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在这座日式爱巢里享受了几个月的幸福时光。我每个星期去看一次莫德和孩子，给她们带去生活费，再去公园散散步。莫娜有她在剧院的工作，用她的收入支付她母亲和两个健康的弟弟的生活。我差不多十天去一次法一意食品店吃一顿，通常不和莫娜同去，她得早早赶去剧院。我偶尔去趟乌瑞克那儿同他静静地下盘棋。这段时间里通常要谈到一些画家和他们是如何画画的，而且以此结束。有时我晚上只是出去散散步，经常去外国人住的街区。更多的时间我呆在家里看书或是玩玩留声机。莫娜差不多总要到半夜才回来；我们会吃些小吃，聊上几个小时，然后上床。早晨早起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总是挣扎着起来和莫娜道声再见。终于我连续三天没有去办公室。这几天的时间足以使我无法再回去上班。这三个愉快的日日夜夜，只做我高兴的事，吃得好、睡得久，享受一天的每一分钟，内心感到无比的充实，失去了所有与这个世界拼斗的野心，结束过去的一切，这叫我如何回去再套上工作的枷锁？此外，我觉得我对克兰西，我的老板，很不公平。如果我还有一点儿忠诚和正直就应该告诉他我已经厌倦了。我知道他一直在袒护我，总是在他的老板，至高无上的威利格先生面前为我开脱。斯皮瓦克总是在跟踪我，迟早会抓到我的把柄。最近他在布鲁克林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就在我住的这个区。不，一切都完了，是到把这事和盘托出的时候了。
第四天我起得很早，就像准备去上班。我一直等到差不多准备离家时我才向莫娜说出了我的想法。她听了这个想法高兴极了，让我尽快办好辞职手续回来吃午饭。我也同样希望这件事办得越快越好。斯皮瓦克毫无疑问会及时找到另一个人事经理。
我到办公室时那里有一大群求职者在等着我。海迈正在工作，耳朵贴着电话听筒，像往常一样忙乱地操纵着电话交换机。这么多新的空缺即使有一大群帮手帮他处理，他也没什么指望。我走到我的办公桌前，把自己的东西腾干净，把它们集中放在公文包里，然后示意他过来。
“海迈，我辞职了。”我说，“麻烦你通知克兰西或者斯皮瓦克一声。”
海迈看着我，好像我失去了理智一样。一阵尴尬之后他用一种很实际的语气问我工资该如何处理。“让他们留着吧。”我说。
“什么？”他叫了一声。这次，我看得出，他肯定我是疯了。
“我这样不辞而别哪还有心思去问工资的事儿，你难道不明白？我很抱歉在这种时候离开你，海迈。不过你也不会在这里再干多久了。我相信。”又说了几句话我就离开了。我在大橱窗外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些乱作一团的求职者焦急地等待着。一切都结束了。我像做了一次外科手术。对我来说在家冷酷的公司里居然干了五年之久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此刻真正理解一名士兵复员后的感觉。
自由！自由！自由！
我没有马上钻进地铁，而是在百老汇大街漫步，感觉一下在上午逍遥自在地漫步的滋味。我可怜的同事们，他们在那里忙碌地工作着，一个个面色阴沉，饱受煎熬，这种表情我太熟悉了。有些人已经在马路上徘徊，希望得到一份委托书，卖出一份保险或者揽到一项广告生意。现在想起来，这么激烈的竟争是多么无聊而又愚蠢。我一向以为很刺激的竞争此刻又显得那么残酷。
要是能遇到斯皮瓦克该多好啊！要是他问我怎么这么悠闲地漫步该多好啊！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体味着新获得的自由的激动，喜滋滋地瞧着那些为没完没了的工作所奴役的人们。今后一生的时间在等我支配。再过几个月我就三十三岁了——而且是“我自己的主人了”。那时我就发誓不再为任何人工作了。我不再听命于人，这世上的工作是为其他人准备的——我将不再属于他们了。我有才能而且会磨练这种才能。我将成为一名作家，不然的话就只有饿死。
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音像商店里停了一下，买了一套唱片，一套贝多芬的四重奏，如果我记得不错。在布鲁克林那边我买了一束花，又从一位意大利朋友的酒柜里骗来一瓶奇安蒂酒。新的生活要从一顿丰盛的午餐、一曲美妙的音乐开始。要过相当长的一段正常日子才能忘掉那种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虚度的日日月月。过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让时光飞逝，那将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呀！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九月，树叶开始变黄，空气中弥漫着烟味。天气很热又很凉爽。你仍然可以去海滨游泳。有很多很多事情我想立刻去做，这简直让我兴奋得难以自制。首先我要买一架钢琴重新开始弹奏。也许我还可以继续画画，任我的思想随意漫游，突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让人着迷的图像。自行车！假如能弄回我那辆旧赛车该多美呀！大概是两年前我把它卖给了住在附近的一个亲戚。他也许会把车再卖给我，那是在六天比赛接近尾声时我从一名德国赛车选手那儿得到的一个特殊式样的自行车。啊，还是很久以前我曾在科尼岛上骑车兜过一圈。那些秋日！正好适合骑自行车。但愿我那个傻亲戚没有更换车座；那是一种布鲁克斯式的车座而且很舒服（还有脚蹬上的皮套，我也希望他没有扔掉）。回想起双脚滑进皮套里的那种感受，我再次体验了最美妙的感觉。沿着伸向科尼岛铺满砾石的小路，在林木交织的拱道下骑车，我的心随着车子和谐地跳动，我的脑子里空白一片，只是有种冲出太空的感觉，或快或慢，全凭我心理的航行表支配。路边的景色像日历一页页地飘落在身后。没有思想，甚至没有感觉。只是永无止境地奔向太空，同那辆车一起……是的，我要再次骑车锻炼——每天早晨——只是为了热热身。去科尼岛骑个来回，冲个澡再做做按摩，吃一顿美味的早餐，然后开始工作。当然是在我的书桌前，不是工作，而是消遣。一生的时光在等着我，别无他事，只有写作。多棒啊！对我来说要做的事只是坐下来，打开龙头，我的思想就会流出来。如果我能不停顿地写出二三十页纸来，我肯定能一样容易地写出几本书来。每个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当作家的料：我必须做的只是把它变成事实。
我匆匆忙忙地走上门廊时，正瞧见莫娜穿着她那件和服的身影。石头窗台上的窗子大敞着。我翻过栏杆，从窗户跳进屋里。
“嘿，我成功了！”我喊着把鲜花、酒和唱片递给她。“今天我们开始新的生活，我不知道我们以后靠什么维持生计，但我们会活下去的。打字机还可以用吗？你是不是准备好了午餐？可以请乌瑞克过来一起用餐吗？我太高兴了。今天我可以用笑容去迎接任何的苦难和考验。让我坐下来好好看着你。接着走，就像刚才那样，我想知道坐在这儿什么也不做是什么感觉。”
我停了一会儿让莫娜缓过神来，接着又兴奋起来。
“你不相信我会这样做，是吗？假如没有你，我永远也不会得到这一切。你知道每天去上班是件容易事。难的是呆着不做事，我想到了这世上我所喜爱的每一件事，现在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了。我想要做事，我好像就这样静止地站了五年了。”
莫娜开始小声笑出来。“做事？”她重复道。”为什么，你是最有创造力的人。不，亲爱的瓦尔，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我甚至不想要你考虑写作……直到你歇够了为止。不要担心我们今后怎么生活，把这些问题留给我，只要我能维持这个家我就能养活你和我。不管怎么说，现在别让我们想这些事了。”
“摩天大楼那儿有一幅非常棒的剧照！”她又说、“路易·巴恩斯就在那儿。他是你最喜欢的演员，是吗？还有一个喜剧演员，他过去常演一些滑稽剧——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这只是一个建议。”
我茫然地坐着，没摘帽子，两只脚懒散地伸在前面。感觉好得不像是真的，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所罗门王。实际上连所罗门王也不如我，因为我已从所有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了。当然，我会去看戏，还有什么比在无事可做的日子里看一场午后的演出更好的呢？之后我要去拜访乌瑞克，请他和我共进晚餐。像今天这样喜庆的日子是需要有人来分享的，而且有什么事比与朋友分享快乐更美妙呢？（我也知道乌瑞克会说什么。“你不认为事情会好起来吗？噢，我他妈的在说什么呀？你最清楚……”等等。）对乌瑞克可能说的话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的责问、他的警告都会让人耳目一新。我几乎可以肯定在黎明之前他会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的！”当然，他不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么不谨慎，轻易放弃工作。对自己太不负责了。尽管他会说要是他，乌瑞克，这个世界上最坚韧不拔的人会考虑这样一个想法，那么他的朋友亨利，瓦尔，米勒一定会去做的，也就是说不去做就会自杀的。
