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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们中的很多人一样，读者朋友，我们在海滩上，也贪婪地阅读了《达·芬奇密码》。这本书令我们愉快，令我们好奇，也常常令我们恼火。在夏日的昏沉中，我们尚不知道此书要占用我们这么多时间。后来，假期结束了。
在巴黎，一位并不轻率的朋友很认真地向我们解释，教会曾焚烧了大量令人尴尬的手稿。他肯定地说：“丹·布朗说的是真相。”另外一位朋友也对我们肯定地说：列奥纳多·达·芬奇（LéonarddeVinci）真的属于一个教派。一位在大家心目中一向是通情达理的女教师在一次晚餐中断言：卢浮宫的金字塔毫无疑问地具有一种隐藏的，甚至是魔鬼般的含义。她的邻桌争着肯定地说：“显然，抹大拉的马利亚（MarieMadeleine）是耶稣的情人。”另一位宾客则因人们竟能如此地践踏福音书而义愤填膺。所有人都在寻思，列奥纳多是不是一个炼金术士①和盗尸者，圣殿骑士团②的成员是不是真是异教徒③，女神祭祀仪式是不是确实有过。《达·芬奇密码》的效应在全面发挥，与此同时，游客川流不息地参观着《蒙娜丽莎》（LaJoconde）和圣叙尔皮斯教堂（Saint-Sulpice）的日晷。
必须承认事实：《达·芬奇密码》的胜利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现象。这部惊险小说不分年龄，不分阶层，不分国籍，极为成功地动摇了无数读者的信念。人们可以嘲笑它所传播的理论，可以对它们嗤之以鼻。人们可以无视它迷惑的新“教徒”。但这不是我们的做法。我们严肃地对待“达·芬奇密码”现象。这部针对成年人的“哈利·波特”把我们引入永恒的迷宫之中。今年夏天，在阅读这本侦探小说的同时，您是不是有机会思索圣事的意义？《达·芬奇密码》唤起了一种灵修的欲望。它使人渴望更深刻地了解宗教的现象和象征符号的世界。它满足了读者对神秘事物的需求。
但是，严肃地看待《达·芬奇密码》并不意味着轻信它的那些论点，特别是“大秘密”的论点。不是挖苦，讽刺，而是分析，批评。这就是我们所作调查的指导原则。这次调查的第一个成果是获得了一份文档，发表在2004年9月初的《新观察家》上。当女记者玛丽-弗朗丝在为调查做周密准备，力图采访宗教专家弗雷德里克时，我们相识了。
文档发表后，各界反响热烈。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的媒体与我们联系，它们对文件所提供信息之精确感到吃惊，特别是那些有关《达·芬奇密码》的秘术的来源和著名的郇山隐修会的信息。在美国已经出版的约十七本有关《达·芬奇密码》的书中，这些信息竟奇怪地缺失，或者只是稍有提及！事实上，这些书或是维护天主教教会的理论性著作，对《达·芬奇密码》的秘传学①不感兴趣；或是相反，由热衷于秘传学的人撰写，他们常常陷入与他们打算破译的小说相同的怪癖之中！其中的一本在我们回来后被译成了法文，只是以伪科学的形式更新了小说的所有论点。丹·布朗是位小说家，他有写作的自由。但是，当这些自称为“解码者”的人，却打着绝对知情者的幌子以讹传讹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毒害人。
受到在巴黎和纽约的一家国际文学机构工作的苏珊娜·雷阿（SusannaLea）的鼓励，我们决定进行深入的调查，以便写成一本书。调查工作扣人心弦，处处充满意外。我们走访了小说情节里的所有现场，从卢浮宫、圣叙尔皮斯教堂到维莱特（Villette）城堡。我们询问了研究列奥纳多·达·芬奇、秘传学或是共济会②的所有的一流专家。我们搞清了有关抹大拉的马利亚，或者耶稣的独身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神圣女性（fémininsacré）的问题引人入胜。同样引人入胜的还有基督教的早期历史、基督教与异教的关系史、梵蒂冈的传说或者天主事工会（OpusDei）的作用、教堂建造者的史诗或者死海古卷的发现这些问题。丹·布朗以此写出了一部侦探小说并不令人吃惊。事实上，给予他灵感的现实比他编织的故事更令人着迷。
我们最后考察了小说隐秘和令人困惑的源头。我们找到了一段难以置信的故事的所有主人公。我们发现了鲜为人知的、丹·布朗十分小心地回避着的东西：索尼埃神父（Saunière）以及自始至终滋养着《达·芬奇密码》的法国南方小村庄——雷恩城堡的神奇传说。
因为丹·布朗的小说情节不仅仅源自他的想像力，所以，若要为其解码，就不能仅限于选择“对”与“错”，还必须指出小说家汲取的素材出自何方。乍一看，《达·芬奇密码》是一部非常通俗的惊险小说，故事情节充满了弹性。然而，它的所有内容都已经被加密。它们源于晦涩的秘传学说。在这个奇异的世界里，我们既看到了最好的东西，也看到了最坏的东西。诸如秘术社团①，共济会或者伪共济会，玫瑰十字会②，新时代（NewAge）或者圣殿骑士团③的信徒，卡巴尔神学家④，编码专家。真诚的或者虚伪的神秘主义者，纯洁的人或者江湖骗子，人文主义者或者极右派的狂徒。我们在《达·芬奇密码》的周围遇到了诗人，充满敌意的排犹主义者，博学者，造伪者，甚至还有一个托派分子。为了睁大眼睛品味神秘世界的魅力，了解到这些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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