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谁看过最好的美学读本，他一定很容易相信，在我们简短地评述崇高或伟大的概念所包括的内容时，已经谈到了崇高的一切主要的种类。不过不得说明一下，我们对崇高的本质所抱的见解，同[今天那些特别享有声誉的美学读本中]所发表的类似的意见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一康德[黑格尔和斐希尔]认为：“崇高”是超越于周围事物的结果。他们说：“我们将空间的崇高事物和它周围的事物互相比较；为了这个目的，那崇高的事物就得分为许多小的部分，这样才能比较和计算它比它周围的事物要大多少倍，例如，一座山要比长在那山上的树大多少倍。这种计算太费时间，不等计算完，我们就弄糊涂了；算完了还得重来，因为没有能够计算出来，而重算又仍归于失败。因此，我们终于觉得这座山是不可测量地大，无限地大”——“一件事物必须和周围的事物相比较，才能显出自己的崇高，”——这个思想很接近我们对崇高事物的基本标志所持的见解。可是这个思想通常只被应用于空间的崇高，而它原是该应用到一切[等级]的崇高上去的。人们总是说：“崇高是观念压倒形式，而这种压倒，在崇高的低级阶段上，是从量的方面和周围的事物比较出来的；”而照我们看来却应该这么说：“伟大（或崇高）之超越渺小或平凡是在于它的远为巨大的力量（在空间或时间上的崇高），或在于它的远为巨大的力量（自然力的崇高和人的崇高）。”在给崇高下定义的时侯，数量的比较和优越应该从崇高之次要的特殊的标志提升到主要的和一般的标志。
这样，我们所采取的崇高的概念对于平常的崇高的定义的关系，正如我们关于美的本质的概念对于从前的看法的关系一样。——在这两种场合，我们都将从前被认为是特殊的次要的标志提升到一般的主要的原则，而别的模糊我们的注意力的概念，我们便将它们作为赘物抛弃掉了。
这种转换观点的结果，崇高和美一样，在我们看来是比以前更加离开人而独立，但也更加接近于人了。同时我们对于崇高的本质的看法是承认它的实际现实性，但人们通常认为，仿佛现实中的崇高事物之所以显得崇高，只是由于有我们的想像干预，因为想像这才把那崇高的事物或现象的体积或力量扩张为“无限”。实际上，倘若崇高真正是“无限”的话，那末，在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思想所能达到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崇高的东西可言了。
不过，如果依照我们所采用的美与崇高的定义，美与崇高都离开想像而独立，那末，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定义就把它们对人的一般的关系、以及对人所认为美和崇高的事物与现象的概念的关系提到了首要地位：任何东西，凡是我们在其中看见我们所理解和希望的、我们所欢喜的那种生活的，便是美。任何东西，凡是我们拿来和别的东西比较时显得高出许多的，便是伟大。相反，非常之矛盾的，从平常的[黑格尔的]定义却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实中的美与伟大是人对事物的看法所造成的，是人所创造的，但又和人的概念、”和人对事物的看法无关。同时，也很显然，我们认为正确的美与崇高的定义，破坏了美与崇高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两个概念由于下面的两条定义“美是观念与形象的均衡”、“崇高是观念压倒形象”而成了互相从属的东西。事实上，如果接受了“美是生活”和“崇高是比一切近似的或相同的东西都更大得多的东西”这两条定义，那末，我们就得承认：美与崇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彼此互不从属，所同者只是都从属于那个一般的概念，那个和所谓的美学的概念相去很远的慨念：“有兴趣的事物”。
因此假如美学在内容上是关于美的科学，那末它是没有权利来谈崇高的，正如同没有权利谈善、真等等一样。可是，假使认为美学是关于艺术的科学，那末它自然必须论及崇高，因为崇高是艺术领域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说到崇高的时侯，一直还没有提及悲剧，人们通常都承认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
现在科学中流行的悲剧的概念，不但在美学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许多别的学科（譬如历史）中也是一样，甚至同平常关于生活的概念融而为一了。所以，详论悲剧的概念，以便替我的评论安下基础，我认为并不是多余的。我在论术中将严格遵循斐希尔的说法，因为他的美学现在在德国是被认为最好的了。
“主体生来就是活动的人。在活动中，他把他的意志加之于外在世界，以致和配想外在世界的必然规律发生冲突。但主体的活动必然带有个人局限性的印记，因而破坏了世界的客观联系的绝对的统一性。这种违犯是一种罪过（de SChuld），并且主体要身受它的后果，原是由统一的链子联系着的外在世界，被主体的活动整个地搅乱了；结果，主体的个别的行为引出一连串无究无尽的、逆料不到的后果，到那时候，主体已经不再能辨认出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意志了；但是他又必得承认这一切后果和他自己的行为有必然的关联，并且感到自己必须对此负责。对自己不愿做而又终于做了的事情负责，这便给主体带来了苦难的结果，就是说，在外在世界中，那被破坏的事物程序会有一种反作用加之于破坏它们的行为。当感受威胁的主体预见到后果，预见到祸害，想尽方法来逃避，却反而为这些方法遭到祸害的时候，这反作用和苦难的必然性就更增大了。苦难可能增大到这种地步，就是主体和他的事业一同毁灭。但是主体的事业只是表面上毁灭了，其实并没有完全毁灭：一系列的客观后果在主体毁灭后仍然存在，并且逐渐与总的统一体溶成一片，净除了主体遗下的个人局限性。假使主体在毁灭的时候，认识了他的苦难是公平的，他的事业并未毁灭，倒是因为他的毁灭，而净化和胜利了，那末，这样和解是十全齐美的，主体虽死而仍能光辉地在他的净化了的和胜利了的事业中长存。这一切的运动便叫做命运或者‘悲剧’。悲剧有各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这样：主体并不是确实有罪，只是可能有罪，那戕杀他的力量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它以外强中干的个别主体为例，来证明个人之所以不能不毁灭就因为他是个人的原故。在这里，主体的毁灭不是由于道德律，而是由于偶然的事故，只能以死亡是普遍的必然性这种调和思想来自觉自解。在单纯的罪过（die einfache Schuld）的悲剧中，可能的罪过变为实际的罪过。但是，这种罪过并不是由于必然的客观的矛盾，而只是由于与主体的活动有联系的某种错乱。这罪过在某些地方破坏了世界之道德的完整性。由于这个原故，别的主体也遭受苦难，而因为罪过只是一个人犯的，所以初看好像别的主体是无辜受难。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些主体对于另一个主体就成了纯粹的客体，这是和主体性的意义相抵触的。因此，他们不能不因为犯下某种错误而和他们的长处相联系显露出他们弱点，并且因为这个弱点而趋于灭亡；那主要主体的苦难，作为他的行为的报应，是从那违犯道德秩序的罪过而来的。惩罚的工具可能是那些被损害的主体，或者是认识到自己罪过的罪犯本身。最后，悲剧的最高形式是道德冲突的悲剧。普遍的道德律分裂为许多个别的要求，这些要求常常可能互相矛盾，以致人要适从这一条，就必须违犯另一条。这种并非由于偶然性，却是出于内在必然性的斗争，可能还是一个人心里的内在的斗争。索伏克里斯的安第戈涅的内心斗争[注]，便是如此。但是，因为艺术总是在个别的形象中体现一切，所以，通常在艺术中道德律的两种要求之间的斗争总是表现为两个人之间的斗争。互相矛盾的两种倾向当中必有一种更为合理，因此也更强；它在开始的时候征服一切反对它的事物，可是等它压制了反对倾向和合理权利时，自己又反而变成不合理的了。现在正义已在当初被征服的一方，本来较为合理的倾向就在自己非正义的重压和反对的倾向的打击之下灭亡；而那反对的倾向，它的权利受了损害，在开始反抗的时候，获得了一切真理与正义的力量；可是一旦胜利之后，它也同佯地陷于非正义，招致灭亡或痛苦。这整个的悲剧的过程，在莎士比亚的“凯撒”中很出色地展开着：罗马趋向于君主政府的形式；凯撒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这比那企图保持罗马旧有制度的反对的倾向是更合理的，因而也是更强有力的；凯撒战胜了庞培。但是旧制度也同样有存在的权利[它为凯撒所破坏，可是被凯撒所毁坏的法制却又以布鲁特斯为代表起来反对凯撒。]凯撒死了；但是，阴谋者自己却因意识到死在他们手下的凯撒比他们伟大，他所代表的力量重又在三头政治中抬头，而辗转不安。布鲁特斯与加西阿斯死了；但是．安东尼和奥古斯都却又在布鲁特斯的墓前说出他们的遗恨[注]，这样互相矛盾的倾向终于和解了，每种倾向在它的片面性中是又合理又不合理的，[两种倾向都衰落之后，片面性也就逐渐消失了]；统一与新生就从斗争和死亡中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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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获菲丽雅：莎士比亚的的《哈姆雷特》中的女主人公，哈姆莱特的情人。