“你认为我们有能力买回我那辆自行车吗？”这句话太不着边际了。
“为什么不行，当然可以。”她不加思索地回答说。
“你不觉得可笑吗？我实在太想骑自行车了。你知道，我是在遇到你之前不久才放弃这件事的。”
她认为这是天下最朴实的愿望，不过这同样让她发笑。“你还是个孩子，是吗？”她忍不住说。
“是的！可这想法总比想当个傻瓜强，不是吗？”
过了一会儿我又说：“你知道吗？我今天上午还想到了另一样东西……”
“是什么？”
“一架钢琴，我想弄架钢琴重新开始弹奏。”
“那太好了。”她说，“我肯定我们可以很便宜地租到一架，而且是架不错的钢琴。你还要去上课吗？”
“不，不再那样。”我只是想消遣消遣，就这样。”
“也许你可以教我弹。”
“当然！只要你真想学。”
“会一点儿总有好处的，尤其在剧院那种地方。”
“那太容易了，只要有钢琴。”
我突然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禁不住大笑起来。“那你到底想从这种新生活中得到些什么？”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莫娜说。
“不，我不知道。是什么？”
她走过来，抱着我。“我所希望的是你能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作家，一个伟大的作家。”
“就这些吗？”
“是的，瓦尔，就这些，相信我。”
“那你对剧院怎么想的？难道你不想有一天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吗？”
“不，瓦尔，我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伟大的演员。我没那么大的野心，我在剧院工作是因为那样会让你开心。我不在乎自己做什么——只要能让你高兴。”
“可你如果这样考虑问题的话，你永远也不会成为名演员的。”我说，”真的，你必须想想你自己。你要做你喜欢的事，不论我做什么。我以为你对剧院很着迷。”
“我只为一件事着迷，那就是你。”
“你在演戏。”我说。
“我希望那样，那样容易多了。”
我抚弄着她的下巴。“好，”我拉长声调说，“你已经永远而且完全地得到我了。我们看看一个月之后你是什么感觉，也许还不到一个月你就会开始讨厌见到我了。”
“不会的，”她说。“从我见到你的第，天起我就在祈祷这一天的到来。我嫉妒你。你知道吗？我想看到你的一举一动。”她贴近我，用手轻轻拍拍我的额头。“有时我希望我能钻进这里去看看你在想什么，有时候你好像离我很远。特别是在你沉默的时候，我也嫉妒你写作——因为那时你就想不到我了。”
“我已经掉进陷阱了。”我大笑着说，“听听，我们在干什么？说这些有什么意义——这一天都快过去了。今天不是预言未来的日子，我们应该庆祝一下……你从前告诉我的那家犹太人的熟食店在哪儿？我想我该去买些上好的黑面包、橄榄和奶酪，如果有五香熏牛肉和酥鱼的话也买一些——还买什么？我买了这瓶好酒——它需要好的下酒菜。我再去买些蛋糕——苹果糕怎么样？噢，你还有钱吗？——我的钱都花光了。很好，一张五块的？还有吗？明天我们要仔细考虑一下，是吧？你知道，孔方兄，从哪儿怎么样才能搞到它。”
她用手捂住我的嘴。“求你，瓦尔，别再提它了。开玩笑也别提，你不必再考虑钱的事……永远，你明白吗？”
一个名叫本杰明·R·塔科尔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写了一本奇怪的书，名字是《一个无暇写作的人写的一本不是书的书》。这个题目恰好描述了我现在的处境。我的创作力突然间释放出来，我的灵感突然间从四面八方冒出来。不是一本书，我坐下来写的第一篇东西是一首关于布鲁克林那个后院的散文诗。我太渴望成为一名作家了，以至于几乎什么也写不出来。我的能量让人难以置信。因此我准备减减肥，安静地坐下来，文章从笔下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我心中无法平静，我想描写我亲身经历的世界。我从未想过每天固定工作三个小时写出一本无法再厚的书。我相信，假如一个人坐下来写作的话，他应该坐在座位上工作八个或十个小时不休息。他应该不停地写直到筋疲力竭为止。我想象中的作家就是应该这样工作的，要是那时候我知道桑德拉尔在他的一本书中描述的话该多好啊！一天写两个小时，在黎明的时候，而其余的时间全都留给自己。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多少宝贵的书啊，桑德拉尔！养成一种习惯——雷米·德·古尔孟已经证实，像桑德拉尔指出的那样。这样的习惯才有可能让一名作家真正读遍所有的成书。
可是我没有规律，没有章法，也没有确定的目标。完全是心血来潮、异想天开。一时间如此狂热地想过一种作家的生活，竟忽视了多年来收集的大量的素材。我迫不急待地想写此时此刻，发生在我的门外的事情。某种新鲜的东西，我所追求的东西。这些事使我欲罢不能，因为，不论我意识到与否，这些蓄积已久的素材我在多年来的挫折、迷茫和绝望中已经反复咀嚼过，我想要讲述的每一件事都已在我的脑子里写了出来。另外，我还觉得自己就像一名面临大赛的拳击手或是角斗士。我需要一次能力测试。这些初次的尝试，这些白日梦和幻想的作品，这些散文诗和所有这些闲庭漫笔就像从乐器中奏出的辉煌的乐曲。它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如无止境的），点燃了罗马焰火筒和鞭炮，而那些犬爆竹我要留到七月四日。此刻是清晨，一个永远的节日的漫长、懒散的早晨，我在伊甸乐园选好了一个位子。这一切实在真切，我由此可以支配我的时间，可以在我的有生之日，在我还属于这个无聊的世界的时候闲散度日。一旦我升入天国，我就会加入天使们的合唱，这天使的合唱班将永不停歇地唱出欢乐乐章。
如果说长时间以来我是在用一双作家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的表像，那么现在我是在用更加深沉的目光重新审视它。再细微的东西也逃不出我的视线。如桌我想散散步——我正是在不断地寻找散步的借口，“探索”，我这样称呼它——是有目的地把我自己带入一个广袤的视野。我常常呆呆地用这种新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常事物。当一个人专注地盯着任何一件东西，甚至一片光秃秃的玻璃，它自身都变成一个神秘莫测、令人敬畏、而且无法形容的夸大的世界，几乎是一个无法“再认识”的世界。作家正是在暗中等待着这类时刻。他会扑向这些微不足道的虚无，就像捕食他的猎物。这是一个醒悟的时刻，一个融汇吸收的时刻，而且你永远无法迫使它出现。有时一个人会因为试图留住这一时刻或是把它付诸笔墨而铸成大锗或造下罪孽。多年以来，我无数次殚精竭虑，力求归纳出这些升华和解脱的规律，如今，我总算弄清了个中缘由。我始终无法把它记录下来，我从不认为它自身就是一个结束，也从不梦想着经历了一次狂喜和彻悟就是一切的结止，一切的一切。
我追求的是海市蜃按。我总是好高骛远。我越多地接触现实就越难以回到想象的世界，这就是日常的生活。“体验，更多地体验！”我呐喊。用一种疯狂的努力试图达到某种秩序；实现某种尝试性的工作计划，我时而会静静地坐下来，花很长的时间绘制出一个工作计划。计划，这种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工作的方式，绝不是我的长处，但我总是能把我的梦想以一种宇宙起源论的方式使之具体化。尽管我从来无法系统地阐述一个情节，但我可以权衡矛盾的势力，人物、环境、事件，巧妙地安排它们，在其间留有足够的空间，使之必然地没有结束，只有世界中的世界，到无限。到永远，直到一个人离开了他所创造的世界，一个有限的、完全的世界。
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行员，我会在同一时间里感觉到适意和不安。坚信最后的成功，却又紧张、焦虑、不耐烦，所以，在我放完鞭炮之后，我开始想到礼花。我开始把自己零散的思绪联成一体，以便讲述。首先，我推想，为了产生效果，我的声音应该让人听见。我必须为我的工作找到某种恰当的发泄方式——报纸、杂志、年历或者商业刊物。在某处，以某种方式。我的范围在哪儿？我的火药是什么？尽管我并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朗读让朋友生厌的人，但偶而热情放纵的时候我也会犯这种错误。虽然很少发生、这些小错却常常使我很振奋。我注意到我的朋友们很少为我的努力所陶醉，我相信朋友们这种无声的批评比那些痛斥或者昧心的批评家们敌意的讽刺更加严厉。在我读完之后，我的朋友们没有在适当的时刻哄然大笑，也没有大声地鼓掌，这种态度意味着他们的难过远远不及对言辞的竭力忍受。有时，我为了给自己留点面子，装作认为他们不是迟钝就是太内向。可这种时候又很少，我对乌瑞克的称赞很敏感。也许我对他的评论这么在意实在有些愚蠢，因为我们俩的品味（在文学上）差异是那么大，而他同我的关系又如此亲密，我必须有这样一个朋友来印证我的能力，而他也是很一本正经地被取乐的，我的乌瑞克。他最喜欢的就是爆竹，这就是说，不寻常的词句，惊人的引语，精致的锦缎，无聊的悲剧。他经常在分手时感谢我给他增添了许多新词。有时，我们会用另一个晚上，一整晚的时间在字典里查找这些稀奇古怪的词。有些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因为是我编造的。
