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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提彬又说：“让历史学家们庆幸的是，君士坦丁试图销毁的福音书中，有一部分竟流传了下来。《死海古卷》于20世纪50年代，在以色列沙漠库姆兰①附近的一个山洞被发现。当然了，还有1945年在埃及哈马迪②发现的《科普特文③古卷》。这些文献不仅讲述了圣杯的真实故事，还以很人性的词句谈论基督的教诲。”（P.217）为了让他的论点建立在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真正的圣杯）这个人和她与耶稣的关系相关的“圣杯的真实历史”的基础上，丹·布朗利用了两次重大的发现。我们将在后面一章讨论死海古卷。这里先关注在纳杰哈马迪发现的科普特古卷和伪福音书。
纳杰哈马迪手书
1945年，在距上埃及的纳杰哈马迪村几公里处的杰贝埃尔塔里夫（Djebelel-Tarif）悬崖脚下，一位埃及农民偶然地发现了一个埋在地下的坛子，坛子里有古代的手稿。直到1946年古卷出现在开罗的古董市场之前，这些手稿的辗转路线仍不为人知。幸好，开罗科普特博物馆成功地在1949年至1952年间购得这些手稿的主要部分（它们一直可以在博物馆查阅）。这套藏品有十三册，每册包含多篇文献，总计约1200页。这些大部分保存完好的科普特文手稿写在一页页的纸莎草纸上（不像布朗所说写在羊皮纸上，也没有卷成卷，而是经过折叠，装订成册）。
这是与早期基督教有关的一次重大发现。这些公元4世纪的纸莎草文献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伪经和诺斯替经书图书馆。我们对其中的一些福音书一无所知，或只是部分地有所耳闻。在检视它们的内容之前，我们简单解释一下“伪经”和“诺斯替”的含义。
伪经和诺斯替
在基督教中，“伪经”（apocryphe）这个词（源于希腊语apokruphos，意思是“秘密的”，“隐藏的”）是指不在“正典的”，即经过教会批准，收入《圣经》的经文之列。因此有《旧约》（犹太教经书）的伪经和《新约》（基督教经书）的伪经之分。大部分《新约》的伪经产生并流传于公元2世纪和公元6世纪的基督教社团中。
许多伪经与正典的体裁一样（书、福音书等等）。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彼得的、腓力的、多马的、马利亚的福音书，雅各的、约翰的、彼得的行传，使徒的、巴拿巴的、保罗的书信，还有雅各的、彼得的、保罗的启示录①。这些文献总是被冠以一些著名作者的名字，以使它们具有一种可信度——人们把这一做法称为假托。假托在古代很流行，不仅涉及基督教的经文。换句话说，署名的使徒其实很有可能是编纂者假托的（这在正典经文也一样）。从现代历史批评的观点看，这些伪经的记述并不比正典经文更可信，或者更不可信。作为正典的经文，它们传授的是特定时代的基督教社团的信仰。有一些伪经，如《彼得福音》（属于公元2世纪），证明了在基督教和犹太教最终分道扬镳之前，即公元一、二世纪之交时的犹太基督教社团的信仰。其他的，如《雅各第一福音》（也是公元2世纪的），展示了一种大众的信仰，给奇迹留出很大的空间：它们主要寻求补充正典福音书中有关耶稣童年的缺失，对基督教想像力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比如圣诞的牛或驴棚的故事）。最后，还有一些伪经证明了在基督教早期，在正统的信仰观念尚未产生之前神学上的矛盾和争论。这些经文是与被认为是“异教”的那些信仰的形式一致的，因为它们捍卫了被大多数人抛弃的论点。其中有些被称作“诺斯替派”经文。
诺斯替这个词的含义是“智慧”（希腊文中是gnosis）。诺斯替是一世纪初在基督教内部，特别是在埃及发展起来的一场广泛的古代哲学和宗教运动。诺斯替教徒主张一种二元说，认为有一个好的上帝——永恒灵魂的创造者，和一个坏的造物者——把心灵囚禁在肉体中的物质世界的创造者。与约定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信仰、爱而得到拯救的“正统”基督教思想相反，诺斯替经文认为，拯救仅属于被授以宗教奥义的人，那些持有真正的智慧钥匙的人。如今，在秘传团体里，这些人仍激起人们的兴趣。某些诺斯替经文因此炫耀“秘密”的特性（因此，其名字本身就带有“伪”的味道），例如，在纳杰哈马迪发现的《多马福音》的原名是《绝对的神耶稣所说的，由迪迪姆·犹德·多马记录的秘密启示》。因为激烈的秘传学运动，诺斯替经文受到教皇们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与基督的普世启示背道而驰。
一个四世纪的诺斯替图书馆
对纳杰哈马迪藏书的来源问题仍有争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可能出自4世纪末的一个基督教修道士团体；另一些人因汇集的文献的广泛性而提出异议。然而，毫无疑义的是，它们整体上或多或少带有诺斯替的标记，特别是尘世的心灵、被困在物质中的尘世心灵、心灵可以通过奥义的传授和释放等思想。全部的十三册藏书汇集了直至手卷发现时人们尚不知道的，或者只是通过后人转述而间接知道的五十三部（其中一些有多册）著作。其中有《真理福音》、《伪雅各书》、《伪约翰书》、《耶稣箴言》、《埃及人福音》、《雅各启示录》、《救世主对话录》，或者还有《彼得书》。
纳杰哈马迪手卷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诺斯替运动的了解。过去对这些经文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们对手的引文，例如里昂的主教依纳爵的著作《反对异端》（公元2世纪末）。被教会抛弃的这些经文有没有带来有关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关系的信息呢？只此一次，丹·布朗在这儿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支撑点。
