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我们重读一下《达·芬奇密码》与君士坦丁大帝和尼西亚公会相关的主要论点：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编撰的。”（P?郾214）
“公元325年，他决定把罗马帝国统合在一个宗教派下。这就是基督教。”（P?郾215）
“在这次宗教大融合中，君士坦丁需要强化新基督教的传统，因此他举行了著名的‘基督教会议’，就是一般所说的尼西亚（公）会议……直到那个时候，耶稣的追随者们认为他是一个终有一死的先知。”（P?郾216）
“我们所说的只是君士坦丁通过利用耶稣的重大影响和尊贵的地位从中谋利，而由此他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基督教。”（P?郾217）
所有这些断言，还有许多同一类型的东西，同时含有部分实情和许多粗鄙的错误。在涉及基督教《圣经》的正典编纂和神圣女性的体系化之前，还是让我们先还原君士坦丁大帝、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召开尼西亚公会这些问题的本来面目吧。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
公元306年，在父亲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死后（ConstanceChliro），二十六岁的君士坦丁被军队拥立为皇帝。他当时只统治着高卢和布列塔尼。君士坦丁与李锡尼①（Licinius）结盟后于公元312年在罗马附近的卡尔维亚桥打败马克森提（Maxence），成为西罗马帝国的主宰。李锡尼和君士坦丁都是信奉太阳神的“异教”徒；但是，为了让帝国得到安宁，同时也意识到基督教的重要性，他们决定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并归还他们的财产。公元260年加列努斯②（Gallien）的执政开始了宽容时期，帝国曾有过一段宗教上的安宁。但是，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皇帝③重新开始迫害基督徒。
君士坦丁与加列努斯有关基督教的第一个主要协定是公元313年宣布的米兰敕令，它在历史上向来被当作宗教宽容的一个范例，其主要内容如下：“君士坦丁和加列努斯聚首米兰处理涉及帝国利益与安全之事，我们认为，其中最利于臣民者莫过于首先制定崇拜上帝的方式。我们最终同意让基督徒及所有其他的人自由遵行自己最喜欢的信仰，以便在天之神能够赐福于我们，赐福于我们疆土上生活的所有人。”
君士坦丁是基督徒吗？据传说他在公元312年卡尔维亚桥胜利后皈依了基督教。实际上，他是在公元337年临终时接受的洗礼。确实，个人的信念和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在君士坦丁转向基督教中一直难以融合。他不是一个幼稚的人；许多违抗他的人都丢掉了性命，也包括他的家人（他杀了他的妻子福斯塔和长子克里斯普斯）。与君士坦丁的一直支持基督教相反，统治着东部帝国的加列努斯在与君士坦丁产生隔阂后，加大了反对这一教派的措施。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出兵攻打加列努斯，杀死他后统一了帝国。公元330年，他把希腊城市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定为首都。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基督教建筑，他出资兴建罗马的拉特兰和圣彼得教堂、耶路撒冷的圣绪尔圣墓教堂、君士坦丁堡的圣徒教堂和圣索菲亚教堂……君士坦丁对基督徒的宽容表现为一种主动照顾的方式。它主要体现在财政措施上。他还承认了主教的一种特殊司法权，同时又密切控制着他们的行动。而与此同时，君士坦丁保留了最高祭司长（pontifexmaximus）的传统头衔，他仍是所有异教徒的最高统治者。他的继任者将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公元382年。
就像《达·芬奇密码》所认定的那样，君士坦丁于公元321年通过一项法律建立了礼拜日的休息制度。这无疑是有利于基督徒的措施，他们习惯在这一天聚到一起庆祝基督的复活，而这项措施也得到异教徒的欢迎，特别是密特拉神①（Mithra）的崇拜者，他们把这一天当作“太阳日”。