可回到我的伟大的计划……自从我相信自己能够写出太阳下的任何事情，就觉得应该把我认为有趣的题目列出一个表来投给杂志编辑，好让他们选出对他们有吸引力的篇目予以发表。这必须写出大量的文字，而且是冗长愚蠢的文字。一这还意味着要遵照那些编辑们的愚蠢的条条框框，还牵扯到辩论、争吵，徒劳无功地往编辑部跑，烦恼、不满、愤怒、绝望和庆倦，还有大量的邮票！这样乱七八糟地折腾了几个星期之后，也许有一天会收到一个编辑的来信，说他会屈尊谈我的文章如果而且如果而且如果而且但是。从不用如果一个任务。好啊！所以我获得许可，我们暂且这样说，去写些关于冬季的科尼岛的东西。如果他们喜欢也许会付印，我的名字也会变成铅字，我还会拿给朋友们看。整天带在身上，晚上放在枕头下面，偷偷摸摸地一遍又一遍地读，因为你头一次看见你的名字被印在你面前的书页上，你终于可以向这个世界证明你真正是一个作家了，而且你必须向这个世界证明，这辈子至少要有一次，否则你会因为只在自己的臆想中相信它而变疯的。
于是在一个冬日里我去了科尼岛。当然是独自去的。让一个头脑简单的朋友影响你的想法和观察，对事情是没什么好处的。我口袋里装了一个记事簿和一支铅笔。
这是寒冷的一禾，去科尼岛的路程漫长沉闷，好像只有病人和疯子才会去那儿。我觉得自己也有点儿神经不正常了。有谁会想了解一个全部被封闭的科尼岛的事情呢？我肯定是一时兴奋想出了这么个题目，以为没有什么能比一个荒芜的景象更能引人注目
荒芜这个词根本无法用来形容它。一当我信步在海滨的人行道上时，冰冷的寒风吹透了我的裤管，我把全身裹得紧紧的，我知道我选了一个没有比这更难的题目。没有一点儿东西值得记下来，除了死一般的沉寂。我看这一切在乌瑞克眼里的印象会比我的好些。个插图画家来这里也许会很高兴，能看到这里荒凉、古怪。瑟瑟发抖的建筑，乱糟糟的木桩和木板。静止不动的、空荡荡的费里斯转轮、寂寞的环滑车在虚弱的太阳下生锈。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确信这是在工作，我记下了这些令人陶醉的古怪景象。乔治·C·蒂尔尤正在打呵欠的嘴巴，等等……我真想吃一根热的法兰克福香肠。再来一杯冒热气的咖啡。我发现人行道旁的街边有一个小电话亭开着，不远处还有一个射击游戏房开着门。看不见一个顾客：店主自己在向作靶子的陶鸽子射击，肯定是在练着玩——个喝醉了的水手在路上蹒跚而行；离我几步远时他弯下身子让我过去（没必要注意这些）。我走下海滩，望着空中的海鸥。我注视着海鸥，心绪却转到了俄罗斯。脑海里一幅托尔斯泰坐在凳子上修鞋的画面把我迷住了。他的家乡叫什么名字来着？Yasna Polyana？不。Yasnaya Polyana。好了，管它呢，我想这些干吗？真见鬼。醒醒！我晃醒自己回到刺骨的寒风里，废弃的杂物堆得到处都是。多么荒诞的形式（许多故事都写到装着字条的瓶子）。此刻我倒希望来时能想到清麦克格利高尔同行，他那愚蠢、故作严肃的样子有时会激起我的犟脾气。他要是看到我走在这条海滨小路上寻找素材。不知会笑成什么样子！“嗯，不管怎么说你毕竟是在工作，”我仿佛听见他尖声细语地嘲笑我。“这是什么事听，你为什么要选这么个题目？你知道他妈的没有人会对它感兴趣的。你也许只是想出门来散散心，现在你找到了一个好借口，不是吗？天哪，亨利，你还是原来那个样子——疯子，“完完全全的一个疯子。”
坐上回家的火车上，我意识到我只记了三行笔记。等我坐在打字机前我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写，我脑子里空空如也。一片冰冷的空白，我呆呆地望着窗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岛上的景物也是一片冰冷的空白。整个世界都被锁在冰雪之中，寂寞、无助。我还从来经历过这样寒冷刺骨、阴沉无聊的一天。
那天晚上我怀着羞辱自惩的心情上了床，而且远不止于此，因为在我辞职之前我挑出了一部托马斯·曼的作品（里面有Tonio Kruger的故事）；并且为其毫无瑕疵的叙述所征眼，然而，真正令我吃惊的是第二天一早当我醒来时憋了一肚子尿，嘴里也发酸，不肯像往常那样去散步——“活活血”——吃过早餐我立刻坐在打字机前。中午时我就写完了我的关于科尼岛的文章。写得一点儿也不费力，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强迫自己把它写出来，而是去睡了一觉——当然是在做了充分的自我让步之后。这是一个教训：强求是徒劳无益的。尽你所能，其余的就听天由命吧！一个微不足道的胜利，但也许是最关键的。
当然，这篇文章从来没人理睬（什么也没有）。它从一个编辑手里转到另一个，当然不只它一篇遇到如此的命运。一连几个星期我不停地把它们发出去，就像信鸽那样，几个星期之后，它们又都回来了，而且都附有退稿单，然而，我一点儿也没有气馁，正像他们所说的，“永远快乐开朗”，我仍坚持我的计划。这不是计划。写在一大张绉巴巴的纸上，用图钉钉在墙上。它旁边还钉着一张纸，上面列着我试图用之来丰富我的词汇的外来语。问题是如何在不离题的前题下把这些词用到我的文章里去。我经常事先试用一下，在给朋友的信中，或是其他杂七杂八的信函中。写信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拳击手对着靶子练习。可是试想一下，一个拳击手在靶子上花去太多的时间，而一旦面对一个真正的对手时他可能已毫无斗志了！我花两三个小时写一篇小说，或是文章，却用另外的六七个小时写信给朋友解释它。真正的功夫是花在写信上了。现在，当我回顾当时的经历时。也许这样是最有益的。在最初的时候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以至于无法使用自己的声音。我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文人，我使用所有能发现的写作手法，每一种文体，采取一千种不同的语气，总是搞不清技巧的熟练和创作的区别。这是两个激励我的目标。就像我阐述的，在经验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我就得活他至少一百次。去争取公正。战者应该说尽善尽美，我就必须活他一百次，一次也不能少。
我的一些比较诚实的朋友，常常是过于坦直的朋友，偶而会提醒我，说我在同他们谈话时是真正的我，而写作时就不像了。“你为什么不能像聊天时那样写作呢？“他们会说。乍一看这种观点有些荒谬。首先我从不认为自己很健谈，尽管他们坚持这样认为。再者对我来说，书面文字远比口语更加意味深长，更有说服力。在讲话时你不可能停下来斟酌一个词组，或者寻找出最贴切的词。也不可能回过头来删改一个字，一个词组，一整段话。对于我这样一个在文字的世界里苦苦探寻其奥秘的人来说，让他们对我说不用脑子比用脑子更容易成功就像是一种侮辱。尽管这种观点就像是一种鸦片，可它却产生了效果；时而在与朋友们度过一个兴奋的夜晚之后，在我把脑子里的东西滔滔不绝地倾囊而出；用我的言语把他们灌醉之后，我悄悄地溜回家，静静地回想我所讲的。从我嘴里脱口而出的词句是那么有条理；并且产生了生动的效果；讲述中不仅有连续性、有结构、高潮（结局，而且有韵律（有内含，声音洪亮，有品味、有魅力。要是我讲话时出现了口吃，我不一会儿就会回到出错的地方改正用错的词句、用重复、影射、含蓄的方式夸张地表现一句增强了语调的语句。就像变戏法一样：词句就像是有生命的球，可以被收回。可以让它服从命令，也可以用其它的球来替换、等等。或者说，一就像是在看不见的石板上写作。人们听见这些词句而不是看见。它们不会消失，因为它们从未真正地出现。听它们，人们会用一种更加敏锐的感觉去品味、去分享，就好像在看一种技巧熟练的戏法。耳朵的记忆力同眼睛的记忆力同样可信，一个人可能无法在三分钟后复述一次冗长的演讲。但他可以察觉出一个错误的语气，一个错误的强调。
在同马拉梅或者乔伊斯或者马克斯·雅各布一起看晚报之后我常常想。把我们聚会的这些时间比作什么呢？肯定地说，在这段时间里我的这些伙伴们没有人梦想成为艺术圈子里的一员。他们喜爱谈论艺术，各种艺术、但他们从未想过让自己成为艺术家。他们大多是工程师、建筑师、医生、搞化工的、教师和律师，但是他们有才智而且有热情，他们都是那么真诚，那么有活力，我有时甚至想我们奏出的乐曲是否可以同大师们演奏的庄严的室内乐相媲美？当然这些时候从没有任何浮华和做作的东西，谁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别人也随意地发表评说，从不会费心去考虑说出的话是否能让“大师”高兴。