[注]安第戈涅：希腊作家索伏克里斯所作《安第戈涅》一剧中的主人公。
由上述解说可以看出，在德国美学中，悲剧的概念是和命运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人的悲剧命运通常总是被表现为“人与命运的冲突”，表现为“命运的干预”的结果。在最近欧洲的著作中，命运的慨念常常被歪曲着，那些著作企图用我们的科学概念来解释命运，甚至把命运和科学的概念联系起来；因此必须恢复命运这个概念的本来面目，剥掉那勉强羼入的、实际上跟它矛盾的科学的概念，揭露命运的概念的全部空洞性（命运的概念最近被改得适合于我们的习惯，因而将那空洞性掩盖起来了）。古代希腊人（即腊哲学家出现以前的希腊人）有过一种生动而纯真的命运的概念，直到现在在许多东方民族中还存在着；它在希罗多德的故事、希腊神话、印度史诗和《天方夜谈》等等中占有统治的地位。至于这基本的概念后来受到关于世界的科学概念的影响而有种种变形，这些我们认为无需一一列举，更不用详加批判，因为它们也像最近美学家对悲剧的概念一样，都是代表着这样一种企图：想要使那不能调和的东西——半野蛮人的幻想的观念和科学的概念——调和起来。它们和最近美学家对悲剧的概念一样毫无根据，所不同的只是互相矛盾的原则的这种勉强的结合在前述的调和的尝试中，比在悲剧的概念中更为明显，悲剧的概念是用非常辩证的深刻思想构成的。因此，我们以为不必去论述这一切被歪曲的命运的概念，以为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原来的基础，即使现在流行的美学关于悲剧的见解给它披上了最时髦、最巧妙的辩证的外衣，也无论如何掩盖不住它的本相。
凡是有一种真诚的命运概念的民族，都这样来理解人生的历程：假如我不预防任何不幸，我倒可以安全，而且几乎总是安全的；但是假如我要预防，我就一定死亡，而且正是死在我以为可以保险的东西上。我要去旅行，预防路上可能发生的种种不幸；例如我知道不是到处都能找到药品，于是我带上几瓶最需要的药，放在马车的旁边的袋子里。依照古代希腊人的观念，这就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的马车一定会在路上翻倒，瓶子会从袋子里抛出来；而我跌倒的时侯，太阳穴正碰在一个药瓶上，把瓶子碰破了，一片玻璃嵌进我的太阳穴，我于是死了。如果我不作种种预防，什么倒霉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但是我想防备不幸，反而死在我以为保险的东西上。这种对人生的见解与我们的观念相合之处是如此之少，它只能当作一种什么怪诞的想法使我们感到兴趣；根据东方的或古代希腊的命运观念写成的悲剧，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被改作所损坏的神话。可是上述德国美学中关于悲剧的一切概念，都是企图把命运的概念和现代科学的概念调和起来。通过对悲剧的本质的美学观点，把命运的概念引进到科学中来，这种做法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可以看出，为了要把非科学的人生观和科学的概念调和起来，聪明才智之士费了多少心机；但是这仲深思熟虑的尝试，适足证明这个企图永无成功之望：科学只能说明半野蛮人的怪诞观念的来源，却决不能使那些观念与真理相调和。命运的观念是这样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教育对人的作用之一，就在扩大他的眼界，使他可能了解那些他不熟悉的现象的真正意义。对于未受教育的人，只有熟悉的现象可以理解，而在他生活机能的直接范围以外的现象，他都不能理解的，科学给人以这种概念：[无机界的活动和植物的生活是完全与人类的生不同的，而动物的生活也同人类的生活不完全一样。]野蛮人或半野蛮人，除了他直接知道的人类的生活以外，不能想像别样的生活，在他看起来，树完全像人一样会说话，有感觉，有快乐也有痛苦，动物也[完全]像人一样有意识地活动着，——[它们甚至能用人的语言说话；它们所以不用人类的语言说话，]只是因为它们狡黠，希望沉默比说话能给它们带来更多的好处。同样，他想像河流与岩石都是活的：岩石是一个石化了的勇士，它有感觉和思想；河流是一个女水神，水仙，水妖，西西里的地震，是由于被该岛所压倒的巨人极力想摆脱他身上的重压的结果。在整个自然中，野人见到的都是人类似的生活，而一切自然现象，在他看来也都是人类似的生物有意识的行动的结果。正如他将风、冷、热（想想我们关于风、霜、太阳三者争论谁更强的故事）、病（如关于霍乱、十二姐妹热、坏血症的故事；后者流传于斯匹兹白根移民中）人格化一样[注]，他也将意外之事的力量人格化。将意外之中事的作用归因于一个类似人的生物的任意行为，比用同样的方法去解释自然和生活中其他现象更容易些，因为正是意外之事的作用，比其他的力量所产生的现象能更快地令人想到反复无常、任意以及人性中所特有的其他类似的性格。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把意外之事看成某一个类似人的生物的行为这个观点，是如何发展成被野蛮和半野蛮民族归之于命运的那些特性。人想要做的事情愈重要，一如想望地完成这事情所需要的条件也就愈多；但是条件却几乎决不能如人所打算的那样具备着；因此，重要的事情几乎决不会正如人所预期的那样完成的。这种扰乱我们的计划的意外之事，在半蛮野人看来，如我们所说的，是一个类似人的存在——命运——做出来的；现代野蛮人、很多东方民族以及古代希腊人所归之于命运的一切特性，都是自然而然地从意外或命运中看到的这个基本特点而来的。很明显的，正是最重要的事情偏偏会遭到命运的玩弄（因为，如我们所指出的，事情愈重要，所依赖的条件也愈多，因之发生意外的可能也愈大）。我们再往下说吧。意外之事破坏我们的计划，——那就是命运喜欢破坏我们的计划，喜欢嘲笑人和他的计划；意外的事是无法预见的，为什么事情要这样发生而不那样发生，也是无法说明的，因此，命运是变幻莫测的、任性的；意外之事对于人常常是有危害的，因此，命运喜欢伤害人，命运是凶恶的；实际上，在希腊人看来，命运就是一个憎恨人类的女人。凶恶有力的人欢喜伤害最善良、最聪明、最幸福的人，——命运最爱危害的也正是这种人；奸恶、任性而强有力的人爱显示自己的威力，预先对他要毁灭的人这样说：“我要对你这么办，来同我斗一斗吧！”——同样命运也预先声明她的决定，以便幸灾乐祸地证明我们在她面前是多么无力，并且嘲笑我们想同她斗争、逃避她的努力是多么微弱而无用。这样的见解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奇怪的。但是让我们看一看，这些见解如何反映在悲剧的美学理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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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安东尼和奥古斯都：与雷比达司共同组成罗马的三头政治。