是不是像《达·芬奇密码》所肯定的那样，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呢？错了。那是狄奥多西大帝（Théodose）（他于公元379年至公元395年间统治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死后约五十年）。狄奥多西大帝把基督教定为帝国惟一认可的宗教。公元391年，帝国公布了一项法律，禁止在罗马从事所有异教祭拜活动，从以“无辜的牺牲”（动物）献祭到去宗教场所均在禁止之列。一项敕令将这些措施推广到埃及，在那儿引起异教徒和越来越确信即将要战胜偶像崇拜的基督徒之间的众多冲突，这些冲突有时充满血腥暴力，特别是在亚历山大。一年后的公元392年，第二道敕令将这些禁令扩大到整个帝国。自此，即使在家中私下祭拜偶像也属非法行为，可以被课以高额罚金和没收财产：“任何焚香的住宅将收归国有。”
尼西亚公会
让我们回到六十年前，接着说君士坦丁。他于公元325年召集了尼西亚公会，但是此次会议与基督教《圣经》正典的形成没有关系。即便是处理了教会的组织和纪律的问题，那也属于在4世纪分裂基督教的教理上重大冲突的范畴，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一神教的最核心的问题：惟一的上帝怎么可以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人呢？尼西亚公会因此成为构成基督教的上帝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步。
再就是阿里乌教派的问题。亚历山大的教士阿里乌（256—336）的学说是导致召开尼西亚公会的危机的根源。最出色的古代基督教历史学家米歇尔·梅斯兰（MichelMeslin）在《宗教百科全书》中解释说：“对阿里乌来说，三位一体中的神既不能相等，也不能被混淆。神性的绝对标志是非创造的，也是非生殖的。可是，只有圣父符合这个定义。圣子因此不能是同样完满的上帝，因为他是圣父生的，是次上帝。他的座次位于最卓越的上帝和造物之间。这样，阿里乌走到了一种严格、绝对的一神论学说……”尽管受到亚历山大教会的谴责，阿里乌的观点还是拥有不少的支持者，也包括帝国中各个基督教团体的主教。
出于对平息不断恶化的冲突的关注和对于主教们要求他解决矛盾的期待的满足，君士坦丁在尼西亚的皇宫召开了第一次“普世的主教会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涉及全球的教会。约有三百名主教参加了会议。会议最终通过了一种信条，即“尼西亚信经”，基督教信经的第一个表达方式是确认基督“与圣父的本质相同”，他与圣父是“同质的”。
君士坦丁放逐了阿里乌。但不管怎样，阿里乌教义仍在帝国中发展，并带来了冲突和动乱。为了平定人心，皇帝试图找到一种妥协的办法。但是，以亚历山大的主教亚大纳西（Athanased′Alexandrie）为首的新三位一体信条的捍卫者们不同意对尼西亚通过的信条做任何改动。于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皇帝被主教们的不妥协激怒了，他为阿里乌平了反，却将亚大纳西流放！君士坦丁于公元337年逝世，临终前他受了洗——接受了阿里乌的教义。
君士坦丁死后，阿里乌危机并没有平息。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中，统治西帝国的儿子打出了尼西亚会议的招牌，但统治东帝国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却是阿里乌派！最后君士坦提乌斯占了上风，并试图在全帝国确立阿里乌派信仰。反对阿里乌派的主教们被流放。论战在继续，一些人甚至宣布圣子完全不同于圣父，这更增加了混乱。直到公元381年，狄奥多西召集了君士坦丁堡公会（第二次普世的主教会议），才彻底解决了阿里乌教义危机。这次会议多亏了巴西勒（Basile）的神学思考——他是凯撒雷（Césarée）的主教，公元379年逝世——统一了上帝的单一性和圣父、圣子、圣灵的区别：提出了三位一体的信念。在君士坦丁堡确定的信条得到重申并明确了尼西亚信经，同时会议不顾一些人反对，确认了圣灵的神性。这个基督教的信条（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至今没有改变，并适用于所有的基督教教会。但此时，阿里乌教派继续在帝国之外，特别是在日耳曼民族（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中间发展。阿里乌派的传教士仍在传教。阿里乌教派的真正消亡是在西班牙西哥特国王雷卡雷一世（Recarède）于公元589年改宗之后。