我们中间没有大师。我们都是平等的，而且我们可以随意表现自我的傲慢或者愚蠢，只要我们高兴。把我们聚到一起的是互相之间对我们被剥夺的事物的渴望。我们没有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强烈愿望。我们只是在寻找，在寻找中充实自我。就这些，在欧洲这种类似的聚会总有种政治的、文化的或者审美的背景。聚会的成员是在做准备活动，他们发言是为了今后在大众之中传播他们的影响。我们从不考虑大众——我们就是大众的一部分。我们谈论音乐、绘画、文学。因为，如果一个人非常聪明而且敏感，他的终点自然是在艺术的世界、我们聚在一起不是特意来谈论这些事，只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而已。
我也许是这群人中唯一对自己比较认真的一个。这就是我经常变成一个爱争吵的白痴和讨厌鬼的原因。说心里话我确实希望改变这个世界，我是一个鼓动家。这是我与其他那些使我们的夜晚聚会生趣盎然的伙伴仅有的一点儿不同之处。我说出的每一句话中总带有一份额外的真诚。一份额外的真理。这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很明显，我是要把他们搅乱，以德报忽而使自己后悔惭愧。没有人完全同意过我的观点。不管我如何用语言修饰我的观点，我所说的总是给他们留下一种犟强。不自然的印象。有时他们会坦白地承认他们只是喜欢听我夸夸其谈。“是的。”我说道，“你们从来听不进去。”这会否！起一阵窃笑，然后有人会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总是同意你的观点。”又一阵窃笑。“狗屁！”我回答，“我从没期望你们会同意。……我只想让你们思考……为你们自已思考。”听听！听听！“瞧，”……“接着说，”。有人尖声说，“接着说，跟我们讲出来！使劲喷！”这时我会坐下来。绷着脸一言不发，显得非常无言以对。“来吧。别在意，亨利。还有杯酒。来，把它喝下去！”我知道他们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可我仍希望能通过一些特殊的努力使他们改变态度，我可以让步，缓和语言，然后发出实质性的连珠炮似的质问。越是不顾一切、越真诚他们就越高兴。知道游戏该结束了我会把谈话变成一出滑稽剧。我会讲一些临时从脑子里冒出来的血腥故事，越荒诞古怪越好。我会居高临下地戏弄他们——不过没有人会生气。就像是与幻象搏斗，又像是在对着靶子练拳击……
为了把我为自己定的计划探究到底，我简直比一个实业界的总经理还忙。我选择动笔的一些文章需要大量的查寻资料工作，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我喜欢去图书馆从那些难找的书籍中找到它们。多少个美妙的日日夜夜我在四十二大街图书馆里，坐在一个长桌旁，在几千人中间，那好像是主阅览厅。那些桌子也令我兴奋，我一直渴望得到一张特大的桌子，一张大得不仅可以让我在上面睡觉，而且能让我在上面跳舞、滑冰的桌子（曾经有一位作家就是在这样一张桌子上工作的，他的桌子放在一个巨大空旷的房间里——我理想的工作地点。他的名字叫安德列耶夫，不必说他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是的，能同那么多勤奋的学生在“个有大教室大小、房顶似苍穹的大房间里一起工作给人一种多么好的感觉啊！当你离开这里时会感到有点儿眼花缭乱，常常还会有一种神圣的感觉。投入四十二大街和第五大道路口的人流总会给人带来一种震动，这条繁忙的大道与那个平静的书的世界没有什么联系。通常，我都在查找过有什么没被人写到过而存放在那些档案中的人和事情，一方面我被自己择知识而不择食的欲愿所牵制，另一方面又害怕自己变成个书呆子。
去长岛那次最令人伤感的港湾旅行，亲眼目睹口香糖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亦是个愉快的事。人们常说这儿是个效益近乎疯狂的世界，在一间充满致病的糖臭粉末的小屋里，空气令人作呕，几百个痴愚的姑娘，就像花蝴蝶一样将长方形胶姆糖包装起来，有人告诉我，她们灵巧的手指比迄今发明的任何机器更为准确和娴熟。在一帮人的陪同下，我穿过这家大工厂敞开的闩户，每个车间都在展现着悲惨世界里的，幕幕景象，只是当我就胶姆胶糖——未成形的口香糖任意发问时，才偶然悟到自己考察的真正有趣之处，就像人们所称呼的一样，Chicleros，这些在尤卡坦州茂密的热带丛林中劳作的人，是一个迷人的人种，我花费了几周时间在图书馆查阅有关他们习俗的资料，实际上，我对他们如此地感兴趣以至于几乎将口香糖忘得，干二净；当然通过对胶姆人的研究，我被诱入玛雅人的世界，从那儿来到关于亚特兰蒂斯及这块消失的岛屿的迷人作品中，来到贯通南美的运河上，来到安第斯山脉形成时造成的孤悬一英里之高的城堡上，来到复活节岛与南美大陆坡间海上的通道，还想到美洲印第安人文化与远东文化的类同相似之处，以及阿兹特克文字的神秘之处，等等，就这样一直往前想，直到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部遇到保罗·高庚，胳膊下夹着画稿，一踉跄回到家中，我不得不立足而读。从高庚的生活阅历和创作生涯到文森特·凡高的，只是一步之隔罢了。
无疑读一读文学名著是重要的。也许先拜读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内涵极大的文学作品更为重要，但是比这两者更为有益的是，至少对一位作家是这样的，去读到手的任何作品。随自己的嗅觉而来。在画家大图书馆发霉的书堆里都能找出一些令人费解或者说无名之辈就无关紧要题材而作的陈腐作品，但是其中不乏资料依据、思想见解、离奇幻想、情绪波动、思想冲动，如此的奇才之作只能因其影响而被当作罕见的麻醉剂。在多数作品中最使人兴奋不已的时刻往往是由咀嚼一个新词的含义开始的，一般读者肯定会忽略、不被之所动的一个小词，却可以由一位作家证明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宝藏。我常以一本词典寻根至百科全书，还不是一本而是几本。”从百科全书又寻根至所有的参考书；从参考书又寻根至各种手册。从头至尾就狂用九天，只是掘了又刨，刨了又掘，除大量的笔记之外，我强迫自己摘录了一张又一张，有时只是从书中将自己最需要的撕下来。间或我还得常去博物馆里采访，那儿与我打交道的工作人员毫不怀疑地认为我是在为一本书而奋斗，而且该书会对这个学科是个贡献。谈话时仿佛我了解的要比自己要揭示的更广更深，我为自己从没读过的书做过肤浅并非直接了当的参考，或者为自己从没见过的权威人士提过建议。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授予我自己从没奢望获得的大学学位也是毫不奇怪的，在这些领域，比如说人类学、社会学、物理学和天文学这些领域中。提起一些知名领导人，仿佛我与他们一直有着亲密关系，当我发现自己陷得有点儿太深时，总是灵机一动为自己解脱，装作要去洗手间，这个词实际对我是’离开”。有一次我对系统学深感兴趣，想到在一家公立图书馆的系统学部门找一空缺干一干倒是个好主意。我登门去求职的那天正好他们的这个部门缺个人，用人之心如此之切，很快就让我上班了。实出意料之中，留给图书馆主任的那张求职表格完全是骗人之作，当这个将我录用的可怜虫讲话时，我在想要用多长时间他们才能将我识破。我的超人之处是靠自己往上爬，为别人指点这个或那个；甚至于到屋角去摘抄档案文件之类的事都能干。这时他正将其他的同事叫过来引荐与我，尽量匆匆忙忙为他们阐述我为自己设计好的最闪光的优点（这当中通讯员出来进会，就像在莎士比亚剧中），忽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对所有这些颠三倒四的工作一点儿兴趣都没了，想到莫娜正等我一块共进午餐，就突然打断他滔滔不绝的话题，问洗手间在哪儿。主任相当惊诧地打量着我，无疑是在想，我为什么不等他把话说完再去厕所，但是借助于最能表达人要方便时特有的几个手势和鬼脸，好像此时此刻就要在地板上或者废纸篓里解手一样。我想方设法终于摆脱了他，抓起幸亏还在门口椅子上的帽子和外套，飞也似的跑出了那幢楼……
最大的激情是对知识的获得，对技术和终身用之不尽的经验的掌握，但是在我思想的深处还一直存在着另一根意味着安定、优美、简明、快乐和感激的弦。一边读着高庚的信，一边用奋斗中过着简朴生活的他来鉴别自己（这艺术便是一切的生活），他从阿勒斯的来信中在写到自己对艺术的奉献时是多么热情洋溢啊！阿勒斯，这个地方虽说读到它时我根本没想到去看一眼，命中注定以后要走一遭，给一个词以更具音乐天赋的表达式——这便是他用意所在。他不止一次询问过这些日本艺术家一生朴素的美德和高尚情操，挂念的是他们的简洁、自信和自然。在我的爱巢里找到的就是这种日本品德，正是这种纯粹、简朴的美，这种朴实无华的糖兜给我以勇气和安慰。我发现日本比中国对我更具吸引力，我读到惠特勒的经历，一下就爱上了他的蚀刻作品。我读过赫思的作品，他写的任何关于日本的东西。特别是日本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至今比任何人给予我的影响都深刻，日本印刷画被饰在墙上，同样浴室也悬挂着，甚至于在我的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也能发现：对禅宗我还一无所知，但对梵乐很是钟爱。我喜欢小型花园、桥、灯塔和庙宇之类的风景。在读过洛蒂的《菊子夫人》之后的几周里，我真正感觉到自己似乎在日本，在洛蒂的陪同下，我从日本来到土耳其，由此去耶路撒冷，对他的《耶路撒冷》如此地迷恋，以致最后说服了一家犹太杂志社的编辑让我就所罗门的庙宇写点儿什么。无论在何时何地，不管如何，连续搜寻终于找到了这个庙宇的模型，反映出了它的发展变化，直至最后被毁的全过程。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给父亲读过自己撰写的有关此事的一篇文章，这使他甚为震惊。我怎么会对这个论题有如此渊博的知识，我可真是二只勤奋的蚕茧啊！