这理论说：“人的自由行动扰乱了自然的正常进程；自然和自然规律于是起而反对那侵犯它们的权利的人；结果，苦难与死加于那行动的人，而且行动愈强，它所引的起反作用也愈剧烈：因为凡是伟大的人物都注定要遭到悲剧的命运。”这里的自然似乎是一个活的东西，非常容易发脾气，对自己的不可侵犯性非常敏感。难道自然真的会受辱吗？难道自然真的会报复吗？当然不会；自然永远照它自己的规律继续运行着，不知有人和人的事情、人的幸福和死亡；自然规律可能而且确实常常对人和他的事业起危害作用；但是人类的一切行动却正要以自然规律为依据。自然对人是冷淡的，它不是人的朋友，也不是人的仇敌：它对于人是一个有时有利、有时又不利的活动场所。这是无可置疑的：人的任何一件重要的事情都需要他去和自然或别人作严重的斗争；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不管那事情本身如何重要，要是不经过严重的斗争而能完成，我们总不认为它是重要的。比方，呼吸对于人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全不注意它，因为它平常不会碰到任何障碍；对于不花代价就可以吃到面包村果实的野蛮人和对于只有经过辛勤耕种才能获得面包的欧洲人，食物是同样重要的；然而采集面包树的果实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那很容易；耕种却是“重要的”，因为那很艰难。这样看来，并非所有本来重要的事情都需要斗争；可是我们却惯于只叫那些本来重要而做起来又很艰难的事情为重要。有许多珍贵的东西，它们之所以没有价值，只是因为我们不必花什么代价就可得到，例如水和日光；也有许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之所以不认为重要，只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做到。但是，就假定我们同意习惯的说法，认为只有那些需要艰苦斗争的事情才重要吧。难道这个斗争总是悲剧的吗？决不如此；有时是悲剧的，有时不是，要看情形而定。航海者同海斗争，同惊涛骇浪和暗礁斗争；他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是难道这生活必然是悲剧的吗？有一只船遇着风暴给暗礁撞坏了，可是却有几百只船平安地抵达港口。就假定斗争总是必要的吧，但斗争并不一定都是不幸的。结局圆满的斗争，不论它经过了怎样的艰难。并不是痛苦，而是愉快，不是悲剧的，而只是戏剧性的。而且如果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事情的结局几乎总是圆满的，这难道不是真的吗？那末，自然中悲剧的必然性究竟在哪里呢？同自然斗争时发生的悲剧只是一个意外之灾。仅仅这一点就足以粉碎那把悲剧看成“普遍规律的”理论了。“可是社会呢？可是其他的人们呢？难道不是每一个伟大人物都得要和他们作艰苦的斗争吗？”我们又必须指出：历史上的巨大事件并不一定都和艰苦的斗争联结在一起，只是我们由于滥用名词，惯于只把那些与艰苦斗争联结在一起的事件叫做伟大的事件罢了。法兰克人接受基督教是一桩大事、可是那有什么艰苦的斗争呢？俄罗斯人接爱基督教时也没有艰苦的斗争。伟大人物的命运是悲剧的吗？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正和渺小人物的命运一样；这里并没有任何的必然性。我们还必须补充说，伟大人物的命运往往比平常人的命运更顺利；但是，这也不是由于命运对杰出人物有特殊的好感，或者对平常人有什么恶意，而仅只因为前者具有更大的力量、才智和能力，使得别人更尊敬他们，同情他们，更乐于协助他们。如果说人总是惯于妒嫉别人的伟大，那末他们就更惯于尊敬伟大；社会崇拜伟大人物，除非有什么特殊的、偶然的原因，使社会认为这人于社会有害。伟大人物的命运是悲剧的或不是悲剧的，要看环境而定；在历史上，遭到悲剧命运的伟大人物比较少见，一生充满戏剧性而并没有悲剧的倒是更多。克里舍斯、庞培[注]、凯撒遭到了悲剧的命运；但是，奴马·庞比利、美立亚斯、苏拉、奥古一斯都都过了很幸福的一生。在查理曼大帝[注]、彼得大帝、腓特烈二世的命运中[注]，在路德[注]，伏尔泰[注]、[黑格尔本人？]的一生中，找得出什么悲剧来呢？这些人的生平有过许多斗争，但是一般说来，必须承认，成功与幸福是在他们一边。如果说塞万提斯死于穷困之中[注]，那末难道不是有千万个平常人死于穷困之中，他们原也和塞万提斯一样，可以希望自己一生获得一个幸福的结局，而因为自己的卑微，就完全不受悲剧规律的支配吗？生活中的意外之事，一视同仁地打击着杰出人物和平常人，也一视同仁地帮助他们。但是，让我们的评论从悲剧的一般概念转到“单纯的罪过”的悲剧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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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斯匹兹白根：北冰洋中的群岛。
[注]宠培：古罗马统帅。曾与恺撒、克拉苏结成前三头政治联盟。后逃亡埃及、被杀。
[注]查理曼大帝：中世纪西欧查理曼帝国的君主。
[注]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
[注]路德：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
[注]伏乐泰：法国启蒙作家。
流行的美学理论告诉我们：“伟大人物的性格里总有弱点；在杰出人物的行动当中，总有某些错误或罪过。这弱点、错误或罪过就毁灭了他。但是这些必然存在他性格的深处，使得这伟大人物正好死在造成他的伟大的同一根源上。”毫无疑义，实际上常有这种情形：不断的战争把拿破仑升高起来，又把他颠复下去；路易十四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情形。但也不一定如此。伟大人物的死亡。常常不是由于他自己的罪过。亨利四世就是这样死的，和他一起倒下的还有塞利。我们在悲剧中也还多少可以看到这种无辜的死，不管这些悲剧的作者是如何被他们的悲剧的概念所束缚：难道苔丝德梦娜真的是她自己毁灭的原因吗？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完全是埃古的卑鄙的奸恶行为杀死了她[注]。难道罗密欧和朱丽叶自己是他们毁灭的原因吗？当然，如果我们一定要认为每个人死亡都是由于犯了什么罪过，那末，我们可以责备他们：苔丝德梦娜的罪过是太天真，以致预料不到有人中伤她；罗密欧和朱丽叶也有罪过，因为他们彼此相爱。然而认为每个死者都有罪过这个思想，是一个残酷而不近情理的思想。它和希腊的命运观念及其种种变形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这种联系的一个方面：照希腊的命运的概念，人的毁灭总是人自己的罪过，倘若他不曾那样行动，他就不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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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
悲剧的另外一种——道德冲突的悲剧——是美学从这同一观念中引伸出来的，只不过把它倒置了而已：在单纯罪过的悲剧中，悲剧的命运是根据于这样一个假想的道理：一切的不幸，尤其那最大的不幸——死，都是犯罪的结果；在道德冲突的悲剧中，[黑格尔派的美学家以这样的思想为依据]，即：犯罪之后总是紧接着对犯罪者的惩罚，或者用死，或者用良心的苦痛。这个思想显然是起源于处罚犯罪者的复仇之神的传说。自然，这里所谓犯罪，并不是特指刑事罪而言，那总是由国家的法律来惩罚的，却只是指一般的道德上的罪过，那只能用各种巧合或舆论或犯罪者的良心来惩罚。
说到从巧合中予人惩罚，这久已成为笑柄，如在；日小说中所表现的：“德性结果总是胜利，邪恶总是受到惩处。”可是[许多]小说家和[所有美学论著的作者]还是一定希望世上的邪恶和罪过都受到惩罚。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理论，断言邪恶和罪过总导受到舆论和良心的惩罚的。但是事实上并不总是如此。说到舆论，它决没有惩罚所有的道德上的罪过。假使舆论不能随时激发我们的良心，那末，良心多半是仍然很安的，或者即使感到不安，也很快就会安下来。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用希罗多德斯时代的希腊人的眼光来看世界是多么好笑，现在谁都知道得很清楚：伟大人物的苦难和毁灭是没有什么必然性的；不是每个人死亡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过，也不是每个犯了罪过的人都死亡；并非每个罪过都受到舆论的惩罚，等等。因此，我们不能不说，悲剧并不一定在我们心中唤起必然性的观念，必然性的观念决不是悲剧使人感动的基础，[它]也不是悲剧的本质。那末，什么是悲剧的本质呢？
悲剧是人的苦难或死亡，这苦难或死亡即使不显出任何“无限强大与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已经完全足够使我们充满恐怖和同情。无论人的苦难和死亡的原因是偶然还是必然，苦难和死亡反正总是可怕的。有人对我们说：“纯粹偶然的死亡在悲剧中是荒诞不经的事情。”也许在作者所创造的悲剧中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可不然。在诗里面，作者认为“从情节本身中引出结局”是当然的责任，在生活里面，结局常常是完全偶然的，而一个也许是完全偶然的悲剧的命运，仍不失其为悲剧。我们同意，马克白和马克白夫人的命运”，那从他们的处境和行为中必然要产生的命运是悲剧的。但是当考斯道夫·阿多尔夫正走上胜利之途却完全偶然地在卢曾之役中战死的时候，他的命运难道不是悲剧性的吗？
“悲剧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