伪经和基督教《圣经》的正典
让我们重读一下《达·芬奇密码》：“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编撰的。”（P?郾214）“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发生了。君士坦丁下令并出资编辑写了一部新的《圣经》。这本《圣经》删掉了那些记叙基督个性特征的福音，而将那些把他描述得像神一样的福音添油加醋一番。早期的福音书被查禁烧掉了……非常有趣的是，所有选择尊崇被禁的福音书，而不看君士坦丁制定的《圣经》的人被称为异教徒。”（P?郾217）
这些说法不符合史实。君士坦丁从不曾编纂一部正式的基督教《圣经》。基督教《圣经》正典的创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制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2世纪到4世纪，因此是在君士坦丁之前和之后，而且它并没有依靠一个毫无争议的中央政权，就像梵蒂冈转化为罗马天主教教会一样。
以下是创立基督教《圣经》的几个主要阶段。
——查士丁①（Justin）在公元150年左右在罗马写道：人们在那里阅读《使徒回忆录》。我们知道，在2世纪，流传着很多讲述耶稣的事迹、行为和言论的文章，以及假托使徒的书信和启示录。尚没有任何组织确定这些文章是真还是假。
——第一位编辑严谨的基督教经文选本的是马克西昂②（Marcion）。他排除了基督教中的犹太习俗，希望把基督的启示精华集中到《路加福音》和几篇保罗书信里。他的想法后来被认为是异端。但据历史学家们说，这肯定有利于推进在流行的记叙中进行挑选的活动。
——穆拉托里（Muratori）残片。名字来自米兰的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在1740年发现了这些属于8世纪的文献。文献参考了公元154年死于罗马的主教庇护（Pie）的意见，尤其确认了当时存在马可、路加、马太和约翰这四部福音书，和冠以路加名字的《使徒行传》以及保罗的十三篇使徒书。穆拉托里残片还提出了选择的标准：文章的古老（必须尽可能地接近原始材料）和与使徒有关（使徒的继承性）。
——在2世纪末，里昂的主教依纳爵（Irénée）列出了四福音的一份清单（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按照他的看法，这个单子构成了“好消息”。他也抨击了异教尤其是诺斯替教派不符合真正的基督的信仰。
——凯撒雷的犹西比乌（EusèbedeCésarée）在他的《教会史》（写于325年左右）中介绍了公元2世纪末东帝国教会中阅读的书：四部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和《希伯来书》、《彼得一书》和《约翰一书》，还有正典没有收录的一些作品，如《彼得启示录》、《克雷芒致科林多教会前书》（被认为是没有得到上帝“启示”的伪经，但是不违背基督教教义）。
——在4世纪，人们感觉到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把“受到启示的”作品与未受到启示的作品区分开来。地方的各种宗教评议会都在为此努力。在这个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选择标准（古老、使徒的继承性，所宣传的信仰的真实性）之外，又增加了一条：保留基督教团体中，无论是传道还是典仪，使用最多的经文。公元360年，在拉塔基亚（Laodicée）会议上，对圣典的争议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公元382年，罗马会议提出了一个名单，包括了旧约和新约的经文，形成了《圣经》。公元393年，在希波（Hippone）会议上重新提起了这份名单。公元397年，在迦太基会议上终于确定了这一选择，增加了《约翰启示录》，并决定除了这些“正典《圣经》外，不得以《圣经》的名目在教堂中阅读任何其他的经文”。
尽管我们可以对这一名单的制定和正典经文（接受的）和伪经（被排除的）的分类提出异议，但绝不是布朗的观点——教会在皇帝的鼓动下，很快就订立了基督教《圣经》的正典，并焚毁了所有其他的作品！《达·芬奇密码》的论点中只有一点符合史实：一旦《圣经》确立，诺斯替派的观点就受到系统的谴责——为此也曾血流成河，例如在中世纪镇压清洁派的时候。