求知欲和好奇心驱使我向所有领域去探索。有一阵子，在同一时间里我感兴趣并且为之吸引的就有印度音乐（由此与一位在印度餐馆里遇到的印度作曲家相识）、芭蕾舞、德国表现正义作家运动、斯克里亚宾的钢琴比赛、疯狂艺术、中国象棋、拳击和摔跤比赛、冰球比赛、中世纪建筑、埃及及希腊地狱的秘密、克罗马努人的岩洞壁画、史前的贸易行会、与新沙俄有关的一切，等等。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从一个水准到另一个水准，过渡得自然轻松仿佛是乘坐自动扶梯，然而文艺复兴时期有惊人之作的艺术家们具有的知识和资本难道与此有什么不同吗？难道他们不是同时会集于人生驿道的吗？难道他们就不是与雇工、流浪汉、罪犯、武士、冒险家、科学家、探险家、诗人、画家、木师、雕塑家、建筑师、狂热分子及献身者同辕并驾吗？自然，我读过切利尼·瓦萨里的《生命》，宗教裁判史，教会的生活，美弟奇家族的故事，意大利、德国和英国血亲相奸的剧本，约翰·西蒙兹、巴克汉志、勃伦堪诺所有关于文艺复兴的著作，但从没有看过巴尔扎克被称为《Sur Catherine de MediCi》这本太怪的小册子。在宁静休闲时我不断浏览的一本书，是瓦尔特·佩特关于文艺复兴的著作，大多是高声读给乌瑞克听，为佩特的精湛的语言运用艺术惊叹不已，那真可谓是愉快的夜晚，特别是读过一大段后，我将书合上，倾听乌瑞克娓娓阐述他的装饰画。单是这些画家的名字就使我听得心醉神迷：泰迪奥、迦地、西纽雷利、利比、弗兰切斯卡、曼特尼亚、乌切济、契乌布埃、皮拉内西、安吉利科等名家。他提到的城镇名称也同样吸引人，有拉文那、曼图亚、锡那纳、比萨、博罗尼亚、提埃坡罗、佛罗伦萨、米兰和托里诺。有一天晚上，我和乌瑞克，后来海迈和罗梅诺也加入，在一家法式意大利酒吧里大谈意大利的辉煌。当我们口若悬河地从一个人物谈到另一个，从一个城镇谈到另一个城镇时，气氛如此炽烈感人，以至于坐在桌子对面的两个意大利人也停止了他们的谈话，目瞪口呆，羡慕地洗耳恭听。海迈和罗梅诺跟那两个意大利人一样，同样被对他们来说是外语的这种语言所陶醉，保持着沉默，只能以斟酒自慰。最后，有点儿精疲力尽，该付款了，那两个意大利人忽然拍起手来，“好啊！好啊！”一边称快，一边大呼：“真精彩！”我们有些不好意思。遇到这种情形只能再豪饮一阵。乔和路易斯进来了，要了一杯上好的白酒，然后我们开始唱歌。胖路易斯靠近我们，高兴得流出了眼泪，他求我们再多呆一会儿，答应给我们吃丰盛的鱼子酱、煎炒蛋。这当中进来的只能是那个靠社会求济度日的不一般的内加尔人西基，他略高，顽皮得有点儿邪性。用火柴、扑克、茶托、手杖、大头针之类的东西玩点儿小把戏来给我们消遣。这个人喜悲掺半，不知什么使他心烦，酒吧者板费了好大周折才制止了他的嬉闹和搅和，他们不得不一杯接一杯给他喝酒、揉背、恭维他。这个怪人又是唱又是跳，随心所欲，边为自己喝彩，边拍自己的大腿，拍我们的肩膀——嬉戏的几拍直拍得我们脊椎震头脑晕。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忽然离去，风风火火地把几杯啤酒都撞翻了，他这一走，大家都舒了口气。鱼子酱和煎炒蛋上来了，还有白葡萄酒洗过的白鲑、浓咖啡，接着是上好的白酒。路易斯来了劲，“再喝！”还不断地说，“米勒先生，你这人真不错。”乔也说：“你什么时候去欧洲，米勒先生？我知道你在这儿呆不了多长，唉，托上帝的福，总有一天我也要回去。”
就像醉鬼一样我唱着歌打出租车回到家，连门廊的台阶都越不过去了，自己坐在台阶下嘲笑自己。打着嗝，疯子般嘟嘟哝哝，对着鸟、小径上的花猫、电线杆子高谈阔论。最后自己慢慢地、艰难地摸着上了台阶，滑下来再爬，一个趔趄接一个趔趄，真是徒劳无尽头。莫娜还没回家，我和衣上了床，酣然大睡。拂晓前醒来，感觉莫娜在用劲拖拉我，自己身下是一堆呕吐物。唉！真是恶臭薰天！床不得不重铺。擦过地板，换了衣服，仍有点儿头晕，步履蹒跚，我依然嘲笑自己，可憎又可幸，可责又可喜。要在风暴中站立可需要绝非一般的技艺，自始至终使我惊诧的是莫娜的温和宽容。她没有一句怨言，就像天使一般服侍着我。当我又准备上床时，脑子里想的是这样一件幸事，那就是起床毋需去上班，无需更多的解释，无需自责，无需内疚，我是个自由自在的人，可以自己尽兴地去睡，而且还会有可口的早餐等候着。如果我醉意犹存，可回到床上，将这一天睡尽，当我合上眼睛时，浮现出的是立在通红的壁炉边的胖路易斯：双眼含着泪花，他的心在鱼子酱里。卡普里、索伦多、阿迈尔菲、菲索尔、帕斯特姆、陶米娜……凡尼库里，还有吉兰达约……还有坎普·桑多……多么了不起的国家！多么伟大的人民！可以断定有一天我会去这个国度，为什么不呢？“教皇万岁！”（不过如果我吻他的屁股，他肯定会咒我该死。）
周末是用另一种方式度过的，平常是去拜访莫德，同她和孩子在公园里散步，也许骑骑马，或者放放风筝，或者划划船。聊天、窃语、谈谈琐事，指责几句。在我看来，她也变得有点儿癫狂。我们辛苦积攒的抚养费让她挥霍净尽，不值钱的小东西到处都是，幼稚地想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说公立学校不适合于我们的小公主。钢琴课、舞蹈课、绘画课。黄油、火鸡、沙丁鱼也没了。没有卷毛狗，没有狗食，没有留声机，家里堆放着的家俱越来越多，在壁柜底板上有好多空糖盒。随她去吧！真是可怕的局面，孩子尖叫着，缠着我，求我留下来与妈妈一块睡。一次在公园里，跟孩子坐在一个漂亮的小山丘上，看她放我给她买的风筝，莫德在不远处独自一人徘徊着。忽然孩子朝我跑过来，搂着我的脖子，开始亲昵地吻我，且喊我爸爸、亲爱的爸爸。尽管我尽了努力，啜泣冲破了我的感情防线。一次又一次潮水般的泪水涌出。我摇晃着站立起来，孩子还在紧紧抱着我，环视四周寻找着莫德。人们惊恐地盯着我，又走开了，痛苦啊！痛苦！无法忍受的痛苦。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周围到处都是美丽、和谐、安宁。别的孩子都在同父母游戏，他们幸福，喜气洋洋，笑声朗朗，只有我们流露出的苦恼，不祥和，而且是永远。一周周孩子在长大，她的理解力更强，更为敏感，她这种沉默寡言的方式更具批评力。如此生活是罪过。换另一种社会制度我们能继续生活在一起，我们大家，莫娜、莫德、孩子、梅拉妮、猫、狗、雨伞，所有的一切。至多是铤而走险，我想可以这样过。任何情形都要比这令人心碎的团圆好，我们都遇到了伤害和苦恼，莫娜和莫德一样。提高这母女俩每周的抚养费越是困难，我就对承受痛苦最大的莫娜感到内疚，如果需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当一位作家有什么好呢？如果我的灵与肉要遭受磨难，与莫娜过天堂般的生活又有什么好呢？夜里，醒着的我在梦中，我能感觉到孩子在搂着我的脖子，拉我靠近她，拉我归家。睡眠中我常流泪、哭泣、哀怨，重现一幕幕痛苦的往事。“昨天晚上你都哭了。”莫娜常说。我回答道：“是吗？我不记得了。”她知我在撒谎。想到自己一个人的存在不能足使我幸福，使得她很难过。虽然她没说过一句话，但我会申明，“我很开心，你没看见吗？我不需什么天伦之乐。”于是她一言不发，使人尴尬的停顿之后，“你认为我不为孩子着想，是吗？”我脱口而说。她答道：“知道吗？你已经有好几周没上那儿啦。”确实是这样。我已经取消了对莫德母女每周的探视，由邮政或者通讯员将钱送去。“我觉得这周你应该去，毕竟她是你自己的女儿。”我说：“知道了，知道了，马上就去。”接着我便会有一阵痛苦的呻吟。当听到她说：“这次你去看孩子，我为你给她买了样东西。”又是一阵呻吟。我自己为什么不买点儿什么？不只一次我站在橱窗前，脑子里思谋着自己要买的所有东西。不仅是给孩子，还为莫娜，为梅拉妮，甚至给莫德，但是我认为自己还没挣到钱就去买东西是不对的，莫娜在剧院挣的钱还不够我们开销，甚至差得还远。她不断拼命地工作，挣的钱这周进下周出，有时她发挥一下长处，有了外快回家时给我买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我想是这样。我求她别给我买东西，说：“我什么都有。”这是真的（除了自行车和钢琴。不管怎么样，我早将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东西堆得这么快，即便我收下了，还得费心思想一想自己怎么利用它们，如果给我只口琴和一双旱冰鞋倒是更切合实际……