这个定义似乎把生活和艺术中一切悲剧都包括无遣了。固然，大多数艺术作品使我们有权利再加上一句：“人所遭遇到的可怕的事物，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第一，艺术中所描写的可怕的事物，几乎总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正确到什么程度，是很可怀疑的，因为，在现实中，在大多数清形之下，可怕的事物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而纯粹是偶然的；第二，似乎常常只是到每一部伟大艺术作品中去导找“各种情况的必然的巧合”、“从故事自身的本质而来的故事的必然发展”这样一个习惯，使我们不管好歹要去找出“事件过程的必然性”来，即使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必然性，——例如莎士比亚的大多数悲剧。
我们不能不同意这个关于滑稽的流行的定义：“滑稽是形象压倒观念。”换句话说，即是：内在的空虚和无意义以假装有内容和现实意义的外表来掩盖自己；但是，同时也应该说，为了保持把滑稽和崇高两个概念同时展开这一[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而将滑稽的概念只与崇高的概念相对照，[德国最出色的美学书的作者斐希尔常常过分地限制]滑稽的概念。滑稽地渺小和滑稽地愚蠢或糊涂当然是崇高的反面，但是滑稽地畸形和滑稽地丑陋却是美的反面，而不是崇高的反面。依照斐希尔自己的解说，崇高可以是丑的；那末，滑稽地丑陋怎么是崇高的反面呢，既然它们的差别不是本质上的，而是程度上的，不是质的，而是量的，既然丑陋而渺小属于滑稽的范畴，丑陋而巨大或可怕属于崇高的范畴？——十分明显，丑是美的反面。
已经分析了关于美与崇高的本质的概念，现在我们应该来分析一下对各种各样实现美的观念的方法的流行见解。
在这里，我们曾以这么多篇幅来分析过的那些基本概念的重要性，似乎已经非常清楚了：离开了对于那构成艺术的主要内容的东西之本质的流行见解，就必然要达到另一种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概念。目前流行的美学体系，十分正确地区别了美的存在的三种形式，并且把崇高与滑稽当作美的变形，包括在美的概念以内。（我们将只论到美，因为把同样的话重复三遍，是会令人厌烦的：凡是目前流行的美学说到美的地方，都可以完全应用于美的变形；同样，我们对那关于美的各种形式的流行概念的批评，以及我们自己关于艺术中的美与现实中的美的关系的概念，也完全可以应用于归在艺术内容里面的一切其他的因素，包括崇高与滑稽在内。）
美的存在的三种不同形式如下：现实中（或自然中）[如黑格尔派所说的]的美、想像中的美以及艺术（由人的创造的想象力所产生的[现实存在]）中的美。这里，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现实中的美对艺术中的美和想象中的美的关系问题。[黑格尔美学]现在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客观现实中的美有缺点，这破坏了美，因此我们的想象就不得不来修改在客观现实中见到的美，为的是要除去那些与它的现实的存在分不开的缺点，使它真正地美，斐希尔比所有其他美学家都更充分，更锐利地分析过客观美的缺点。所以我们应该对他的分析进行批判。为了免得人们责备我有意冲淡德国美学家所指出的客观美的缺点，我只好在这里逐字引用斐希尔对现实中的美的几段批评（Aesthetik，llTheil，Seite 299Und folg）。
美的存在的整个客观形式的内在的脆弱表现在：对于历史运动的目的来说，美是极不稳固的，甚至在美最有保障的地方（即在人的身上）也是如此（历史事件往往会毁灭许多美的东西，例如，斐希尔说过，宗教改革破坏了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德国的欢乐、自由而又丰富多采的生活）。但是，一般说来，第二百三十四节中假想的良好情形在现实中显然是很少见的（第二百三十四节中写道；在实现美的东西时，必须使有害的偶然性（der storende zufall）不来干涉，美才能存在。偶然性的本质就在于：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或者采取其他的方式；所以，在对象身上也可能不发生有害的偶然性。因此，除了丑的个体以外，似乎还应该有真正美的个体）。此外，美具有活动性（Lebendisteit）——那是现实中的美不可缺少的优点，所以美总是转瞬即逝的，原因是：现实中的美不是由于对美的渴望而产生的，它的产生和存在，是由于自然对生命的一般渴望，而在实现这种渴望的时候，它只是出于各种偶然情况的结果，而不是什么有意的东西（alles Naturschonneicht g ewollt ist）。……美的显现在历史上是很少的；十全十美的东西在整个自然中也是很少的。生活在美的国度里的拉菲尔，曾经在一封著名的信中抱怨carestia di-belle donne[注]；在罗马也不是常常都能找到保罗莫尔时代阿尔班诺的维多利亚这样的模物儿。歌德说过：：“不断升华的自然界的最后创造物就是美丽的人。的确咱然界很少创造这种人，因为有很多情况阻碍着它的意图。”一切生物有很多敌人。反对这些敌人的斗争可能是崇高的，也可能是滑稽的；但是，丑的东西很少转变为滑稽的或崇高的东西。我们处在生活及其多种多样的关系中。因此，自然中的美是栩栩如生的，但是，正由于它处在无数的多种多样的关系中，所以它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碰植和破坏；因为自然所关心的是所有的对象，而不是个别对象，所以它需要的是生存，而不是美的本身。既然如此，自然界就不需要把它偶然产生的一点点的美保持下来：生命要么不关心形态的毁损而一往直前，要么只是保存着丑怪的形态。”自然界为生活和生存、为保存和增多自己的产物而斗争，并不关心它们的美或五。生来就是美的形态，可能在某一部分偶然受到损伤；而其他部分也会立刻遭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界需要有力量来恢复受到损伤的部分，它必须从其他部分获得这种力量，而这对于它们的发展一定是有害的。于是事物就变成不是本来应该有的那种样子，而是可能有的样子了。“（歌德对狄德罗著作的注解）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好，损肢折体的现象总是层出不穷和不断加剧，真到整个事物毁灭为止。转瞬即逝，朝不保夕，——这就是自然中一切美的东西的悲惨命运，风景的绮丽光辉，有机体的生命的青春时代，都不过是一个瞬间。”严格说来，可以说，美人只是在一刹那间才是美丽的。”“人体可以称得上美，是为时不久的。”（歌德语）……固然，从凋萎了的青春时代的美会发展出高级的美，即性格的美，这种美可以从面貌和行动中看出来。但这种美也是转瞬即逝的，因为同性格密切相关的是道义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时的姿态和动作的美……当人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道义目的的时候，他是极其美丽的；但当他干着一件与他的生活目的仅有间接联系的事情的时候，性格的真正内容就不会表现在面部表情中；人有时也忙于日常琐事，或者为生活而奔波，这时，一切高尚表情就会隐藏在冷淡态度或烦闷和厌恶之中。在人性的一切范围中都是如此，不管它们是否属于精神领域……一班战士排好队伍，开往战场，好象为战神的槽神所鼓舞，一分钟后，他们分散开来，他们的动作就不美了；优秀的战士负伤倒下，或者阵亡：这些战士不是tableau vi－vant[注]，他们所想的是战斗，而不是使他们的战斗具有美的形式。无意图性（dasNichtgewoll tsein）乃是自然中一切美的本质；它是美的本质，因此当我们在现实美的范围中发现任何刻意求美的行为时，我们就会感到非常不愉快。当一个美女意识到自己的美，醉心于这种美，并且在镜子前面故作媚态的时候，她是很无聊的，也就是说，是没有意思的。把实际存在的美加以娇揉造作，结果就会得到与真正的妩媚完全相反的东西……美的偶然性、无意图性、它对自己的无知，——这是死亡的种子，同时也是现实中的美的绝妙之处；因此，当美的东酉知其为美并开始欣赏它的美的时候，它就会消逝。天真烂漫的人一接触到文明，就不再是天真烂漫的人了，民歌一旦为人们所注意和收集，就不再是民歌了，当半开化的人看到一个来研究他们生活的画家的漂亮的燕尾服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喜欢自己的美丽如画的服装了；如果为美丽如画的服装所诱惑的文明人想保存这种服装，那末它就会变成化装跳舞服装，人民就会抛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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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埃古：《奥赛罗》中的人物。他向奥赛罗进谗言，害死苔丝德梦娜。
