心注意。”
9岁时，她和另外两个8岁和10岁的男孩子，一起玩“结婚”和“医生”的游戏。他们摸她的阴部；
有一天，其中一个男孩子用自己的性器官碰她，并且说，她父母在结婚时干的就是这种事。“这使我非常气愤：‘哦，不！他们绝不会干这种下流事！”’她把这种游戏保持了很久，并同这两个男孩子有一种具有强烈性爱色彩的友谊。有一天，她姑姑当场撞见了她，大发脾气，威胁要把她送进少年教养院。她被禁止与她最喜欢的阿瑟来往，她为此十分痛苦。她的功课成绩下降了，写的字七扭八歪，眼睛也变得内斜视。她和沃尔特和弗朗兹开始了新的暧昧关系。“沃尔特成了我全部欲念和感情所追求的目标。当我坐在或站在他的对面，假装忙着写作业时，我很顺从地允许他把手伸进我的裙子下面。只要我母亲……一开门，他就立刻会把手缩回去。当然我在忙着写作业……在这段时间，我们也做夫妻那种事。但我不许他呆的时间太久。每当他觉得他插进我那里了，我就会抽出身来，说有人来了……我不认为这是‘有罪的’“我童年和男孩子的友谊，现在都结束了，留下来的全是女朋友。我非常喜欢埃米，她是一个举止优雅、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在一次圣诞节，我们交换了镀金的心形项链小盒，上面刻着我们名字的缩写，我想当时我们大概有12岁，我们把这看做‘订婚’的信物，发誓彼此永远忠实，‘至死不离’。我的训练大部分要归功于埃米，她也教给我有关性方面的一些事情。早在上五年级时，我就对是鹳把婴儿带到人世间的说法产生了严重怀疑。我认为，孩子是在身体里产生的，在孩子出生之前，必须将腹部剖开。她使我充满了对手淫的特殊恐惧。在学校里，福音书对打开我们在某些性问题上的眼界有一份贡献。比如，当玛丽到伊丽莎白那里去的时候，据说孩子‘已在她的子宫里跳动’。我们在圣经里还读到其他一些类似的值得注意的段落，并在这些话的下面划了线。老师发现后，全班同学的操行几乎全被打上了‘黑点’。
我的女朋友还告诉我，在席勒的《强盗》中，提到过‘第九个月的信号’这件事……埃米的父亲从我们住的地方搬走了，于是我又成了一个人。我们彼此通信，为此使用了只有我们俩才读得懂的密写方法。然而我深感寂寞，终于又喜欢上了海德尔，一个犹太女孩子。有一次，埃米碰见我在海德尔的陪伴下离开学校，她由于嫉妒，大发脾气……我和海德尔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我考上商业学校。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
我们俩都梦想能够成为烟亲姐妹，因为我喜欢上了她的一个兄弟。他是个学生。每当他同我说话时，我就心慌意乱，所答非所问。黄昏时，我们坐在乐室里，一起挤在小沙发上，他弹钢琴时，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流泪。”
“在和海德尔成为朋友以前，我有好几个星期是同一个叫埃拉的女孩子一起上学的，她是个穷人的女儿。有一次，她碰见她父母在‘tete-a-tete’［单独会面］。是床的嘎嘎响声把她给弄醒的……她来告诉我，她父亲趴在她母亲的上面，她母亲发出可怕的叫声。
于是父亲对母亲说：‘快去洗洗就不会有事了！’在这之后，我对她父亲很是气愤，在路上总是避开他，而对她母亲，我则感到极其同情。（要是她这样喊叫，他肯定把她伤得很厉害！）”“我还和另一个女孩子讨论男性那个器官可能有多长。我曾听说，它有12至15厘米长。在学校上刺绣课时，我们拿卷尺在自己的腹部量这个长度，竟然到了肚脐。这可把我们吓坏了。如果我们结婚的话，岂不是给刺穿了！”
她看到一只公狗由于一只母狗的接近而兴奋，于是感到自己体内有一种奇怪的骚动。“要是我看见一匹公马在路上撒尿，我的眼睛就会死死地盯着地上那块给尿湿的地方。我相信它撒尿时间之长始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对交尾的苍蝇、农村里交配的家畜特别留意。
“12岁时，我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家里请来了一位很和善的医生。他坐在我的床上，过了一会儿，把手伸进我的被窝，几乎摸到了我的生殖器。我大叫：‘别这样无礼！’我母亲急忙跑进来，医生很尴尬。他说我是个非常讨厌的家伙，还说他只不过想拧拧我的小腿。我被迫请他原谅……我终于开始来月经。有一次父亲碰见那有血污的衣物，大发脾气。像他这样一个干净的男人，怎么会非要生活在这些肮脏的女人当中不可呢？……我觉得，因为有月经就指责我，这是不公正的。”
15岁时，她和另一个女孩子用速写通信，“所以其他人没有一个人能读懂我们字迹潦草的信。信中讲了许多关于被爱情征服的事。她从厕所的墙上，给我抄了许多诗句。我特别注意到了其中一句。我仿佛觉得，在我幻想中非常崇高的爱情，被它拖进了污泥里。那句诗是：‘什么是爱情的最高目标？一根茎上的四辨屁股。’我决心不陷入那种境地。一个男人如果爱一个年轻姑娘，不会要求她干这种事。”
“15岁半时，我有了一个新的弟弟。我嫉妒极了。因为我一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的朋友提醒我观察‘男婴是怎么构成的’，但我费尽心机，也没能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不可能朝那个地方看。大约就在这时，另一个女孩子向我描述了新婚之夜的情景……我想，当时我还是下决心结婚了，因为我很好奇。仅‘如公马一般地气喘吁吁’——她在描述时就是这样提到的——就触动了我的美感……那时我们女孩子有谁会不愿结婚，在心爱的丈夫面前脱光衣服，让他抱上床呢？这是多么刺激啊！”
人们可能会反驳说——虽然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并非是一种病态——这个孩子是例外的“性倒错”；但实际上，同其他孩子相比，她只是没有受到那么密切的注意而已。即使“有教养的”女孩子的好奇和欲望没有表现在行动上，也还是会以幻想和游戏的形式存在。我曾认识一位少女，她很虔诚，天真得出奇。后来，她变成了一个道地的女人，很有母性，十分忠诚。然而就是她，一天晚上兴奋得浑身发抖，对姐姐说：“在一个男人面前脱光衣服，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让你假装是我的丈夫吧！”接着她脱光了衣服，激动地颤抖着。任何教育都不能阻止小女孩对自己身体的意识，都不能阻止她对自己命运的沉思；所能做到的，至多只是对她进行严厉的压抑，而这在今后将会成为她性生活的沉重负担。
相反，比较理想的教育是，应当教她在接受自己时，既不感到自满，也不感到羞耻。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少女在青春期所忍受的戏剧性冲突：她无法在不接受她的女性气质的情况下就变成“大人”；她已经知道，她那个性别在用一种不健全的、固定不变的生存来惩罚她，而现在她又面对以一种下流的疾病和一种模糊的罪恶形式出现的生存。她的劣等性，最初只被感觉成一种剥夺；但现在缺少阴茎则变成了玷污和犯罪。所以，她在向未来迈进时，是受伤的、可耻的、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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