有时我会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怀旧恋情苦恼，醒来时依旧带着梦境的惆怅，于是决定最为必要的就是先恢复以往的记忆。比如说胖子“查理大叔”，他过去常让我坐在他的腿上，讲述他在美西战争中的赫赫战功，娱我童心，乘火车、电车，经过好长一段路来到个叫格伦代尔的小地方。乔伊和托尼曾在此住过（查理是他们的大叔，而非我的）。这么多年已经过去，这个沉睡的小村庄对我仍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值得庆幸的是小伙伴们生活过的住所依旧存在，几乎没什么改变。夏夜里亲朋好友们聚会的那个小酒馆也在，记得小时候我从一张桌子跑到另一张，偷喝别人杯中的残啤，或是在那些醉倒的逍遥汉身边捡几个硬币，甚至这些人放声高歌的令人伤感的德国歌曲也进入我的记忆。我看到他们醒酒了，满脸严肃地，聚集在一个中空的方阵，就像一支英勇兵团最后残余的势力。库恩斯克族系的所有成员，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庄严地等待领头人敲响音叉，就像忠诚的武士站立在与异国的分界线上，挺起胸膛。眼光炯炯有神，扯起他们强有力的嗓门神圣地吟唱起深深唤起他们激情的歌曲……歌声继续着。现在看到了那个小基督教堂，托尼和乔伊的父亲艾姆霍夫（我第一次见到的艺术家）就是在那儿装的着色玻璃，在墙上和天花板做的壁画，雕刻布道坛。虽说他的孩子们对他心怀畏惧，虽说他是个苛刻、专横、冷漠的人，我却总是被这个严肃的人强烈地吸引着。入睡时分我们总是上小阁楼去向他道晚安。每每他坐在工作台上做水彩画，上盏学生用台灯在桌上投下柔和的光，房间里别的东西若隐若现。这时他是如此的认真温和，困惑，也很孤高。我常琢磨是什么使他能彻夜长驻于工作台的，但是最使我们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迥异他人：是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思绪绵绵，现在又到了我们常去玩的沟壑中的铁路线上。这是村边和铁路另一端间的无人居住的荒地，附近住着我们家的一个远方亲戚。我叫她坦蒂·格拉茜。一位相当漂亮的少妇，有着一双灰色的大眼睛，乌黑的秀发。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已能意识到她是个不平常的女人。没人见过她恼怒、失声；没人听到过她中伤他人；没有人在她面前求助落过空。她有一副女低音的音质。歌唱时有吉他伴着，有时候穿上化装舞会服饰，和着手铃跳舞，手中持把长长的日本扇。她丈夫成了个醉鬼，据说还经常揍她，格拉酋却是变得越发和蔼、温顺，更有同情心，更丰满，更仁慈，过了一段时间有谣言传说她成了名修女——这终归是人们私下传言。就像说她疯了一样。我迫切地想再见到她，找啊找，四处找遍了，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音讯，有线索表明她可能已在疯人院自杀了……离奇的思想，奇特的往事，走在格伦代尔沉睡的山庄里。这个令人钦佩圣洁的格拉茜和那个我称呼查理大叔的使人快活的大胖子，他们两人我都喜欢，一个只讲些拷打、屠杀伊哥洛人，在菲律宾的沼泽山间追踪阿奎纳多之类的事情。另一个根本就是沉默，她是位女中豪杰，完全是女神的化身。她与我们在一起，她散发出的神圣光辉给我们的生命以启迪。
查理离家去菲律宾时是个准下士，这时的他已经是个高大健壮的小伙了。大约八年后，回来时已是名中士，体重已有四百磅，总是气喘吁吁。记得一天他送给我一件礼物，是用六颗达姆弹做的，还请人做了只蓝色的亚麻锦盒，这些子弹是从阿奎纳多的人手中得到的。因为觉得用这些德国人装备给菲律宾的子弹心有惭愧。他们将这名叛军处死后，将头挂在旗杆上。这些故事，连同他讲的美国士兵对菲律宾人施以的令人毛骨耸然的管制，使我对阿奎纳多产生了同情。夜里我经常祈祷可别把他俘虏了，无意中查理大叔成了我心中的英雄人物。
阿奎纳多，使我猛然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天，穿上最漂亮的套服，一大早就来到贝德福德大街那幢高大的棕色石楼上。从那儿的阳台上，我们要看游行队伍。最前边的一列是刚从菲律宾回国的英雄。泰迪·罗斯福也在那儿，在队伍的前列领着他的骑士们。场面异常热烈，人们热泪盈眶，到处都是飘扬的旗子，从窗口掷下的鲜花，大伙相互亲吻着，高歌赞美诗。当时我也有极大的欢乐，但心有迷惑。不知这狂热激情是为什么。使我铭记在心的是那制服和马匹，那天晚上一位骑兵军官和一名炮兵来我们家用餐。这是我们两个姑姑的罗曼史的开端，却被溺死在摇篮中。因为我祖父不喜欢军队，不想让他俩做自己的女婿，我依然记得他对整个菲律宾战役的嘲讽和抨击。对他来说，这只是一场游戏而已，他嗤笑道：“战斗应不到一日就结束。”老人谈起俾斯麦和老人毛奇、滑铁卢战役及围攻奥斯特里兹。他于内战时来到美国。肯定那才是战争，去打无援靠的野人，谁都会的。尽管如此，还是迫于无奈，同马尼拉海湾的英雄——舰队司令杜威干了一杯。有人对他说：“你现在是美国人了。”我听到祖父说：“而且是个美国良民，这并不意味着我喜欢战争。扔掉军装，回去上班去！”
瓦伦丁·尼了祖父是人人尊敬爱戴的老人。在伦敦当了十年裁缝师傅，学了一口优美的英国口音，讲起英语总是温柔可亲。他说他们是有文明修养的人，一生保持着许多英国人的习性。他的密友克劳先生是瘦高、脾气暴躁的人，来自英国的伯明翰。是由我的叔父保罗引荐，在星期六晚周末沙龙上认识的。家里人除祖父外没有一个喜欢克劳，原因就是因他是社会主义者。总是发表长篇大论，且言语尖刻，记忆溯回到四八年那阵子的祖父从中得到兴趣，直拍手称好。他反对“老板”阶层的人，当然也反对军事武装。口想起来，真怪！社会主义在那个岁月产生的影响真令人恐惧。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与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有来往，克劳比基督徒或者犹太人更糟。美国是个人人机会均等的自由国度，成功和富裕是一个人的本分。我的父亲痛恨他的雇主——一个残忍嗜血的英国人——他总是这样评价。不久父亲也成了裁缝店老板。祖父也得受雇于他，但是祖父从不失自己的体面，不失那总使他或多或少胜于父亲的自信和刚直。令人惋惜的是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些裁缝老板就要潦倒了，被迫合成一帮以分担开支，依然是一群受雇佣的劳动者，因为工人的报酬——裁剪师、助手、做外套的、做裤子的持续上涨。每周所得比老板本人所得还要多，最后那些常受歧视和遭妒忌的雇工（都是外国人）为了生意的延续会借给老板们资金。也许所有这些就是像克劳一样的鼓动家们倡导的恶毒的社会主义法则引出的结果，也许不是。也许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被灌输的沃灵特德的“快速致富”理论存在着固有的灾难性的东西。
我祖父在“一战”爆发前就去世了。就像那个时代从欧洲名地来到美国的其他移民一样，遗留下大笔固定资产。他们在这块辉煌的自由土地上远比他们的儿女们有成就。他们徒手起家，就像与我同名的“牛肉大王”亨利·米勒。从法国来时只是个年轻屠夫，最后占领欧洲巨大的牛肉市场。确实，那个时代有更多的机会，但也有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人身上有着不屈的品质，他们比我们更勤劳、更坚强、更具谋略、更具组织纪律性，一开始从事的都是些低微的生意——屠夫、车夫、裁缝、钉鞋匠，节省的是他们用满头汗水换来的钱，总是过着朴素的生活，却十分安逸，尽管缺少过安逸生活的东西，缺少如今不能离开的节省劳力的器械。这使我想起祖父家里的厕所，最初只是在院子里搭的简易棚。后来在楼梯处建了个小卫生间，虽说煤气早已进入千家万户了，可这个卫生间仍用一只菜油小灯照明，祖父从没觉得在卫生间里点汽灯是必要的。他的孩子能吃饱穿暖，偶尔还带着上剧院，孩子们同他一起郊游和野炊——十分开心，参加萨恩格班德人聚会时也与孩子们一块唱歌。纯朴而又益于健康的生活，一点儿都不乏味。冬天下雪冻冰了，有时他带孩子们坐上马拉的敞篷雪橇，间或他自己乘冰上滑艇。夏天也有令人难忘的旅行，乘游船去像格伦岛或者新罗谢尔之类的地方。我认为今天孩子的远足根本比不上这些，也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得过格伦岛上魔术般的节日境地。唯一与其接近的是雷诺阿和修拉的某些绘画作品中的气氛，这儿我们能发现那种兴盛、欢娱、成熟、奢侈、肉欲和法普战争后至“一战”爆发前这段人们的厌世之态。无疑这是受到一种腐朽社会秩序感染的中产阶级全盛时期，但是代表它，并用言辞称颂、为其着色的那些却没被腐蚀。我从不认为祖父是被腐蚀的，也没有这样看待雷诺阿和修拉。我觉得祖父的生活方式与这两位艺术家的类同之处要比当时正在形成的美国新的生活方式的类同之处更多。或许可以这样说，祖父已经理解了这些人和他们的艺术。我的父母做不到，同一条街上与我共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不能。
停笔沉思，往事触动了我。故地重游的是我的思想，无疑这段日子是充实愉快的。从格伦代尔一直回溯到街坊四邻，情不自禁地想去祖上遗宅看看，但却没心思去看依旧住在那儿的本家人。在这条街的另一侧，我伫立打量着以前住过的三层楼房，努力重温自己五六岁时周围世界的模样。我常坐在那儿的那孔前窗勾起我的回忆。母亲第一次让我洗窗户时的恐惧感重新袭来，坐在窗框上，身体悬外有三层楼之高，对一个仅七八岁的小孩来说似万丈深渊。为珍视生命双腿紧夹着窗框。窗扇压在腿上就像铅陀，既怕往上抬窗扇，又怕失足。妈妈在下边不住地嚷还有污点没擦净（后来已经长大了，妈妈总是夸我爱为她擦窗户。或者说我喜欢装凉篷。我多么喜欢这个，多么喜欢那个……那是十足的谎言）。