[注]马克白：莎士比亚《马克白》一剧中的主人公。
但是，有利的偶然性不仅仅是很少的和转瞬即逝的，而且一般说来，它只是相对的：当我们揭去地点距离和时间距离蒙在自然美上的漂亮面纱，而仔细地审视对象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自然界中，有害的、破坏的偶然性始终没有完全被克服；破坏的偶然性给一群看来很美的对象带来许多使它们不能十全十美的东西；不仅如此，有害的偶然性还侵入那起初我们觉得很美的个别对象中，可见，一切对象都受这种偶然性支配。如果我们起初没有发现什么缺陷，那是由于有另一种有利的偶然性，即由于我们有快乐的心情的原故，因为这使主体能够从纯粹的形式着眼来看对象。我们的这种心情是直接由相对地没有被破坏的对象所激起的。
只要仔细地看一看现实中的美，就可以确信，它并不是真正的美。于是我们就会明白，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很明显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破坏的偶然性必然普遍地支配一切。无需我们证明，这种偶然性是否绝对地支配着一切，需要证明的倒是另一种相反的思想，即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在万物的各种各样的和密切的结合下，总有个别对象以完整无恙，不为各种障碍和破坏的冲突所影响。我们只须研究一下，下面这个幻想是从哪产生的；这个幻想对我们的感觉说，似乎某些对象在破坏的偶然性支配一切的一般规律中是例外的；这一点我们以后要加以说明，而现在我们只是指出：我们所看到的例外情形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假象（ein sche in）。有些美的对象是由许多对象结合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仔细地看一看总可以看出：第一，我们之所以看到这些对象具有一种联系和相互关系，只是因为，我们是偶然地站在某一地点，偶然地从某一观点看到它们。风景尤其是如此：风景中的平原、高山和树木彼此是一点都不了解的，它们不可能想到要结合成一个风景如画的整体；我们之所以看到它们轮廓严整、色彩匀调，只是因为我们站在那个地方，而不是站在另一个地方。但是我们从这个便于观察的地方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丝灌木林，那里有一座小山岗，它破坏着和谐的气氛；这里不够突出，那里不够阴暗；我们应该承认，内在的眼睛已把风景加以改造，补充和修改了。正在活动的、行动的人群也是如此。有时，一个场面实际上很有意义，很有表现力，但其中有一些有本质联系的人群却为空间所隔开了，内在的眼睛又把空间消除掉，使有联系的东西互相接近，把不必要的多余的东西抛弃掉。另一些对象，个别看来是很美的，因为我们没有去看环境的美，没有注意环境，而把对象和环境截然分开了（这多半是出于不自觉和无意识的）。当美女一走入社交界，我们眼睛只看着她，而忘记了其余的人。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在个别对象中看到美还是在一群对象中看到美，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来察看美的话。我们在美的对象的外表上所发现的东西同在一群美的对象中所发现的东西是一样的：在美的部分当中有不美的部分，而且每一个对象中都有不美的部分，不管幸运的机会对它如何有利。好在我们的眼睛不是显微镜，普通的视觉已把对象美化了，否则，极洁净的水中的泥垢和浸液虫，极娇嫩的皮肤上的污秽，就会破坏我们的一切美感。我们只有隔着一定的距离才能看到美。距离本身能够美化一切。距离不仅掩盖了外表上的不洁之处，而且还抹掉了那些使物体原形毕露的细小东西，消除了那种[过于琐细]和庸俗乏味的明晰性和精确性。这样，视觉的过程本身在把对象提高为纯洁形态方面也起了一部分作用。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历史和回忆录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伟大人物或伟大事件的一切详情细节，它们对于伟大现象的微小的，次要的原因和它的弱点是只字不提的；它们对于伟大人物一生中有多少时间花费于穿衣、脱衣、饮食、伤风等等，也是只字不提的。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不知道微小的、防碍美的东西。在细看的时候，甚至在看来很美的对象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许多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缺陷。如果人的体态的外表上没有任何破坏的偶然性的烙印，那末在其基本形态中，我们就一定会发觉某种破坏匀称的东西。只要看一看从真正的面孔上丝毫不差地取下的石膏模型，就可了解这一点。罗莫尔在《意大利研究》的序言中把与此有关的种种概念完全弄错了：他想揭露艺术中虚伪的唯心主义的虚妄，因为这种唯心主义力图改善自然界的纯粹的固定的形态；他在反驳这种唯心主义时正确地指出，艺术不可能改造自然界的永久不变的形态，因为自然界是必然的，始终不渝地把这些形态给与艺术的。但是，问题在于：在现实中，艺术所不能破坏的自然界的基本形态是否处在纯粹的发展之中呢？罗莫尔回答道，“自然界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受着偶然性支配的个别对象，而是各种活动形式的总和，是自然界创造的一切东西的总和，或者说得确切一些，是一种创造力量；“艺术家应该醉心于自然界，而不应该满足于个别模特儿。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罗莫尔后来又陷入了自然主义，他想追求自然主义，正如想追求虚妄的唯心主义一样。他认为“自然界可以用自己的形式最好地表现一切。”当他把这一论点运用于个别现象时，这种论点是很有害的。同他上面所说的自相矛盾，他认为，似乎现实中有“完美的模特儿”，如阿尔班诺的维多利亚，她“比罗马的一切艺术品都要美，她的美是艺术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我们坚信，任何艺术家在拿她做模特儿的时候，都不能把他所看到的她的各种姿态都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来，因为维多利亚是个别的美女，而个体不可能是绝对的。问题到此已经解决，我们不愿再谈罗莫尔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了。即使我们同意维多利亚的各种基本姿态都是完美的，那末血液、热、生命过程及其破坏美的细小东西（它们的痕迹留在皮肤上）——所有这些细小东西，就足以使罗莫尔所提到的美人比高级艺术品大为逊色，因为艺术品只有想像的血液、热、皮肤上的生命过程等等。
因此，正如仔细考察的结果所表明，稀有的美的现象范围之内的对象并不真正是美的，它只不过比其他对象更接近美，更不受破坏的偶然性的影响而已。
在我们批评对于现实中的美的种种苛求以前，可以大胆地说，现实中的美，不管它的一切缺点，也不管那些缺点有多么大，总是真正美而且能使一个健康的人完全满意的。自然，无谓的幻想可能总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够，那个又多余；”但是这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的幻想的苛求，我们必须承认是病态的现象。健康的人看到现实生活中许多事物和现象，在他的头脑中并不发生希望它们不是如此或者更好些的思想。人必须“完美”这种见解，是一种怪诞的见解，假如我们把“完美”了解成为这样一种事物的形态：它融合了一切可能的长处，而毫无缺点，那只有内心冷淡或厌倦了的人由于无所事事，凭了幻想才可能发见的。在我看来，“完美”便是那种能使我充分满足的东西。一个健康的人可以在现实中找到许多这样的现象。一个人的心空虚的时候，他能任他的想像奔驰；但是一旦有了稍能令人满意的现实，想像便敛翼了。一般地说，幻想只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贫乏的时候，才能支配我们。一个人睡在光板上的时候，他脑子里有时会幻想到富丽的床铺，用稀有的珍贵木料做成的床，用绵凫的绒毛做的鸭绒被，镶着布拉拜出产的花边的枕头，用精美的里昂料子做成的帐子，——可是一个健康的人，要是有了一个虽不富丽、却也够柔软舒适的床铺，他还会作那样的幻想吗？人都会“适可而止”。如果一个人必须住在西伯利亚薛苦地带或者伏尔加河左岸的盐沼地带，他可能幻想神奇的花园，内有人间所无的树木，长着珊瑚的枝，翠玉的叶，红宝石的果；可是假如他搬到库尔斯克省去，能够在不大的但是还过得去的长着苹果、樱桃、梨子树[和有着繁茂的菩提树林荫路]的花园中随心所欲地走来走来，那末，这位幻想家大约不仅会忘掉《天方夜谈》中的花园，而且连西班牙的柠檬林也不会想起了。