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的伴侣？
在纳杰哈马迪发现的各种伪福音书中，有一部清楚地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并两次把她描述为耶稣的伴侣。这就是以十二使徒之一的腓力命名的《腓力福音》。法国的大学教员雅克·梅纳尔（JacquesMénard）把这部科普特文伪福音书完整地译为法语。下面就是他的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两段译文。“三个人一直与主同行。他的母亲马利亚、她的姐妹和抹大拉的米丽亚姆（Myriam），人们称她为他的伴侣，因为米丽亚姆是他的姐妹、他的母亲、他的伴侣”（59）。后面几页，文献明确了“耶稣经常亲吻她，爱她胜过其他门徒。其他的门徒很气恼，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他们问耶稣：‘你为什么爱她胜过爱我们所有人呢？’主回答，并说：‘我怎么会不像爱她那样爱你们呢？’”（63）丹·布朗引用了第二段（P?郾228）。这就是小说中提彬教授的结论吗？这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是耶稣的妻子的证据。
不能排除这一解释，但它有些草率。首先，因为在众多的正典和伪经中，《腓力福音》是惟一一部清楚地把抹大拉的马利亚作为基督的伴侣的经书。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符合史实。根据《达·芬奇密码》的论点，人家将辩解说教会只保留了不提这个秘密的福音书。当然，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许多其他的没有提及此事的伪福音书也被教会抛弃了呢？另外，完整地阅读《腓力福音》有利于另一种解释。
与正典福音书相反，这部相当长的经书并不像耶稣生平的记叙，而像是一部格言集，其中一些格言把耶稣称作“主”。作者，或者作者们的意图并不是提供对耶稣的事、行为和言论的认识，而是通过一部言论和神秘隐喻集传播秘术的教育。纳杰哈马迪的专家们已经清楚地论证了这篇文章的诺斯替特征，它是有关上帝与堕落的人类心灵的精神结合的启蒙性论文。这种神秘的结合是通过“道”（与希腊文pneuma相对应的科普特文）而实现的，基督将道传授给他的真传弟子。《腓力福音》中有许多段落使用了“拥抱”、“接吻”这样的比喻表述为被授以奥义的人传道。
哲学家、正统宗教学家让-伊夫·勒鲁（Jean-YvesLeloup）依据梅纳尔的译文翻译了一个更具文学性的《腓力福音》译本，他指出，只有当我们考虑诺斯替思想背景的时候，才能够理解耶稣和抹大拉的米丽亚姆接吻的含义。而“接吻”（nashak）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含义是“共同吸气”。犹太神秘教用接吻的形象隐喻传递神道，正是在接吻者的结合中相互传递把圣人中的真正的圣人引入“洞房”的秘密。《腓力福音》中心论点正是这个：耶稣为了让他的弟子们进入洞房而向他们传道。同样，被授以奥义的人之间的传递也是用接吻表示：“通过接吻，成人成为生殖的人，让他人生殖的人。所以，我们互相拥抱，我们以心中的爱相互使对方新生。”（《腓力福音》，59）
在这种象征性和神秘的背景下，抹大拉的米丽亚姆更像是完美弟子的典范，而不是基督的情人。这样看要合理得多。正因为如此，弟子们才嫉妒，才问耶稣为什么爱她甚于爱他们。在文章中，完美弟子（与主接吻的弟子）是女性也合乎情理，它用男人和女人的结合隐喻世上的心灵与上帝的结合。但是，同所有的诺斯替经文一样，在这里肉体的结合是受到贬抑的，应该理解为一种纯精神的结合。《腓力福音》的结论是没有二重性的：“分开的人可以重新相互结合和相互受胎。所有参与神圣拥抱的人都将燃起智慧之光。他们将不再像在黑暗中形成的普通的婚姻那样繁殖。”
马利亚福音
丹·布朗还引用了另一段伪经，惟一的以女人——抹大拉的马利亚冠名的伪经。《马利亚福音》是用科普特文写在一页纸莎草纸上的诺斯替派论著，于19世纪末在开罗的一家古董店被发现。自1890年起，它被保存在柏林国家博物馆埃及考古部。虽然经文非常短并且缺了三分之一，但其中诺斯替的痕迹十分清晰。在经文中马利亚被描述为保有弟子们所不知晓的耶稣的回忆的人。《马利亚福音》里没有任何与耶稣有肉体关系的叙述，却清楚地显示出使徒们的嫉妒：“彼得对马利亚说：‘姐妹，我们知道老师爱你不同于爱其他女人。请把你能记起的、我们不知道的老师的话告诉我们。’在马利亚非常难懂的一席话之后，安德烈对这些话产生了怀疑，但彼得立即打断他，说：‘老师和一个女人说了我们不知道的秘密，这可能吗？我们必须改变习惯，全都听这个女人的吗？他真的爱她胜过爱我们吗？’”（让-伊夫·勒鲁：《马利亚福音》）这些段落可以有多种解释。耶稣和马利亚的特殊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爱情关系，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老师和他最喜欢的学生的、剔除了任何终极秘密的关系。
如果放回到它们的语境中，经文中提到的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特殊关系的含义就与《达·芬奇密码》所影射的含义大相径庭了，尽管没有人能够最终确定他们之间没有肉体关系。再说一遍，必须走出宗教禁区才有可能不带偏见地看待这个问题。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谈论基督教中女性和性的关键性问题并作出结论。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提彬教授为了证明耶稣和马利亚的结合而提出的另一个论据：库姆兰（Qumran）的羊皮纸文献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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