还要等到16世纪和基督教改革运动时，基督教《圣经》正典才又重新受到审视。今天，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对《新约》和《旧约》的某些篇章的“真实性”有争议。但是在排除诺斯替派伪经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相同，他们觉得诺斯替派伪经的历史价值大于宗教价值。
福音……源自耶稣
再说几句有关基督教《圣经》的事情。丹·布朗写道：“圣杯文献有上万页的资料……据说，那些都是原始文献——包括上万页未经修改的资料，那是由早期的耶稣追随者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罗马之前写的，他们衷心地崇拜耶稣，认为他是全人类的导师和先知。宝藏中的另一部分是传说中的‘Q’文献——那是连梵蒂冈都承认存在的手稿。按照他们的说法，那是一本记录基督讲道的书，而且可能是他亲笔所写……为什么耶稣就不能有一本记载他自己布道的书呢？当时有许多人都那么做。”(P?郾238)
有必要对这番话做一下解释。丹·布朗依其惯例，围绕着一个真实的历史素材做出许多臆想。在这里，史实就是他所说的Q原始文献，其他则是照搬了有关诺斯替伪经《多马福音》中没有根据的谣传。这都是些什么东西？伪经中的一些文章可能与正典福音书出自同一时代（公元1世纪末），都是根据口传教义记录并结集而成的。按照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在库姆兰发现的《多马福音》无疑也属于此种情况。《多马福音》很快就被译成各种西方语言文本，但有一种传言一直认定它包含有让教会尴尬的一些实情。
存在Q原始文件的假设出自1832年德国圣经学者弗雷德里克·沙伊尔玛舍尔（FriedrichScheiermacher）。他对被称为“对观福音”，即记述了相对应的内容的马可、路加、马太这三部福音书做了深入的比较工作。他认为，《马可福音》早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路加和马太可能使用了《马可福音》的材料，另外还使用了另外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已经失传（因为有许多路加和马太共同记述的内容没有出现在马可的书中）。这个原始材料（德文为Quelle）的假设受到当代许多圣经学者的重视，但是，这仍是一个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弗雷德里克·沙伊尔玛舍尔设想，这个假定的文件是一本耶稣语录。《多马福音》内含一百一十四段耶稣的话，与这个假设文件形式相同。一些人就断言这是同一个文本——尽管《多马福音》完全不符合圣经学者们研究的对观福音的相应标准。
至于耶稣有可能亲自撰写了自己的教诲的观点，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它还有许多异议。天主教教会现在也承认福音书的作者有可能是假托（以权威的名字为文本署名）。这些文本反映了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那些社团所承认的教诲。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正典中收录的《使徒行传》是否完全出自保罗一人之手。基督教史学家们指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深刻地影响着1世纪（包括2世纪初）的基督教徒。在这种对来世的期盼中，人们几乎不大可能在基督死后就忙着撰写他的生平和教诲。因此这是写于他生前，甚至是他亲自写的……
反对神圣女性
丹·布朗的书中人物对君士坦丁和天主教教会的主要指责是反对神圣女性，以推行一种纯男性的宗教。这是教会排斥伪经的主要动机。他们认为，伪经揭示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在早期教会中的地位以及她与耶稣的婚姻。“郇山隐修会认为，君士坦丁大帝及他的男性继承者们通过将女性神灵邪恶化的宣传活动，成功地将基督教转变为男性统治的宗教，将女神的地位从现代宗教中抹去了。”（P?郾115）“女性曾被认为对文明开化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发挥了与男性同等的作用，但世界各地的神庙却将她们抹去了。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没有女性神职人员。就连每年产生春季生殖力的圣婚——巴比伦生殖神塔模斯教派的宗教仪式，即男女通过肉体上的结合实现心灵的融合——也被视为是羞耻之举。曾经把与女性进行性交融视为遵从上帝旨意的男性们，现在则担心这是性冲动魔鬼在作祟，而这些魔鬼的最好帮凶就是——女人。”（P.116）