站在那儿沉思良久，怀疑自己那时是不是有点儿女孩子气。邻里没有一个男孩比我穿得更整洁，没有一个比我更有礼貌，没有一个比我机敏好学。我赢得了所有的奖励，得到了大家的称赞。他们同样肯定我能自己照顾好自己，我父母也从没悟到我的同伴们已经堕入罪恶。即使最愚蠢的母亲也应该觉察到小约尼·拉德勒的犯罪行为，即使再疏忽的母亲也应能发现阿尔菲·贝切是个流浪阿飞。星期天学校的姣姣者，比如我，总是在邻里找最淘气的孩子做自己的密伴。我心爱的妈妈还不知道吧？我这个小猴精能将一套题倒背如流，而且在同伴中只有我才能滔滔不绝一口气说出一大串的巧言，就像给一个绞刑犯祈祷一样的污言秽语。这是那帮大孩子教唆的，并非蓄意或者故意。我们是在追随他们左右，听着他们的谩骂和争吵中学会的。细想，他们并不比我们大多少。至多有十二岁，可是像妓女、娟妇、同性恋、口交、杂种、歪蛋、操他妈之类的脏话总是挂在嘴边。当我们学说这些脏话时，他们不停地嘲笑。记得有一天，刚能学会几句就得意洋洋的我，朝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走去，给了她一顿臭骂。在她抓住我的手煽我耳光时，更是叫骂连天。可能我还咬了她的手，踢了她小腿几脚，反正那女孩怒气汹汹，“我要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调皮蛋。”边说边揪着我的耳朵，将我拉到就近的警察局。三步并作两步，把我推到一间办公室中间，我这个小无赖面前是一个高高坐在办公桌后的警察巡佐，透过桌子边只能看到他的脑袋。
“这是怎么回事？”警察厉声如雷，吓得我魂不附体。
那女孩命令我：“告诉他你骂什么来着？”
我被吓得目瞪口呆，只是喘着气。
“噢，明白了，”警察浓眉一松，瞪眼威胁我说，“他是在跟您说脏话，是吗？”
“是的，警察先生。”女孩回答。
“噢，我知道这一切了。”他从座位上起来好像要走下来。
我开始抽抽嗒嗒，进而吼叫起来。
“他真是个好孩子，”那女孩说着向我走来，颇带情感地拍拍我，“他叫亨利·米勒。”
“亨利·米勒？”警察说：“哟，我认识他父亲和祖父，你的意思是说不是这个小伙子说脏话，对吧？”
从高高的椅背上下来，他俯下身，握着我的手说：“亨利·米勒，我感到很惊讶，怎么……”
在这种公共场所，在各地警察局里，一提起我的名字总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影响。我把自己当成罪犯，看到自己的名字飞扬在大街小巷，成了头版头条的新闻，一想起回到家爸妈会怎么说，就浑身发颤，因为我猜想这新闻肯定比我人跑得快。也许那位巡佐已将这件事的详情告诉某人去通知我母亲了。也许她会将我保释出来，产生这种恐惧和不祥之兆的同时，听到我的名字在空旷的警察局里突然响起，不免有点儿自豪感。我有自己的形象了，还没人同时称呼过我的姓名，我只是亨利。现在成了亨利·米勒，成了个完完整整的人物。这个人要将我的名字和住址记入那个大本。他们也因此有了我的记录……就在那可怕的时刻，我就像长了十岁。
那个女孩承诺我以后再不说诸如此类的脏话，过了一会儿，被释放的我若无其事地走在自己家门口，俨然英雄人物一般。意识到这完全是场游戏，根本没有人会有意检举我，甚至不会告诉我的父母。为自己在那警察面前像女孩一样哭泣而感到羞愧，相反一想起将他当做惧怕对像时，就对我的这个庇护者、暗中同盟军顿生鄙屑。这使我有种深刻印象即家里与警察局关系很好，也许与他们关系密切，就在彼时彼地我滋生了对权力的蔑视……
对往事依恋之情使我不能中止自己的回忆，我从大堂里出来，又来到昔日库房所在的后院，厨房的这边墙上画的是一个牵着条小狗的女人，是用黑油漆和焦油画的，现在已几乎被涂抹掉了，这种拙劣的艺术品使我又回到童年。可以这样说，它是我自己仅有的埃及古墓绘画。奇怪的是后来我一提笔作画，出手的人物总使我回想起这个没有生气的形象。显然我描绘的轮廓同样的僵硬。多少年来，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如愿以偿，画出的总是拘谨的曲线。脑子里有只鹰或者女巫的感觉，大家认为我是试图故意表现得人物面目狞狰，但其实不然，这是我唯一能表现人物形象的伎俩。
走在大街上，我不自觉地抬起头来，好像是在向欧米利太太问安，她在自己家的房顶上收留了附近所有被遗弃的猫。每日喂两次，数量超过一百多只。她一个人生活，我母亲曾暗示我说她疯了，如此巨大的慈善胸怀母亲是远不能理解的。
信步向南走去，在那儿我常坐横穿小镇的电车回家。每一个店铺门脸都孕藏着丰实的回忆。二十五年过去了，尽管有这么多变化，拆除翻建，老房子还依然存在。风残失色，蚀墙断壁，就像老人的坚齿，仍然发挥他们的作用。只是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因为是在夏天，屋里有浓烈的零味。事实上就像人在夏天一样汗味十足，主人们为自己能将房屋保持到如此整洁的地步而感到自豪。新油漆闪闪的亮光和遮阳篷投下的影子就是他们这种谦逊性格的写照，与别人相比那位医生家里就略有改观，更为自命不凡。夏日里走进这位医生的诊所，掀起的珠帘发出叮铃叮铃声。他一直被人们当成鉴赏艺术的行家，墙上挂着用沉重镀金框装帧的色调惨谈的油画，那些画的主体完全与我的先天习性相反。我们家的墙上没有这类东西。家里的画是假日里由一些生意人送给的，色彩明亮，格调低俗。天天都能看到，却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什么时候当母亲拿点儿东西要给穷邻居时，总是从墙上选一幅画，嘴里咕哝着：“上帝！我不要这个。”有时我拿自己的东西让母亲施舍出去，比如说一件新玩具、一双靴子、小鼓，因为我的东西也有点儿堆积过盛。“噢，不，亨利，”听到母亲会说，“这个太新了。”“可是我不想再留着它了。”我坚持说，母亲马上说：“别那样说话，否则上帝要惩罚你的。”）
经过旧长老会教堂。星期日学校的学生们经常在两点钟聚会的地方，来到大伙聚集的地下室，多么令人愉快的清凉！避开酷热，在雨道上翩翩起舞。匆匆飞来的大苍蝇又匆匆飞出荫凉。当我想夏天——伴随着愉快的日月增辉荡漾的确切的四季分明的夏天——的含义时，我想起了德彪西的音乐。我猜他是草原上的一头狮子吗？在他的血液中有非洲血统？或者说，那些充满和弦的震颤乐曲是不是他对自己从没见过的太阳所表达的渴望之情呢？
我所经历过的每段欢乐时光都与太阳密切相关。谈起罗伯茨先生，星期日学校的学监，我想到的不仅仅是天空中闪烁的星体，而且还有这位古怪的英国老人身上如日中空散发出的温暖，长泻而下的胡子，米黄的肤色，和乐的红润面孔透出的是健康和自信。老人总是穿着一件不变的常礼服，脖子上系一条灰色领带，像牧师和教堂执事牧师一样，他是个富有的人。他们早就该搬到别处去住了，但是对这些老邻居们有感情。此外，还乐于救济帮助清苦人家。圣诞节之际他们赠送礼物慷慨大方，我母亲为这大方的赠与吃惊不已。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长大后加入了长老会而不是路得派。
那天晚上同莫娜一起追忆童年趣事，忽然滋生一念头——送给如今仍健在的老牧师一本我著作的样书就是很好的一种联络，觉得让他知道自己的一个“孩子”已成为作家是很高兴的事。天知道我送给他的是什么，只是除了渴望的效应以外什么都有。几乎就是在我的邮包被退回的同时，收到了一封措词严谨、语句精湛的英文信，信中讲诉了他的悲伤和迷惑。自贱于不完善的、写实主义表现手法的我刺伤了他，记得在他的信中有些有关垃圾桶的内容。这激怒了他，毫不迟疑，坐下来，写了封诅咒的檄文予以回击。告诉他说我这一生的目的就是过一种新生活取代他给我灌输的谬论。我写了些能适当地再使他紧张焦虑的关于救世主和上帝的东西，来他一个更为升级的侮辱，我劝他从那个他不属于、从来就不属于的邻居群体中消失，还补充说希望下次经过那幢将要坍塌的大厦（教堂）时看到大卫之星取代那个十字架（偶尔我用愿望使自己欣喜一番，这个地方成了犹太教区。这位牧师曾经住过的教区被一位髯发飘飘的犹太教士接管）。
将那封信寄出之后，当然我感到后悔了。多么愚蠢的行为！还在玩调皮蛋的恶作剧，但这正像我的性格，对过去既要敬重，又要唾弃。对于朋友和作家们也一样对待，从历史中我珍视和接受的仅是那些能够引导出革新结局的东西。
我提起过梵高吧？当年读过他的信，间歇了二十年后，最近又温读一遍，令我兴奋不已的是文森特当名艺术家的不灭欲望。一生只当艺术家，且终于如愿。他的条纹艺术人物变成一种宗教。对于教堂来说早已死去的基督又复活了，充满激情的梵高魔术般地用颜料挽救了世界。被鄙视和遗弃的梦想家重新上演了“耶酥受难于十字架”。他从坟墓中站起来战胜了那些不信服的人。
梵高三番五次地提到过，除了朴素的生活一无所求。他只是在用颜料创作时才显得有些挥霍，一切都融进他的艺术，相比之下如此巨大的牺牲，相比之下绝大部分画家的生命暗然失色，无价无值。梵高知道自己有生之年内不会被人们认识，知道收获他艰苦劳动硕果的不是自己，但是后来的艺术家们——也许会因他的大度从而在认识其作品时更容易些，这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他曾从许许多多的角度重复过这样的话：“就我个人没有任何奢望。命中注定，我们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之外。”