当实际上不仅没有好的房子，甚至也没有差可安身的茅舍的时候，想像就要建造其空中楼阁。当情感无所归宿的时候，想像便被激发起来；现实生活的贫困是幻想中的生活的根源。一当现实生活稍稍可以过得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一切幻想都在它面前变得黯淡无光、索然寡味了。通常所谓“人的欲望无穷”，即“任何现实都不能满足人的欲望”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相反，人不但对“现实中可能有的最好的东西”会感到满足，就是够平常的现实生活也会使人满足的。我们必须分清什么是真正感觉到的，什么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只有在完全缺乏工生的甚至简单的食物的时候，欲望才能被幻想刺激到火热的程度。这是一个被人类整个历史所证明了的、凡是生活过并且观察过自己的人都体验过的事实。这是人类生活一般规律中的个别事例：热情达到反常的发展，只是沉溺于热情的人的反常的情况之结果，只有在引起这种或那种热情的自然而又实在很适当的要求长久得不到应有的满足、得不到正常的而决非过分的满足的时候，才会发生这种情形。毫无疑义，人的身体不需要而且简直受不了太大的渴望和满足；同时，也无可怀疑，一个健康的人的欲望是和他的体力相适应的。让我们从这个一般的问题进到特殊的问题来吧。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感官很快就会疲倦，觉得厌腻，即是说，感到满足了。不仅我们的低级感官（触觉、嗅觉、味觉）是如此，较高级的视觉与听觉也是一样。美感是和听觉、视觉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离开听觉、视觉，是不能设想的。当一个人因为厌倦的原故而失去观赏美的东西的愿望的时候，欣赏那种美的要求也不能不消失。如果一个人不可能在一月之中每天看画（就算是拉菲尔的也罢）而不感觉厌倦，那末，无可置疑，不单是他的眼睛，就是他的美感本身有一个时期也会满足而厌腻的。关于欣赏的延续性所说的话，应用到欣赏的强度上也同样正确。在正常的满足的情况下，美的享受力是有限度的。万一偶尔超过了限度，那通常并非是内在的自然的发展的结果，而是多少带有偶然性和反常性的特殊情况的结果。（比方，当我们知道我们很快就要和一件美的东西分开、不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有充实的时间来欣赏它的时候，我们总是用特别的热忱来欣赏它，诸如此类。）总之，这个事实似乎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的美感，正如一切其他的感觉一样，在延续性和紧张的强度上，都是有它正常的限度的，在这两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说美感是不能满足或无限的。
美感在它的鉴别力、敏感性和求全性或者所谓对完善的渴望上，也同样有它的限度—一而且是颇为狭窄的限度。我们往后将有机会说明许多根本不算美的事物，事实上却能够满足美感的要求。这里我们只想指出来，就在艺术的领域内，美感在它的鉴别上实际是很宽容的。为了某一点长处，我们可以原谅一件艺术品的几百个缺点；只要它们不是太不像话，我们甚至不去注意它们。举出大部分罗马的诗歌作品来作例子就足够了。只有缺乏美感的人才会不懂得欣赏荷拉西、维吉尔、奥维德。但是，这些诗人有多少的弱点呀！老实说，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无力，除了一点——语言的精美与思想的发展。内容不是完全欠缺，就是毫不足道；没有独创性；既不新鲜，也不纯朴；在维吉尔和荷拉西的诗中，甚至几乎完全看不出真诚和热情。但是，即令批评将这一切短处指出来，也仍须加说一句：这些诗人已经把形式提到了高度的完美，单是这一点好处，已经足够满足我们的美感，足够我们享受了。但是，所有这些诗人就是在形式的精美上也具有重大的缺点：奥维德和维吉尔几乎总是拖得太长；荷拉西的颂诗也常常如此；这三个诗人都非常单调；他们的矫揉造作常常使人极感不快。不过没有关系，那里面仍然有些好处可供我们欣赏。和这些注重外形的精美的诗人完全相反的，我们可以举出民间诗歌来做例子。不管它们原来的形式如何，民歌传到我们今天几乎总是歪曲了的、窜改了的，或破碎支离的；它们也非常单调；最后，所有的民歌手法都很机械，总是表露出一般的动机，没有这种动机就不能展开它们的主题。但是民歌中有很多新鲜和纯朴的地方，而这就足够供我们的美感来欣赏民间诗歌了。
总之，像任何健全的感觉和任何真实的要求一样，美感渴望满足甚于苛求；照它的天性说，它一经满足就很快乐，缺乏食粮就不满意，因此遇见第一件可以过得去的东西就会高兴起来。有一个事实也证明美感并不苛求，就是：当有第一流作品的时候，它决不蔑视二流作品。拉菲尔的画并不使我们认为格罗的作品坏；虽然有了莎士比亚，我们阅读二流甚至三流诗人的作品，仍然感到快乐。美感寻求的是好的东西，而不是虚幻地完美的东西。因此就令现实中的美有许多严重的缺点，我们还是满意它的。但是，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一看对现实中的美的责难正确到什么程度，由此得出的结论又正确到什么程度吧。
一、“自然中的美是无意图的；单凭这个理由，它就不可能和艺术中的美一样好，艺术中的美是照人的意图制造出来的”——不错，无知觉的自然并不想到自己的作品的美，正如一棵树不想它的果实是否甘美一样。但是必须承认，我们的艺术直到现在还没有造出甚至像一个橙子或苹果那样的东西来，更不必说热带甜美的果子了。当然，有意图的产品比无意图的产品有更高的价值，但也只有在双方生产者的力量相等的时候才是如此。人的力量远弱于自然的力量，他的作品比之自然的作品粗糙、拙劣、呆笨得多。因此，艺术作品的意图性这个优点还是敌不过而且远敌不过它制作上的缺陷。加以，无意图的美只存在于无知觉的死的自然中：鸟兽都已经关心它们的外表，使之不断地改善，几乎所有的鸟兽都爱整洁。至于人，美是很少毫无意图的：我们大家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当然，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制造美的人工方法，而是说的作为国民卫生的一部分，人对于外表美观的经常注意。但是，假如说在严格的意义上，自然中的美正如自然力量的一切行动一样，不能说是有意图的，那末另一方面，也不能说自然根本就不企图产生美；相反，当我们把美了解为生活的丰富的时候，我们就必得承认；充满整个[有机的]自然界的那种对于生活的意向也就是产生美的意向。既然我们在自然界一般地只能看出结果而不能看出目的，因而不能说美是自然的一个目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美是自然所奋力以求的一个重要的结果。这种倾向的无意图性（das Nichtgewolltsein）、无意识性，毫不妨碍它的现实性，正如蜜蜂之毫无几何倾向的意识性，植物生命之毫无对称倾向的意识性，毫不妨碍蜂房的正六角形的建筑和叶片的两半对称型一样。
二、“因为自然中的美不是有意产生的，美在现实中就很少见到。”但即令真是这样，这种稀少也只是对我们的美感说来深堪惋惜，却毫不减损这少数现象和物体的美。鸽蛋大小的钻石难得看到；钻石爱好者尽可正当地叹惜这个事实，但他们还是一致公认这些稀有的钻石是美的。一味埋怨现实中美的稀少，并不完全正确；现实中的美决不像德国美学家所说的那样稀少，至少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美的和雄伟的风景非常之多，这种风景随处可见的地域并不少，——作为例子，不必举瑞士、阿尔卑斯山、意大利，举出芬兰、克里米亚、德聂泊河岸，甚至伏尔加[中游]河岸就行了。人生中雄伟的事物不会接连地遇到；但人自己是否愿意时常遇到，也还是疑问：生活中的伟大瞬间代价太高，消磨人太甚；谁要希望寻找这些伟大瞬间，并且能够承受它们对心灵的影响，那末，他到处都可以找到机会来发挥崇高的情感：勇敢、自我牺牲、与祸害罪恶作高尚斗争之路永不绝于任何人。而且，总是到处有成百成千的人，他们整个一生就是崇高的情感和行为的连续。人生中美丽动人的瞬间也总是到处都有。无论如何，人不能抱怨那种瞬间的稀少，因为他的生活充满美和伟大事物到什么程度，全以他自己为转移。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那些人空谈情感和要求，实际上却除了想要装腔作势以外，再不能怀抱任何特别的情感和要求。最后，我们必得说明一下什么是特别地叫做美的，并且看看女性美稀少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但是，这对于我们这篇抽象的论文也许不太合适，因此，我们只想说：“几乎所有青春年少的女子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美人，由此就可证明与其说美是稀少的，毋宁说大多数人缺少美感的鉴别力。美貌的人决不比好人或聪明人等等来得少。