尽管论证充满了七拼八凑、似是而非和纯粹简单的臆造，但这个神圣女性和古代基督教对她压制的问题却是毫无疑问的，是丹·布朗提出的最中肯的问题。在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崇拜伟大女神和古代异教中女性地位的历史。
从伟大的女神到男性的上帝
史前学者一致认为，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从原始石器时代到史前巨石文化时代，欧洲人和中东人崇拜着一位极其重要的伟大女神。这位女神的母性功能有时还夹杂着一种情爱因素。在一些无可否认地属于祭祀场所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表现这位女神的石刻或者雕塑（参见让·玛卡尔《伟大女神，神话与圣殿》）。在原始社会中，女性孕育生命的能力被看作是神圣的，是一个巨大的谜。这些社会大部分属于母系社会，使用月亮历法，时间更是被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
在西欧，女神崇拜大约结束于公元前数千年。当印度人从东方入侵时，他们带来了对男性的崇拜。女神崇拜逐步融入对男性神的崇拜中，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教（异教这个词指的是克尔特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希腊人、埃及人、巴比伦人等的古代多神教）。苏美尔神话讲述了公元前三千年的大战，早期的男性英雄为寻求封神，与女神进行斗争。为这位女神传宗接代的男情人以繁殖力强的公牛形象为象征，在每年一次的一个重要节日上与女神结合，这是仪式的核心，然后被献祭。
此后，女性的地位开始下降，父系社会出现了。以惟一的父亲神形象出现的雅赫维与女神崇拜发生了冲突。雅赫维也许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位单身上帝，没有女性的对应神！随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展，异教受到压制，而女性的成分也逐渐退出宗教舞台。男性的圣父、神父和教皇代替了女神、女祭司和教母。在所有源自《圣经》的宗教中，都是由纯男性形象的一位神主导，男人夺取了所有宗教权力。
圣职圈外的神圣女性的回归
《达·芬奇密码》瞄准的恰恰是这个关键问题。但是，他错误地把这场变革安到了君士坦丁的头上。父系社会，还有教会对女性的歧视早在君士坦丁前很长时间就已出现（只需重读一下保罗的书信就可以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驱逐女性成分受到民众虔敬的压力，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被接受。教会最初鼓励崇拜圣母马利亚，用她逐步地取代古代的伟大女神。必须改造典范，让她脱离所有让人联想到狂欢节和神圣卖淫的内容。这些充斥在各种各样的伟大女神的形象中：伊什塔尔（苏美尔）、伊希斯（埃及）、艾波娜（克尔特高卢）、巴拉（腓尼基）、阿斯塔特（迦南）、阿佛洛狄忒—维纳斯（希腊—罗马），等等。作为取代古代所有女神的圣母，圣母马利亚是淡化了的，没有性的，符合母性的角色。如果说，古代神话的原始女神是通过天、空气或火甚至是蛇而受孕的，那么，耶稣的母亲则是通过圣灵，基督教神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人物而受孕的。
被众使徒和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掩藏的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个核心人物似乎更适合作论述男尊女卑问题的论点，而不是丹·布朗那个她与耶稣结合的论点。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从中世纪起就成为一个神秘的形象，一个女性的原型，它要承受对圣母马利亚的情色指向。
在大众的祈祷中（在天主教的教义中，与耶稣的母亲相关的内容），福音书中的这两个伟大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这并不能让人忘掉在基督教和其他的一神宗教中，上帝仍然是纯男性的（教皇、立法者、上帝），而妇女仍然在总体上被排除在圣职之外。
-10-
|
.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