为了给众位兄弟向世俗轻视势力举办的一次展览提供几十幅油画佳作，他付出多少艰辛和汗水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梵高真成了个疯子，但是这个“疯子”是这个词的正面解释含义。以全身的精神和余势，倾注出创造性的能量，他像是只倾翻的杯子，孑然一人。
在画前让女人摆好姿势是很难，人们说他创制的作品极劣。“只不过是堆满颜料而已。”当他听到这种说法时，先是嘲笑，既而哭泣。一堆颜料！多么惊人的准确评述！已经超出所有伟大画家想象力的极品（最后才意识到），却用来低毁画家本人，多么富有讽刺意味？贫穷的梵高！富有的梵高！万能的梵高！这是多么残酷、亵渎的戏谑！仿佛是在说上帝的一个大名——他却是名符其实的上帝。
梵高曾说，我喜欢用这种方式创作，即让有视力的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存在什么；耶稣就是用这种方式说话、生活的；但是盲人和聋子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只有他们在看，只有他们在听，只有他们的行为举止像拥有珍贵的神圣思想的人。
我们知道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梵高禁绝使用颜料，逼迫自己用铅笔、炭素、墨水工作。我们也知道他起步是从研究人体开始的，从自然中探索学习。是的，他是在锻炼自己剖析深匿于事物内部东西的能力，结交的人有贫苦人，有受压迫的工人，有流落街头的浪子。他羡慕农民，颂扬的是农民而不是文人墨客。研究事物的形状，物体的质感。他让自己熟悉所有的一般事物，天天如此，以至后来当掌握了基本技能和技巧后，能够用现实的手法表现这个普通的世界、寻常的事物和日常生活。梵高的愿望就是以一种新感觉，可以说一种永恒的感觉使这个人人都貌似熟悉的世界熟悉起来。他要让人们知道罪恶和丑陋是赤裸裸的；这个世界并非是枯燥乏味的；我们只是用慈爱的目光认识世界的辉煌和光彩的。当他完成了这项使命，当他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世界时，发现自己不能再与这个世界搏斗了：自愿找了一家疯人院。
几乎用了漫长的几十年时光，这个人显示自己是名画家，意识到基督一直就在我们中间，因为一本轰动性册子的空前流行，成干上万之众开始参观博物馆和画廊。他们就像一股洪流集结，陶醉于这位曾被鄙视和遗弃的天才文森特·梵高的代表作中，其复制作品到处可见；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于最意想不到的角落。梵高终于向我们走来了，最终“巨大的失败”使他合理地取得本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显然他的信念得到合理的肯定；他的奉献不再是徒劳。原因不仅仅是他赢得了民众，更重要的是他影响了一代画家。
早在一八八八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绘画艺术肯定会变得更加精湛、更富有质感，减少雕刻成份。”他强调色彩这个词的重要性，多么有预见性的敏锐！如果没有他用色彩唱赞美诗，现代绘画是什么样呢？相当自由大胆地运用色彩的展示促成了一次解放革命。几个世纪以来的绘画传统一夜之间被取缔殆尽。令人难以置信的思想界域豁然开朗。
在梵高阐述自己关于色彩运用法则的发现的几封精彩信函中（其中大部分是由德拉克罗瓦阐述的），说明他重视黑白运用的轻重。他写道：一个人不应回避用黑色，黑中有黑。难道伦勃朗和弗朗茨·哈尔斯不用黑色吗？贝拉斯克斯也一样，还不仅是黑色，而且是二十七种不同的黑色。这完全取决于什么样的黑，如何使用这种颜色，白色也如此。
在这里我提起黑与白是因为，这场颜色世界的革命自始至终是不可能离开它们的，在这点上梵高提醒我们，上帝的真正子民害怕担心的不是罪恶和丑陋，而是在他们的真善美世界里的信仰。
当十九世纪大决战的战斗崩溃瓦解之时，旧的障碍也被炸得四分五裂。垄断这个世界的那些恶魔般的艺术家们为捣毁过去捐钱卖力，就像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金融家和工业家，革命家和政治宣传家们为这场大灾难铺路踏石一样。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好像是什么东西的了结，但它是某种东西跚跚而来的革命高潮。事实上，它展示了新的地平线。这场毁灭性的大爆炸足以为新的天地提供巨大能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艺术丰收的季节。就是在此期间，整个时间根基即将再次动摇之时，我与命运进行搏斗。这是个困难时期，因为一个人不得不靠自己，靠自己单薄的力量生存。千疮百孔的社会能够给予一个艺术家的机会甚至比梵高的时代还要少。艺术家的存在就是一场挑战，然而难道不是每个人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吗？
从“二战”中走出来，心中有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即人类要濒临灭绝。我们进入了一个启示录中提到的大动乱时期，人的精神遭受的剧烈震撼就像远古时地壳运动时期一样。我们正在摆脱死亡。我们哀叹当时盛行的暴力意识，但是挣脱了人类精神中必须被驱散的死亡绳索，最灿烂的前途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又被灌输注入了空前的力量和能量。我们要再次像人一样生活下去——像人这个词所内涵的严肃意义一样，先辈们不朽的作品现在看起来就像是罹难者的著作。我们没有必要重复他们的磨难，该是我们享用硕果的时候了。过去湮灭在毁灭之中，未来的一切是令人向往的，抓住每一天，去拥抱这个世界吧！这就是新精神所提倡的，有什么比我们大家共负重任的这个世界更好的东西呢？不要为了后来的人们劳动而劳动！让我们去创造吧！因为创造就是娱乐，娱乐就是天条。
这就是我无论何时阅读梵高一生时得出的信条。他最后的失望，以疯狂直至自杀了结，可以说变成了对上帝的无法容忍。他呐喊着：“天国在这儿，为什么你不进来呢？”
为梵高可悲的结局挤出的是鳄鱼的眼泪，忘记在此之前他创造的辉煌。当太阳从海平面上隐去时你哭泣吗？太阳为我们放出的光辉只存在于她东升之后和西落之前的几个时辰内。黎明时她还会出现，另一片光辉，也许是又一个太阳。日复一日，她给我们滋养，但我们却没有流露丝毫留恋。谁都知道她的存在，我们仰赖她，我们也表达过感激和爱心。非凡的人物，比如说尼采、黎姆鲍德和梵高，这些芸芸众生中的太阳像天空中星体一样遭受了同样命运。只有当他们坠落或者从视线中消失后，我们才意识到他们散发出的热和光。在哀悼他们离去的同时我们依然一叶障目，看不到存在的其他“太阳”。我们瞻前顾后却从没有将视线拉回到现实中来。如果偶尔确实向给我们温暖和阳光的太阳表达仰慕之情，也不是考虑到她永恒闪烁的光辉。我们不加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整个宇宙中满布着太阳。
肯定地说宇宙是个阳光的海洋。世间万物都有生机和光芒。人本身也蕴藏着无尽的辐射能量，奇怪的是只有人的思想里才存在黑暗，缺乏生机。
仅是多一点儿阳光，多一点儿能量，一个太阳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是不适宜的。幻想家得到的报酬是进疯人院或者被钉上十字架，看起来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是灰暗的世界。这种情形持续了好长时间，然而那样的世界已一去不返，我们（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戴着眼罩或不戴的）都正站在踏入新世界的门槛上。我们不得不去认识和接受这个事实，因为那些我们从自己当中驱逐出去的伟人们已为我们拭目除障。我们个别或共同地成了世界恐怖和辉煌的见证人。我们该像因陀罗女神一样用干眼万眼去观察。星星，甚至最遥远的星星正在向我们潜近。
借助仪器我们现在发现了今人仍然无法认知透彻的宇宙。能够勾画出超出我们目前视野的宇宙王国，因为我们的思想对来自星际的光芒持敏悟的态度。同时人类也能想象出自己大规模自毁的后果，难道我们就此固步不前了吗？不，我们的信心要比我们敢容纳的还要多。我们感触到人类的而且曾经否认过的永恒生命的精彩。尽管我们有着骄傲和自负，但表现得仿佛对我们人类真正的世袭传统一无所知。我们断言我们仅仅是人，完完全全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人，我们就能容纳世间万物，就有准备迎接所有严酷之情形，就应该知道人类存在的一切环境条件。我们应该每日提醒自己，就像启应祷文一样，提醒在我们中间存在着隐匿的所有经验。我们应该停止崇拜，赋予崇拜以灵感。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把事实上和本质上我们是什么这个问题置于次要位置。
梵高写道：“我喜欢画人的眼睛，而不喜欢画教堂，因为在人的眼睛里有着教堂里所缺少的东西。不过后者可能会显得庄严堂皇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