那末如何解释拉菲尔抱怨在意大利，那典型的美的故国缺少美人这个事实呢？很简单：他寻求的是最美的女人，而最美的女人，自然，全世界只有一个，——那到哪里去找她呢？凡头等的东西总是为数甚少，原因很简单：一有了许多，我们一定又要将它们分为几等，只把其中的两三个称为头等；其余的便都是次等。
一般地，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实中的美很稀少”这个思想是“十分”与“最”两个概念混淆的结果：十分大的河流是有许多的，其中最大的却当然只能有一条；伟大的统帅是有许多的，而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却只是其中的某一个。[美学论著的作者用流行学派的调子议论说：倘若有或者可能有那么个东西比我眼前的东西更高级，那末我们眼前的东西便是低级的；可是人们并没有这样感觉到；我们明知道亚马孙河比伏尔加河更大，但还是认为伏尔加河是一条大河。这些作者所信奉的哲学体系说]：假如一个东西比别一个东西优越，那末，第一个东西的优越性便是第二个东西的缺点；完全不是这样；实际上，缺点是一个“原级”，决非由于其他东西比它优越才形成的。一条在某些地方只有一尺深的河之所以被认为是浅河，不是因为别的河比它深得多；不用任何比较，它本身就是一条浅河，因为它不便于航行。一条三十尺深的运河，在实际生活中不算浅，因为它完全便于航行；没有一个人会说它浅，虽则每个人都知道多维尔海峡比它深得多[注]。抽象的数学的比较不是现实生活的观点。我们假定《奥赛罗》比《马克白》伟大或《马克白》比《奥赛罗》伟大，——但是不论何者优越，两个悲剧仍然都是美的。《奥赛罗》的优点不能算作《马克白》的缺点，反之亦然。这就是我们对于艺术作品的看法。假如我们也这样来观察现实中的美的现象，那末我们常常不得不承认，一件事物的美可以是无懈可击的，虽然别的事物也许比它更美些。的确，有谁认为意大利的大自然不美呢，虽然安的列斯群岛和东印度群岛的大自然要美得更多？只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美学才能断定说，在现实世界中美是稀有的现象，而这种观点并没有在人的真实感情和判断中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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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arestla di belle donne：美女太少。
三、“现实中美的事物之美是瞬息即逝的。”——就假定如此，难道它就因此而减少了美吗？而且这不一定是对的：一朵鲜花真的很快就会凋谢，可是人类的美却能留存一个很长的时间；甚至可以说，人类的美你要享受它多久，它就能留存多久。详尽地来证明这个论点，也许不很适合于我们这篇抽象论文的性质；因此，我们只是说明，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也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它毫不破坏和谐，毫不违反那一代的美的要求；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再下一代就将会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谁也不会有所抱怨的。在这里详尽地来证明下面这个事实，也许又是不适合的，这事实就是：“不老”这个愿望是一种怪诞的愿望，事实上，中年人就愿做中年人，只要他的生活保持常轨，而他又不是一个浅薄的人的话。这是无需详加证明就可以明白的。我们大家都“惋惜地”回忆着我们的童年，往往说“我们真愿回到那个幸福的时代去”；但是恐怕没有人会真的同意重又做一个小孩。惋惜“我们青春的美已经过去了”也是一样，——这句话并没有现实的意义，如果一个人的青春度过得还算满意的话。把已经体验过的一切重新体验一次是会民烦的，正如听人讲笑话，即使第一次听来津津有味，第二次听也就厌烦了。必须分清楚真实的愿望和怪诞虚幻的愿望，后一种愿望是完全无法满足的；要现实中的美不凋谢，这便是虚幻的愿望。[黑格尔和斐希尔]说，“生活向前突进，在它的奔流中把现实的美卷走了，”——一点也不错；但是我们的愿望也在随着生活一同向前突进，即是说，改变内容；因此，由于美的现象要消失而觉得惋惜，是荒唐的。——它完成了它的工作之后，就要消失，今天能有多少美的享受，今天就给多少；明天是新的一天，有新的要求，只有新的美才能满足它们。倘若现实中的美，像美学家所要求的那样，成为固定不变的“不朽的”，那它就会使我们厌倦、厌恶了。活着的人不喜欢生活中固定不移的东西；所以他永远看不厌活生生的美，而tableau vivant却很容易使他厌烦，虽然那些专门崇拜艺术的人认为后者比活生生的场景更美。按照这些人的意见，美不仅是永远不变的，而且永远是千篇一律的，因此就产生了对现实中的美的新的责难。四、“现实中的美是不经常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用前面那个问题来回答：美不经常，难道就妨碍了它之所以为美吗？难道因为一处风景的美在日落时会变得暗淡，这处风景在早晨就少美一些吗？还是应该说，这种非难多半是不公平的。就假定有些风景的美会随着殷红的曙光一同消逝吧；但是，大部分美的风景在任何光线之下都是美的；而且还必须加上说，倘若一处风景的美只限于某一个时辰，不能共那风景而长存的话，那末，那风景的美只能算是平淡的。“人的面孔有时表现着全部生命力，有时却什么也不表现，”——并不是这样；面孔有时非常富于表情，有时又表情很少，这倒是确实的；但是一副闪烁着智慧或和善的光芒的面孔，只有在极少的瞬间，才会是毫无表情的：一副聪明的面孔，就在睡眠的时候也还保持着聪明表情，而[在富于表情的面孔上，]迅速变化的表情赋与它新的美，正像姿势的变化赋与活生生的人以新的美一样。常常是，正因为一个美的姿势消失，这才使它为我们所珍视：“一群战士比武是美的，可是不到几分钟便乱了，”——但是假如不乱，假如这些竞技家的搏斗要延续一个昼夜，那会怎样呢？我们一定会看厌而跑开去，如同实际上常有的情形一样。在美的印象的影响之下，我们滞留在一幅画的静止的“永恒的美。、“永远不变的美”面前到半个钟头或一个钟头之久，那末，通常那结果会怎样呢？那结果是我们不等到夜晚的黑暗把我们“从享乐中拉走”，我们便会走开。
五、“现实中的美之所以为美，只因为我们是从某一点上来看它，从那一点来看它才显得美。”——相反，更常有的情形是美的东西从任何一点看都是美的；例如，一处美的风景，无论我们从哪里去看总是美的，——当然它只有从某一点看才最美，——但是，这又有什么呢？一幅画也必须从一定的地方来看，它所有的美才能显出来。这是透视律的结果，在我们欣赏现实中的美和艺术中的美的时候，都要同样遵照透视律的。
一般地说，我们评论过的一切对现实中的美的责难都是夸大了的，有一些甚至是完全不公平的；其中没有一条可以适用于各种的美。＿但是，我们还没有研究流行的美学在现实世界的美中找出来的最主要、最根本的缺点。以前的责难还只是说现实中的美不能令人满意；现在则索性证明现实中的美根本不能叫做美。这种证据有三个。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吧，——先从比较薄弱的、普遍性较小的证据说起。
六、“现实中的美不是和一群对象联结在一起（如一处风景、一群人），便是和某一个别对象联结在一起。意外之灾总是破坏着现实中这看来很美的一群，引进一些不相干的、不需要的东西到这一群中来，因而损害了整体的美和统一性；它也破坏那看来很美的个别对象，损害它的某些部分：仔细的分析常常会给我们证明，显得美的实际对象的某些部分，是一点也不美的。”——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认美为完美的那个思想。不过，这只是认为唯一能满足人的东西只有数学式的完美的那个一般思想的特殊应用罢了；但是，人的实际生活却分明告诉我们，人只寻求近似的完美，那严格讲来是不应该叫做完美的。人们只寻求好的而不是完美的。只有纯粹数学要求完美；甚至应用数学都以近似计算为满足。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寻求完美，都不过是抽象的、病态的或无聊的幻想而已。我们希望呼吸清洁的空气；但是我们注意到，绝对清洁的空气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的。我们希望饮清洁的水，但也不是绝对清洁的水；绝对清洁的水（蒸馏水）甚至是不可口的。这些例子太偏于物质方面了吗？我们可以举些其他的例子：可有谁想过只因为某人不是样样都懂便认为他没有学问呢？不，我们不会去寻找一个样样都懂的人；我们只要求一个有学问的人懂得一切重要的东西，懂得许多东西。比方一本历史书，如果它没有解释所有一切问题和列举所有一切细节，作者也不是每一意见每一词句都绝对正确，难道我们就不满意这本历史吗？不，我们是满意的，甚至非常满意，只要这本书解决了主要的问题，记述了最必要的细节，只要作者的主要的意见是对的，而书中错误的或不成功的解释很少。（我们将从下文看到，在艺术领域中，我们也只能满足于近似的完美。）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可以不怕尖锐的矛盾地说，在现实生活的美的领域中，我们能找到很好的东西也就满足了，并不要找数学式地完美的、毫无暇疵的东西。假若有一处风景，只因为在它的某一处地方长了三丛灌木——假如是长了两丛或四丛就更好些，——难道会有人想说那处风景不美吗？大约没有一个爱海的人会有这种想法，觉得海还可以比它现在的样子更好看一些，可是，倘若真用数学式的严格眼光去看海的话，那末海实在有许多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海面不平，向上凸起。不错，这缺点并不显明，它不是用肉眼而是用计算才能发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补充说，谈论人所不能看见、而仅能知道的缺点，实在是可笑的，然而现实中的美多半都有这种缺点：它们不是看得出或感觉得到的，而是经过研究才显出来的。我们不应忘记，美感与感官有关，而与科学无关；凡是感受不到的东西，对美感来说就不存在。但是，现实中的美的缺点真的多半是感官所不能察觉的吗？经验告诉我们确是如此。凡是富于美感的人，没有不是在现实中碰到过千万个人、现象和事物，在他看来都是无可指摘地美的。可是，即使美的事物的缺点可以由感官察觉出来，那又有什么要紧呢？假如纵有缺点，而事物仍然是美的，则那些缺点必定是太不重要了；假如重要，那事物就要不美而是丑的了。不重要的缺点是不值得一谈的。真的，一个有健全的美感的人是不会注意这些的。凡是没有专门研究现代美学的人、听了[这美学]所提出的第二个证据，说所谓的现实中的美不能算做真正的美，一定要觉得奇怪。
七、“现实事物不可能是美的，因为它是活的事物，在它身上体现着那带有一切粗糙和不美细节的生活的现实过程。”——比这更荒谬的唯心主义恐怕再也想像不出来了。难道一个活的面孔不算美，而画像或照片上的同一面孔就反而美？为什么呢？因为活的面孔上不可避免地总有生活过程的物质的痕迹呀；因为如果在显微镜下来看活的面孔，我们总是看到满脸的汗渍呀，诸如此类。一棵活的树是不可能美的，因为上面总有许多吃树叶的小虫呀！真是不值一驳的怪论：我对美的看法和它所不会注意到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感觉所觉察不到的缺点，能够对我的感觉发生影响吗？为了反驳这个意见，我们无需引证人人皆知的道理：天下哪有寻找不吃、不喝、不烷洗、不换衣服的人的怪事。详细地来谈论这种事，毫无益处。倒不如把产生这种对现实中的美的奇怪责难的那些思想中的一个，即是构成流行的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的那个思想来检查一下，更有益一些。这个思想就是：“美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纯粹的表面、纯粹的形式（diereineOberflache）。”这种美的观点之完全不能成立，一当我们探溯美的根源时，便显然可见了。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我们用眼睛鉴赏美；而眼睛所见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事物的外壳、轮廓、外表，而不是它内部的构造。由这一点，很容易得出结论说，美是事物的外表，而非事物本身。可是，第一，除去视觉的美之外，还有听觉的美（歌曲和音乐），那是无所谓什么外表的。第二，也不能说，眼睛总是只看见事物的外壳：对于透明的事物，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的事物、它的整个内部构造；正是这种透明性赋与水和宝石以美。最后，说到人体，这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也是半透明的，我们在人身上不只是能看到一个外表：人体通过皮肤焕发着光彩，因而赋与人类的美以百般的魅力。第三，即使完全不透明的东西，倘若说我们看见的只是外表，而不是事物本身，那也是很奇怪的：视觉不仅是眼睛的事情，谁都知道，理智的记忆和思考总是伴随着视觉，而思考则总是以实体来填补呈现在眼前的空洞的形式。人看见运动的事物，虽则眼睛本身是看不见运动的；人看见远处的事物，虽则眼睛本身看不见远处；同样，人看见实体的事物，[而眼睛看到的只是事物的外表]。“美是纯粹表面的”这个思想的另一根据，就是这样一种假定，认为美的享受是和事物中所表露的物质利益不能相容的。我们且不去分析美的享受和事物对我们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来理解，虽则这样的研究会使我们相信，美的享受虽和事物的物质利益或实际效用有区别，却也不是与之对立的。这只须举出我们经验中的例证就足够了：一个现实的事物看起来可能是美的，却并不使我们想起物质的利益：当我们欣赏星星、海洋、森林（在我看到现实中的森林的时候，难道我就必须想到它是否适于建筑或取暖吗？）时，我们会产生什么自私的念头呢？当我们谛听树叶的沙沙声、夜莺的歌唱声时，我们会产生什么自私的念头呢？至于人，我们爱他常常没有任何自私的动机，也丝毫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他能很快地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可并不唤起我们对他的关系的任何物质（stoffartig）打算。最后，美是纯粹的形式这个思想，是和美是纯粹的幻象那个概念最密切地联结着的，而且是由它而来的；而这个概念，又是认为美是观念在个别事物上的完全显现的那个定义的必然结果，因此也和那定义一样不能成立。
论述了一连串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猛烈的对现实中的美的责难之后，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现实的美不能算是真正的美那最后、最有力而又最普遍的理由。
八、“个别的事物不可能是美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是绝对的，而美却是绝对的。”——[对于黑格尔派以及许多其他哲学派别说来]，这确是无可争议的论证，这些哲学派别认为“绝对”不仅是理论真理的准则，而且也是人类行动意图的准则。但是这些思想体系都已解体，让位给了别的体系；别的体系虽是借助于内在辩证的过程从这些体系中发展出来的，但对于生活的理解却不同了。我们只限于指出这种观点——把一切人类的意图归之于“绝对”，就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在哲学上不能成立，我们的批判将采取另一种不同的观点，更接近于纯粹美学概念的观点，我们认为：人的一般活动不是趋向于“绝对”，并且他对于“绝对”毫无所知，心目中只是有各种纯人类的目的而已。在这一点上，人的美的感觉和活动，是与他的别的感觉和活动完全类似的。我们在现实中没有遇见过任何绝对的东西；因此，我们无法根据经验来说明绝对的美会给与我们什么样的印象；但是我们至少从经验中知道similis simili gaudet[注]，因此，我们作为不能越出个体性范围的个体的人，是很喜欢个体性，很喜欢同样不能越出个体性范围的个体的美的。这样说明之后，进一步的反驳已属多余。我们只要再加上一句：真正的美的个体性这个思想，正是从那种把“绝对”看作美的准则的美学观点体系中发展出来的。从个体性是美的最根本的特征这个思想出发，自然而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对的准则是在美的领域以外的，”——一个和这美学体系的基本观点相矛盾的结论。这种矛盾是我们正在论及的体系有时无法避免的，矛盾的根源是在从经验中得来的天才论断和同样很有天才却缺乏内在根据的企图的混合，那种企图要使所有的论断眼从于一种先验的观点，而这先验的观点又是时常和那些论断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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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ubleau vivant：活画，即由不说话也不动作，只是根据剧情打扮起来和做出种种姿态的演员所构成的舞台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